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9日，北京已入初秋，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工地却依旧灯火通明。毛主席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走进还带着新石灰气味的大礼堂，站到主席台中央，抬头一看，只见穹顶上一颗巨大的红色五角星熠熠生辉，周围无数小灯宛如群星环绕。毛主席笑着问了一句：“这是谁想出来的？”一句看似随口的询问，背后牵出的是十多年前埋下的一个念头，和一场在短短一年间完成的建筑奇迹。
很多人后来提起人民大会堂，总爱说它“从天安门广场边上长出来”。但如果把时间拨回去，会发现这座建筑的影子，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隐约出现，只是那时谁也想不到，它会以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速度，在1959年国庆前夕真实地矗立起来。
一、从延安礼堂到“万人会场”的设想
时间要拉回到1945年。那一年春夏之交，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会场是一座条件简陋的礼堂，木椅吱呀作响，墙皮已经斑驳。会场外，泥土地上风一吹就起灰。很多与会代表至今都记得，毛主席望着台下挤得满满当当的代表，说过大意这样一番话：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总要有个更大一些的会场，让成千上万的代表、群众一起来开会。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话听上去更像是一种远景设想。战事尚未结束，前途依旧难料，“上万人开会”的念头，对不少人来说有点太遥远。可有意思的是，这个看似随口的设想并没有被时间冲淡，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它又一点点被提上议程。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后，政治生活进入新的阶段。中央领导集体一边恢复和发展经济，一边着手考虑首都的城市布局。天安门广场周围，原有的建筑大多是旧时遗留的院落、街区，与新政权的面貌并不完全匹配。关于建设一个大型会议中心的想法，又重新回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讨论中，只是当时还没有定下具体选址、规模，更谈不上施工日期。
真正让“人民大会堂”这四个字走向现实的，是1958年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讨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安排。那时距离1949年已经过去九年，国家经历了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在不少领域取得了明显进展。十周年怎么纪念，成为摆在中央领导面前的一件大事。
会议上，有领导提出，可以在首都兴建一批具有象征意义的新建筑，既是对十年成就的集中展示，也是未来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实际需要。谈到这里，“万人开会的地方”又被点了名。很快，一座可以容纳上万人的大型会堂，被列入十周年重大建设项目之中。
选址问题并没有拖延太久。经过反复比较，中央决定把这座大礼堂建在天安门广场西侧，与东侧未来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相对。这种左右分布的布局，不仅在视觉上形成对称，也传达出一个直白的信息：一边是记录历史的殿堂，一边是进行现实政治决策和民主议事的场所。
在讨论功能时，彭真等同志明确强调，建筑设计要突出一个核心思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说得直白些，这里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开会的“宫殿”，而是人民代表履行职责的会场，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舞台。也正因为这个思想，后来毛主席听到有人叫它“人民宫”时，才会摇头，说“宫这个字不太合适”。
二、方案之争与星空顶的诞生
有了选址和大致要求，接下来最难啃的骨头就是设计方案。1958年下半年，中央组织了建筑专家对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进行集中研究。一开始主力是一些老一辈建筑师，他们经验丰富，在传统公共建筑方面很有造诣，但面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万人会场”，思路难免有些拘谨。
送到北京的第一批方案，数量不少，图纸也画得很细致，看上去中规中矩，却总缺点什么。有的偏向仿古屋顶，有的更接近当时苏式公共建筑的风格，要说毫无可取之处也不至于，只是无法让人眼前一亮。内部讨论时，不少专家顾虑“同行情面”，意见提得不够尖锐，会议气氛一度有些沉闷。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提出了一个关键意见：解放思想，发动群众，老专家、新力量都要上，不能只在原有圈子里打转。于是，设计工作从少数专家的“闭门会议”，变成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集思广益”。有关部门向各地征求意见，鼓励各单位、各高校的青年建筑师提交构想，不少并不起眼的设计室，也把自己的方案寄到了北京。
方案越堆越多，每天摆在周恩来案头的图纸成摞。工作节奏可以说是分秒必争，他常常一张张翻看，边看边同工作人员商量，挑出较有价值的几份，再交给更大范围的会议讨论。在大量方案中，他择出了八套较为突出、风格各异的设计，准备在此基础上统一研究、综合取舍。
围绕这八套方案，专家们集中讨论，逐渐聚焦到几个关键问题上。争议最大的大体有五点：一是地基的具体位置，是更靠近正阳门方向，还是稳稳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二是建筑高度需不需要明显低于天安门城楼，以免产生压过中轴线“主景”的感觉；三是与东侧革命历史博物馆之间到底保持多大的间距，有人主张350米，也有人觉得拉到四五百米更舒展；四是屋顶形制到底用不用“大屋顶”，如何在庄重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五是纪念碑两侧究竟配多少组建筑，有人倾向“一左一右”各两组，有人认为简洁一些更好。
这些问题看上去像技术细节，其实每一条都关系到整体格局。一番争论之后，方案送交中央请示。上级批示明确了一条原则：人民大会堂正门的中轴线，不宜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对冲，以免在视觉上形成“硬碰硬”。在这一前提下，其他细节交由专家们充分发挥。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划定底线，另一方面也给设计团队留下了操作空间。
1958年10月6日，综合修改后的新一轮方案摆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负责汇报的工作人员一边摊开图纸，一边说明各部分调整。周恩来沉下心来逐一查看，等全部看完，他指着其中一套说，这个会堂的造型，更适合作为人民大会堂，另一套“大屋顶”方案，则更适合作为美术馆之类的文化建筑。
讲明想法之后，他随手拿起纸笔，在图上勾勒出自己心中理想的轮廓：整体要简洁大方，体量宏大但不压迫，立面要有节奏感，内部空间既要显得庄重，又不能让人觉得冷清空旷。这张手绘草图，后来成了调整内部空间和顶棚形式的重要参考。
仅仅三天后，也就是10月9日，按照这一思路修改的新方案再次送到周恩来面前。这一回，他在基本认可总体造型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看似细微却十分关键的意见——大礼堂内部的空间感要做文章。会场净高设计为33米，如果墙体、顶棚都是直上直下的硬线条，视觉上会产生一种难以消除的距离感，人坐在下面，容易觉得“人在一边，顶在另一边”，缺乏亲近感。
基于这个考虑，周恩来提出一个设想：让墙身与顶棚之间不是直角转折，而是用弧形过渡，形成一种墙与顶连成一体的效果。这样一来，视线在向上移动时，不会被某条突兀的线条打断，而是顺势滑向穹顶中央。试想一下，当整个大厅坐满代表，灯光从四周弧形带缓缓泛起，集中到正中的区域时，人们很自然就会把目光投向上方，产生一种“抬头仰望天空”的感觉。
也正是在这一连串构思的基础上，大礼堂穹顶中央那颗红色五角星，以及环绕其周的“群星灯带”才有了落地的空间。不得不说，这种将政治象征和建筑艺术结合起来的做法，在当时的公共建筑中并不多见。
方案定下来了，时间却异常紧迫。从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国庆，留给施工的时间不到一年。对于这样一个体量和技术要求都极高的建筑群来说，这几乎是个让人不敢轻易答应的任务。然而，中央已经作出决策，各部门唯有想尽办法完成。
三、举全国之力成就大会堂
设计图逐步定稿后，摆在面前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腾地。天安门广场西侧原本分布着居民院落、机关单位和一些老旧建筑，要为人民大会堂“让路”，必须进行大规模拆迁。工作人员一度担心，时间紧、任务重，群众可能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搬迁。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政策还没来得及逐条细化，不少住在规划范围内的群众已经开始主动收拾家什，询问具体安置安排。有老人对家里人说：“国家要在咱家门口盖大会堂，这是好事，挪个地方住算不了什么。”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拆迁工作中的阻力，也让工程能够按计划推进。
场地清理完成后，最关键的阶段拉开序幕。施工单位调集了各地的技术骨干，许多工人自愿报名来到工地加班加点。一些年轻人甚至把能参与人民大会堂建设，当成一件说起来倍有面子的事。说白了，很多人那时心里就一个念头：能在这座建筑上留下一锹土、一块砖，就是给新中国十周年献礼。
速度很快，却不能只盯着进度条往前冲。周恩来专门强调，大会堂不仅要赶在十年大庆前投入使用，更要经得住时间考验。“要向着站得住几百年的目标努力”，这句话在不少工程技术人员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材料选用、施工工艺、质量检测，每个环节都要多设几道关卡，宁可多费点时间，也不能留下隐患。
然而，当时的客观条件并不宽裕。国家经济仍处在相当吃紧的阶段，钢材、水泥等关键材料十分紧张。为此，中央发出号召，请各地在保证本地必要建设的前提下，集中力量支援首都重大工程。消息传到周边省市，一些工厂加班加点生产大会堂急需的钢筋、水泥管、玻璃等材料，有的钢筋刚从轧机上下来，温度还没完全降下来，就被装车直送北京。
有意思的是，在运输线上也出现了不少“细节故事”。有司机后来回忆，当年往工地送钢材，车一开进现场，卸完货再回厂里时，刚好碰上下一批运往别的地方的材料还没装好，就干脆在车上打个盹，再装下一趟。大家嘴上不一定说得多激昂，但那股劲头，从这些细微处就能看得出来。
随着各方资源源源不断汇聚，北京的工地像是按下了快进键。地基开挖、主体结构、屋顶钢架、外立面安装，一道道工序紧密衔接。夜幕降临时，天安门广场西侧灯光四起，焊花在空中迸溅，缩短工期的压力几乎压在每个参与者心头。工人之间流传着一句朴素的话：“咱这儿每晚多干一小时，到国庆那天就多一分底气。”
外观结构大体成型后，接下来轮到内部装修和艺术陈设上场。1959年夏天，距国庆不到几个月，大礼堂正面大厅的那面巨型墙壁还空空如也。按照此前讨论，这里准备悬挂一幅巨幅国画，主题是展现祖国山河气象，以毛主席词作《沁园春·雪》为意境来源。最终，任务交到了傅抱石和关山月这两位著名画家手中。
时间紧迫，两位画家既兴奋又压力巨大。回到住所后，他们开始一遍遍推敲画面构图：既要有“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苍茫，又要表达出山河壮丽、气象万千的格局。几天过去，纸上草图画了又改，始终没有一个让两人都满意的方案。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陈毅元帅和郭沫若登门来访。陈毅性格爽直，一坐下就笑着问：“画到哪一步了？心里有没有底？”两位画家坦言还在苦思冥想，没成型的东西，不好轻易定稿。陈毅是懂诗词的，他听了之后也不绕圈子，直接从意境入手提建议。
他大意说，既然是根据《沁园春·雪》来构图，那画面就不能局限在某一角山水，而要统揽“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四季景象、东西南北的地势都要有所体现，这样才称得上“江山如此多娇”。关山月受到启发，又想到一个问题：“要不要画人物？太阳用不用点出来？”这个看似简单的取舍，一时间也把众人难住了。
郭沫若听了，笑着接过话头，说人物还是不画为好，否则视线容易被具体形象牵住，反而削弱山河的气势；至于太阳，他的观点很干脆——“太阳当然要有，毛主席这首词写在建国前，如今已经建国十年，总不能让太阳一直躲在云后面吧。”一句玩笑话说完，屋子里气氛顿时轻松起来，几人都笑了。意见敲定后，画作方向也变得清晰。
接下来的日子里，傅抱石和关山月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幅后来被命名为《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制上。瀑布飞流、山峦叠嶂、长城蜿蜒、江河奔腾，一点点在画布上铺开。待作品完成，送到人民大会堂大厅试挂时，不少工作人员抬头望着那幅巨画，忍不住小声感叹：这画跟大礼堂还真是气韵相合。
与此同时，礼堂、宴会厅、各地方厅、走廊、楼梯间等处的装饰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灯具选型、座椅材质、地面铺装纹理，甚至墙饰的花纹，都经过层层审定。有人当时就说，大会堂里没有哪个角落是“随便凑合”的。
1959年9月9日，距离国庆只剩下二十多天，人民大会堂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这一天，毛主席来到工地进行视察。按照安排，他先后参观了宴会厅、礼堂和北京厅等区域，对沿途看到的施工质量和整体效果表示满意。走到大厅时，他顺口问工作人员：“这座建筑现在都怎么叫？”有人回答，说大家平时有叫“人大会堂”的，也有叫“万人大会堂”的，还有人顺嘴称为“人民宫”。
毛主席听后略一沉吟，肯定了“人民”的提法，却觉得“宫”字带有旧时代宫廷色彩，和新中国的政治理念不太相称。于是，他提议用一个更准确的名称——“人民大会堂”。这一命名很快得到通过，从那一刻起，这座建筑拥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正式称呼。
命名之后，毛主席登上大礼堂主席台。站定以后，他抬头望向上方，只见穹顶中央那颗巨大的红色五角星格外醒目，周围一圈圈灯带像环绕的大星群，整个顶棚与四周墙体之间的弧形过渡，让空间看上去既高大，又不显生硬。他看得很仔细，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个天花板的主意是哪位同志提的？”回答是，这样的布置，是在周总理亲自过问内部空间效果时确定下来的。
毛主席听后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却明显露出几分欣慰的神情。熟悉他的人都明白，这种心情并不复杂：从延安简陋礼堂里的一个愿望，到天安门广场西侧拔地而起的人民大会堂，老战友之间的默契在这里又多了一笔印证。穹顶上的那颗五角星，不只是照亮会场的灯饰，更是对那个早年“万人会场”设想的一个回应。
第二天，也就是1959年9月10日，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告竣工。从图纸到成型，用时不足一年，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这样的建设速度本身就颇为罕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建筑承担起全国性会议和重大活动的重任，成为新中国政治生活中一处极为重要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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