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千年前的成都人就用上了“支付宝”？|交子|成都市|支付宝|纸币|铜钱|铸币|飞钱

千年前的成都人就用上了“支付宝”？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货币演进史同样源远流长。作为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中国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在夏朝就有使用海贝作为货币的记载，商周时期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演变，春秋战国时期正式进入金属铸币时代，直到宋代四川出现交子，我国成为了世界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从重装到轻便，这条货币变革之路的关键转折得从唐代说起……

钱钱钱！缺缺缺！

唐代经济繁荣，商业尤其兴盛，南北方的商业交流日益频繁，当时长安、扬州、广州、成都等地，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枢纽城市，外贸范围辐射辽阔，向东可达琉球、日本，向西可至非洲、罗马。

唐代对外交通图（图源：《中外历史纲要（上）》第8课《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然而，繁荣的贸易背后，却藏着严重的危机。唐代主要流通货币是铜钱，商品贸易皆以现钱支付。远距离贸易的增多，导致钱币大量流至海外，加剧了对铜钱的需求。

但当时的铜钱供应却不尽如人意。

唐代铜矿开采工艺较为落后，开采量不能满足铸币需求。铜钱的供给不足使得通货日益紧缩，钱“重”物“轻”，富商大贾纷纷蓄钱。此外，铜价的高升导致铜器价格的上涨，民间百姓毁钱铸铜器，谋取利益，社会上流通的铜钱日益减少，最终导致了“钱荒”。

唐“开元通宝”铜钱（图源：中原金融博物馆）

于是朝廷下令严禁销铸铜钱，同时禁止现钱出境。但禁止现钱出境又会妨碍正常的商业往来和商品流通，为了应对这场货币危机，新的支付手段“飞钱”应运而生。

“飞钱”不会飞，也不是钱

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新唐书·食货志》

唐朝商人之间流行一种“飞钱”，尽管称之为钱，事实上它并不是钱，用现代的话来说是一种汇兑证券。产生于唐宪宗时期，类似于今天银行的汇票。凭纸券取钱而不必运输，钱无翅而飞，故曰“飞钱”。

唐代飞钱（图源：中原金融博物馆）

飞钱最早出现的场所和金融并无关系，而是各地的“驻京办”。唐代各道（相当于现在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会在京城设立“进奏院”，以便及时了解中央决策，递送重要文件，并为进京办事的当地官员提供服务。同样，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也都在地方上设置派出机构。这种联系网络为汇兑业务形式的产生提供了便利条件。

各地的商人在长安售出货物后，可把现钱放到所居住的各道驻京进奏院，由进奏院发放一种叫做“文碟”或“公据”的牒券。牒券一分为二，半张交给商人，另外半张由进奏院派专人送回商人本道的地点。商人返乡到指定地点，合券核对无误，即可领回货款。在官府文案中，这种现象也叫“便换”，而这个流程，就是中国早期汇兑业务。

唐代飞钱的使用（艺术创作）（图源：四川中太经济管理研究院）

据《因话录》卷六《羽部》记载，“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置之衣囊”。这里的“川途”并非泛指山川路途，而是专指剑南三川的道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剑南三川因地理条件，交通极为不便，使用携带方便的“飞钱便换”成为迫切需要。所以有专家认为，飞钱就是在蜀地诞生的，但学界并没有认定此说法。

虽说不能确认飞钱兴于蜀，但这种以信用为基的汇兑方式，确实盛行于长安以及扬州、广州、成都等主要商业城市之间。可见唐代的“扬一益二”蕴含的不只是商贸繁盛的代表，更是当时经济发达城市本身的社会诚信基因的体现。

千年前的古人就用上了“支付宝”

飞钱是异地汇兑的信用凭证，并不具有流通的性质，从某方面说，和现代人使用的支付宝非常相似！两者都用“虚拟凭证”替代了实体货币，是基于信用的、便捷的“资金管理工具”：

飞钱让商人拿着一张纸就能跨城“取钱”，如同支付宝让我们用手机就能扫码消费，解决了现金流通不便的局限。

此外，两者都依托可靠的信用主体，以降低资金风险，飞钱依赖官方的“信用背书”，如同支付宝依托阿里巴巴平台的信用体系和官方监管。

但不同的是，飞钱只是单纯的汇兑工具，不像支付宝能让“钱生钱”，更没有覆盖衣食住行的“万能支付”场景。

飞钱是唐代商业繁荣催生的“金融智慧”，而支付宝则是数字时代的“金融升级”，两者相隔千年，却同样改变了人们与“钱”打交道的方式。

从飞钱到交子，建立金融信任机制

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唐之飞钱。

——《宋史·食货志》

作为汇兑信用的载体，飞钱营造了方便的货币流通方式，为交子的诞生做出了前瞻性的铺垫。

宋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促使商业信用进入流通领域，甚至渗透到生产领域，茶、盐、粮食、布帛等实物的买卖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商业信用的方式。信用票据的价值已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宋代信用货币——交子产生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