1960年早春的杭州，西湖边的杨柳刚刚泛出嫩绿，湖面还有些凉意。就在这样一个略带寒意的三月，毛泽东的专列再次抵达这里。那个年代，杭州既是重要的工作驻地，也是他调研、思考国事时常来的地方。谁也没想到，这一次的行程里，会出现一段和地方戏、和一位青年女演员紧紧连在一起的插曲。
要说毛泽东与戏曲的缘分，得往前倒许多年。从青年时代在湖南读书时起，他就爱听戏、爱看曲艺。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每到地方，他在工作之余，只要条件允许，总愿意抽点时间看看当地剧种。不是简单消遣，而是借着舞台，观察地方风俗，了解文化传统。1960年这趟杭州之行，正是这样一种延续，只不过这一次，让他“兴犹未尽”的，是一出婺剧《牡丹对课》。
那一年是1960年，全国正处在极为艰难的时期。经济困难摆在面前，各条战线都在想办法挺过去。就在这样紧张的背景下，毛泽东仍抽空听戏，看起来似乎轻松，背后却不难看出他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当天白天，他还在紧凑安排中接见了来自南亚的客人。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尼泊尔王国首相，谈的是国家关系、地区局势，是严肃的大事。会见结束后，时间已到傍晚，他却没有立刻休息，而是精神饱满地前往杭州饭店。目的很明确——去看一出婺剧。对于旁人来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文化活动，对当时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来说，却是一次重大任务。
有意思的是，这一晚登台演出的浙江婺剧团青年演员们，并不知道即将走进剧场的，会是毛主席本人。他们只在凌晨时分接到一纸紧急通知，要立即从各自的驻地赶到杭州，参加一次极其重要的演出。理由很简单，也很常见：为中央领导演戏。那时这样的安排并不少见，但谁能想到，剧场里的那双目光，会格外仔细地落在他们身上。
要理解这出戏的分量，得先说说婺剧本身。京剧大师梅兰芳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评价：京剧的源头要往徽班、往地方戏里找，而婺剧正是其中一支重要的活水。婺剧发源于浙江金华一带，唱腔高亢，身段利落，有着南方戏曲特有的灵动。对熟悉戏曲的人来说，它既扎根民间，又带着一种古朴的味道。
那天晚上演出的《牡丹对课》，是婺剧里的传统折子戏，戏不长，味道却足。故事围绕吕洞宾与药店老板之女白牡丹展开。戏中，吕洞宾不以神仙自居，而是化作一位“考考人”的书生，走进药铺，嘴里乱点药名，想用一肚子小聪明难倒店家，顺带寻个乐子。
在传统版本里，吕洞宾“戏妇人”“戏凡人”的段子不少，不少地方本子里，多少带些轻薄和打趣。毛泽东之前在全国各地也看过不少“吕洞宾三戏白牡丹”、“七戏”“八戏”的版本，对这种戏路再熟悉不过。许多旧本子的处理，往往突出神仙的能耐，人物关系带着明显的高低之分。
而这一次，他看到的《牡丹对课》，明显不一样。
一、婺剧舞台上的“斗智”
浙江婺剧团这回拿出的，是重新整理后的版本。白牡丹不再是任人调笑的弱女子，而是一位头脑清楚、反应极快的药店闺女。吕洞宾的“出题”，被她一一接住，甚至顺着他的药名反说回去，让对方哑口无言。这种处理，既符合戏剧趣味，又在人物关系上来了个翻转。
饰演白牡丹的，是当时年仅二十出头的青年演员郑兰香。她是温州人，1955年考入浙江婺剧团，拜周越先、徐汝英为师，又在1960年前后向昆曲演员姚传芗学艺，身上的身段、唱腔都带着昆婺兼修的味道。那天她一上台，行头素净，身段却很利落，一开口，台下就安静了几分。
扮演吕洞宾的张荷，是团里颇有名气的小生。两人在台上针锋相对，一个稳，一个活，唱念做打衔接得很紧。剧情推进到“对课”之处，吕洞宾一连串出题，郑兰香饰演的白牡丹迅速应对，几乎不给对方喘息空档。这种“你一句、我一句”的交锋，很考验演员功力。
台下的观众，连毛泽东在内，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不是那种简单看热闹的笑，而是被人物机智逗乐的笑。婺剧的唱腔，本就较为明亮，再配上这样的戏路，很容易带动气氛。
演出结束时，掌声持续了好一阵。对当时那些青年演员来说，这已经是极大的鼓励。谁料，真正让他们紧张的环节还在后面。
演出一结束，工作人员便走进后台，点名请几位主要演员去楼上。被点到名字的郑兰香，一开始还以为只是普通的工作汇报。直到有人轻声提醒：“是毛主席要见你们。”她才意识到，当晚台下那位身材高大、目光专注的观众，正是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那个人。
二、戏台之后的“请你跳个舞”
杭州饭店三楼的大厅灯光并不刺眼，柔和而安静。夜已经很深，但气氛却并不沉重。毛泽东坐在藤椅上，神情放松。等到演员们被引到身前，他站起身，主动迎上前去。
“这就是演白牡丹的郑兰香。”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介绍。
被点到名字的那一刻，郑兰香有些愣住，只能局促地往前走。毛泽东伸手握住她的手，带着几分调侃：“你，今天胜利了，祝贺你啊！”一句“胜利了”，立刻化解了场面上的拘谨。
接着，他又转过头，看向扮演吕洞宾的张荷：“你，今天吃败仗了。”这话一出，周围的人都笑了。张荷也笑着点头，半是紧张半是自嘲，这种略带玩笑的评价，让舞台上的“斗智”自然延伸到了台下。
沉默片刻，郑兰香才忙不迭地说：“演得不好，请主席指正。”这句在戏班里几乎成了惯用语的话，被她说出口时，带着真切的惶恐。毕竟，对一个刚出道不久的青年演员来说，哪怕是演出现场掌声再热烈，也难以比得上当面一句肯定。
大厅里很快恢复了轻松的谈笑。有人问戏，有人聊排练，话题慢慢打开。就在大家有些放松时，舞曲突然响起。那是当时舞会上常用的节奏，不是多复杂的曲子，却足以让现场气氛一变。
毛泽东顺势伸出手，语气轻松：“白牡丹，我请你跳个舞，好吗？”
这话里仍然沿用了舞台上的角色称呼，演员与角色似乎暂时合二为一。郑兰香略微一愣，随即答道：“好啊！”对于一个从小在戏班里打熬基本功的年轻人来说，舞步并不陌生，只是这一次，搭档变得格外特别。
毛泽东身材高大，郑兰香站在他面前，只到他的胸口附近。两人迈开步子时，他的动作不急不躁，节奏稳健，像是在悠闲散步。周围人安静地看着，偶尔有人低声议论，却不敢大声。舞步间，他边跳边问，问得很细。
“是哪里人？”
“温州人。”
“什么时候开始学戏？”
“1955年进团的。”
“老师是谁？学的什么行当？”
类似的问题一连串抛出，郑兰香一一作答，把自己如何进团、跟着哪几位老师学戏、平时习哪些剧目，一一说清。毛泽东听得很认真，还插问了几句关于婺剧特点的内容。对于这位国家领导人来说，了解一个地方戏班的构成，不只是闲聊，也是了解基层文艺队伍的窗口。
音乐停下后，他没有急着散场，而是拉着郑兰香在藤椅旁坐下。其他演员也围了过来。夜已将近深更，没人显出疲态，更多的是一种不舍得浪费这段时间的心情。对于这些青年演员而言，舞台上习惯了给人看，如今却有机会近距离听人讲话，心情自然不同。
三、“人定胜天”的另一种表达
等大家都坐定，话题又回到刚刚的那出婺剧。毛泽东慢慢地说起自己这些年来看过的吕洞宾戏，“在全国很多地方看过，三戏、七戏、八戏都有，种类不少。”他提到，以往那些戏的共同特点，就是格调偏低，着重渲染神仙耍弄凡人的段落，人与神的关系里，凡人常常处于下风。
这一次，他格外肯定了婺剧团对《牡丹对课》的处理方式。“你们这出戏改得好，有新意。”他点出关键：改成了斗智，老不如小，神仙也斗不过凡人。这种观念上的转换，在1960年的语境里，意味不小。
有人听到这里，忍不住抬头看他。毛泽东似乎早有准备，站起身，略微仰头，用比较强调的语气说：“这就是人定胜天的主题！”
“人定胜天”四个字，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非常有分量。这里，他却是借着一出戏来谈。神仙代表天，白牡丹代表普通人，吕洞宾“吃败仗”，则是在戏曲的舞台上，用故事把“人不可被随意玩弄”“普通人并不低一等”的理念表现出来。不得不说，这样的解读，对习惯传统戏路的演员们来说，是颇具启发性的。
说完戏，他忽然又把话头一转，谈起历史上的吕洞宾形象。那不是传说中的神仙，而是书中的人物画像：“历史上确有其人，山西人，读书不少，却屡试不第，为人颇为刁钻。”他提到，旧书里描述的吕洞宾，常常仗着一肚子才学，拿普通百姓寻开心、开玩笑，看似风雅，实则带着几分势利。
这种从戏曲角色追溯到历史人物的方式，让在场的年轻演员听得格外投入。对他们来说，以前台本里的吕洞宾更多只是一个固定形象，一个需要按程式去演的角色。此刻，在毛泽东的叙述中，这个角色的出身、脾气、性格背景，都被串联了起来。戏不再只是戏，人物也不再停留在舞台上。
不时有人被他的说法逗得笑出声来。原本有些拘谨紧绷的氛围，就这样被打散。毛泽东并不刻意营造庄严，而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观念一点点带进大家脑中。这种谈话方式，在当时并不罕见，他会在不同场合借用戏曲、小说、历史典故，来说明现实中的某个道理。
有意思的是，这种“借戏谈理”的方式，青年演员们很快能够感受到。对他们而言，站在舞台上并不只是完成一个剧目，而是参与了一种思想表达。白牡丹从被戏弄者变成平等对话者，这样的角色转换，在无形中也鼓励了更多普通人以平视的角度看待所谓“神仙”“权势”。
聊到一定程度，舞曲又响了起来。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再邀请郑兰香，而是看向了一旁饰演童儿的小演员，笑着说：“小顽皮，我们来跳一个。”孩子明显又紧张又兴奋，试探性地伸出手，跟着他迈动脚步。围观的人群再一次轻笑起来，场面比刚才更为活泼。
这一个个轻松的桥段，折射出当时领导人与文艺工作者之间的一种互动方式。既有严肃的内容，又有生活化的交流，让人感觉那并不是刻意安排的政治仪式，而更像一场展开在深夜里的文化对话。
事实上，从1949年以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接触、鼓励地方戏曲的发展。他清楚，在广大的农村和中小城市，地方剧种比京剧更贴近群众。婺剧、越剧、评剧、黄梅戏等，都在那时得到整理和扶持。而1960年在杭州这次面对面的交流，只是其中一个具体片段。
这一晚对浙江婺剧团的影响并不止于一时的激动。演员们此后谈起自己的成长，总会提到那晚被点名、被评价的经历。有的把“人定胜天”的话记在本子上，有的在排练时反复琢磨对白牡丹的处理——是不是可以再多几分自信、再多几分从容。这种悄无声息的影响，日后在舞台上慢慢体现出来。
从时间上看，这件事发生于1960年3月，距离新中国成立刚刚过去十一个年头。整个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既面临现实压力，又在不断调整方向。毛泽东在杭州的一场听戏、一段舞曲，看似轻松，却包含了当时领导层对文艺的期待：既要保留传统，又要敢于改造，让古老戏台传递新的内容。
演出散场以后，夜色更深，杭州的街道逐渐安静下来。婺剧团的演员们回到住处，睡意却迟迟不来。有人躺在床上，仍在回想毛泽东那句“你今天胜利了”；有人翻看手头的剧本，暗自盘算着下次登台时，如何把人物演得更有筋骨。
至于那出《牡丹对课》，在此后的岁月里，又经过多次修改、打磨，逐渐成为婺剧保留剧目之一。观众在台下看热闹，看的是白牡丹如何智胜吕洞宾；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再看这出戏时，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1960年杭州饭店三楼那间灯光柔和的大厅——在那里，一出地方小戏，被赋予了更为明确的思想意味，而一群青年演员，也从中获得了向上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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