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祖光和我商定搬家离开王府井帅府园马家庙九号，我心里十分矛盾，更伤心为这所四合院受的累。可是已经讲好了，西屋和南屋已被两家占住，用我们的北屋和东屋，还有几间耳房，换了两个单元四间房。祖光日夜收拾东西，我把零零碎碎的装进纸箱。儿子找来了同学，当时我和祖光都是被审查对象，亲朋也都不敢来帮忙。儿子的同学马小力的母亲为人很好，马大爷是搬运工人，他们是劳动人民，不怕政治上株连，一家人热情的来帮忙。一些搬不走的东西，自然就送给马家了。在这院里住的一家可不在乎，用什么留什么，反正我们搬开了也拿不走，用不上。另一家也是一样见什么要什么。这些东西送了人情，也是对的。人就是"善财难舍"。抄家时，被抄走那些好的、价值连城的东西，连问一声都没有，眼看着那些戴着大口罩的红卫兵明抢、明拿。特别是那个大干部的儿子，他随时带来一帮"东纠"红卫兵来抄家，这个姓滕的看我们搬家，他带了一群人来院里走了一圈。我心里生气，看他反背着手，看了看准备搬走的满院子东西，走了还不住的回头。心想：打、砸、抢的时候过去了，到底不敢再明抢明拿了。送人！我把不搬走的大批东西送人，还落个人情。来院里掏大粪的师傅，床、沙发、一套木器都送他了。
搬家没有人帮助出车，只在东单三轮车站请了十辆三轮车，祖光骑自行车在前领路，浩浩荡荡十辆平板三轮车一排成长龙式，祖光为了让他们别太累了，有意慢慢的走。十辆三轮平板车，足足走了一整天，才算把东西都搬完了。多难哪！
搬家时我想把澡盆搬走，把搭走廊的门窗格子搬走，祖光不肯，他说："你把一所四合院房都不要了，还心疼这点东西吗？有人搬进来住，又要叫人家费事再修理……"我都依他了，一样也没有动，只是把应用家具搬走了，想着人家搬进住的方便。祖光哪里想到我们搬走后，房管部门就把全院房，大动土木改造，大房子改小房子，北屋、东屋房、小耳房都搬进了人，而且都是私分。我去看过，太伤心了！北房的大通地玻璃窗，也早拆走了。院里的树也全砍掉了。从进门就搭起了小房子，一个个小棚小房，成了破破烂烂的大杂院。住的人干部、工人、职员什么人都有。有人说："帅府园马家庙，有这个庙，可不是那个神了。"
和平里这两个单元四间房，祖光也受了不少累。房子是新盖的，但因"文化大革命"，分配的干部还没有搬来就被打倒了，这房子就被1966年大串联接待红卫兵站给接收了，地上铺稻草招待红卫兵串联的客人。房子地上脏的下不去脚，臭味难忍，地上的稻草夹杂着破衣、布条，干屎蛋。墙上写的乱七八糟！
墙上的血，用过的例假纸等等，都是所谓红卫兵大串联留下的痕迹。祖光亲自跟两个儿子打扫这四间房，先从窗子上把稻草扔出去，又用平板车推到垃圾站，这就搞了一整天，扫房、刷墙又花了全力。祖光好脾气、好耐心，他都是亲自动手亲自领着干活。
从大房子四合院一下搬进这仅有四间的单元房，我觉得入了鸽子窝，看着一些家具损失，心里可憋闷了。
住在这接待过红卫兵的房子，看着墙上曾写过"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痕迹，我想着我在接待红卫兵时情景：那是1966年，全国大串联停产闹革命，有一阶段，各单位学校除了被审查、所谓有问题的人以外，大部分年轻人、中年人都可坐火车去任何地方串联，坐火车吃、住都不收钱。红卫兵串联闹革命，就是到处打骂批斗被审查的对象，每天我都被串联的红卫兵叫出来打骂。有的人根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就是为了表现他革命，举手就打。那时祖光被关押在他们单位牛棚，我是被信任的审查对象，留在单位。单位大部分人都出去串联了，留守人员在家接待红卫兵，单位大屋子排演场全腾空了，地上铺稻草，草上是麻袋，当中一条留出走路。我们单位接待的是南方来的红卫兵，北京的冬天很冷，冻的一群群孩子缩着身子挤在一起，好可怜啊！单位动员给红卫兵捐献衣物，眼看他们冻病了，我把棉裤、棉袄、毛衣裤、被子、毯子、棉鞋等等，个大包，还有十几件绒衣服，我想，谁家都有儿女，他们太可怜了！他们中间，还闹出了很多事，正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男男女女为了争风吃醋，大吵大闹打人消气。和平里这14区刚刚盖好，就接待红卫兵，也搞得这般光景。这叫"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真可以叫"大破坏！"全楼的玻璃没有一块整的，全砸了。我和祖光一样样的收拾，把四间房子整理好，东西摞东西，摆放到房顶。
这时我和祖光可以回家了，到1966年12月间，我们单位的红卫兵头头通知我，又把我关进了牛棚接受审查。我被关后，祖光也关进牛棚。不久祖光被转到天津静海县团泊洼"五七千校"，一去就是八年，我也去了北京大兴县干校。
和平里十四区生活
自1967年我在单位战备组深挖防空洞，劳改，又一次蓄谋变相抄我家，四个审查我的专案人员，来我家指定抄走了齐白石先生的精品，五张画，后来落实政策也没有找到。这四位抄我家的人，现在仍在我单位，但也没有办法找到齐白石先生的这几张画了！不知他们可受到良心责备？
在这四间小房，我又被送进牛棚了，两个儿子上山下乡走了，女儿跟着带她的阿姨走了，家里只有老婆婆一人。这时我闭上眼想谁呢？丈夫他心宽能想得开，爱劳动会干活我可放心，老婆婆有知识、经过多少次大灾大难，能忍耐懂知识的老人，我也放心，大儿子和二儿子上山下乡他们年轻力壮，能吃苦，我也放心。小女儿跟着张阿姨去她家，走时我给张阿姨钱和物品，足足够她生活的，也不会受苦。她在张阿姨家也可学会劳动人民的艰苦美德，想来想去还是自己怎样对待审查我的这群人吧。
这次，我被关了一年多回来了，这时1971年底了，忽然街道上一个所谓积极分子，她以街道积极分子资格，来我家动员我给她腾出一间房来，而且要我们这四间当中最大的一间。她的理由是：丈夫孩子三口人，而我家小女儿回来了同老婆婆和我也是三口人，四间房给她一间，必须是四间中大间的，听起来像很合理，这时我已早就在大兴县五七干校了，一月回来休息四天，这个人只要我回来，我前脚进门，她后脚就来逼我腾房。她那一脸灰黄的皮肤，干巴薄嘴唇可能说了："论阶级，我们是红五类，无产阶级；论革命，我们是造反派；论人口，你们家现在只有三个女人。我们三口人占一间，这是合理公平吧？再说你们是被抄被斗户，要不是为了革命，你们叫我搬进你们这里，我们还怕受连累了……"我听着心里气得简直要发疯了，这跟强盗有什么两样？可是她扳起面孔说："这就是革命需要。"
派出所的户籍警察还不错，他对这个人说："你搬进新凤霞的房子，要等她下个月从干校回来吧。"这个人表面答应了，可是她天天来找我婆婆，老人实在受不了。今天她搬来一个炉子，明天她拿来一卷破席，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把屋里能卖的家具，找到张自忠路委托店，请他们来我家。还好，委托店的同志一眼认出我来，他完全理解我的难处。我说："我现在干校，一月回来一趟，街道要我腾房，我不能自己给您全部把家具送来，您去我家把东西拉走，钱您随便给，您是帮我解决困难……"我千恩万谢，委托店同志答应了。我得回干校，我跟委托店交代好，跟老婆婆说了，婆婆心里十分紧张，她害怕家具卖掉，这个逼我腾房的人立即就会搬进来。这个女人是这个十四区有名的积极分子、革命造反派，自称为了革命需要做了很多混帐事。
1974年我的二儿子吴欢从黑龙江兵团回来，他是得了肝炎出院回来养病探亲，我把他爸爸的大衣棉衣、棉裤给他穿上。这个逼我腾房的人住在我们单元，老是鬼头鬼脑的偷偷看我们家的情况，忽然一天的深夜12点多，叭、叭，有人砸门，我们一家吓得一动不动相互看着，婆婆用手指着住进我们单元的那家，我明白了准是她在作鬼了，想到这里我站起身开开门，啊！五六个警察手提着电筒："吴祖光回来啦？"我心里一惊，我以为真的祖光回来了，我用力向周围看，跑下两层台阶，几个警察很凶的说："你们都出去！快……"女儿和老婆婆被他们推出了门，站在楼道，儿子吴欢躺在床上，警察看见我床上躺着人说："这是谁？"另一个说："吴祖光！"他们闯进了我的房间，一个上去掀开被子，看见是我儿子也有点心虚了，我看他们这样无理，气得哆嗦发抖，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相互不开口，看看住进的那家，我明白了，大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问吴祖光回来了？他们没想到，说："有人汇报说吴祖光回来了"……我知道是这家人去汇报的，我气得上前一步对准这一家大声说："吴祖光真回来又怎么样？现在受审查，还没有定性呢！住在我们单元里，水电房费一个钱不拿，还作鬼偷偷的害我们！"我说着出门对着我的婆婆拉着小女儿说："进来，为什么让我们家的人站在外面？我也是苦大仇深的人！咱们刨刨根，还说不定谁是资产阶级了？"我说话时理直气壮，这家人躲在屋不出来，警察一声不响。我又说："你们看看我儿子是从东北建设兵团回来探亲，他有病啊！你们闯进来打门，又看了大柜，手电筒到处照，好像是抓特务！住在我们这里，还有良心吗？"警察一个个有些灰溜溜的，我又大了胆子说："我是在受审查，可是你们来我家可有我单位同意吗？我有组织！吴祖光在干校，现在多少人都在干校，难道你们都去人家夜里搜查吗？汇报的人你出来！"
我问得他们无话可说，这家人一直没有出屋子。警察们一声不出，亏心地下楼去了。我对准这家人的屋子说："以后你们放明白了，我们受审查还没有定性，再要像老鼠一样胡串，我就让你搬走！这房是我用四合院换来的，房权是我的！"……老婆婆害怕地对我摆着手，我也用手摆着说："别怕，我明天去干校，这房子是每月我交房费、水电费，住在这里一文钱不交，还想捞点什么政治资本！说好了，政治运动过去，一切都要算清楚，我相信国家不会剥削老百姓！可是老百姓也不能欺老百姓！咱们是朋友，是邻居，就知点趣。革命暴风雨，打倒、油炸、炮轰，这个开始时期已过去了，我们受审查也有结束，是什么问题我也自己知道，以后就大家相互照应。"我这一大套话对着这家人门说的。他们一声不响，也不出屋。从此这家人也不那么凶了。
我从大兴县天堂河五七干校回来，是调到西城区"人防"深挖防空洞，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下，我能回来总比在干校不能回家强多了，每天天不亮出门，晚上黑着天回来。我跟这家人很少见面，也就井水不犯河水，她仍是白住房白用水电，一文不给，我也不为这事跟她算清帐。
每天出门一天回来路上，我总是要在进胡同远远的望着14楼3单元，3楼临街的窗户，这个窗户如有灯亮，那是祖光从干校回来了，但天天回来看，窗子是黑着的。
1975年10月，"四人帮"临终挣扎，追查对江青的"反映",祖光在天津静海县团泊洼干校又一次挨批斗。我担心又受害，听说已经又把很多人关押起来了，说过一句有关江青的话也是反革命……我们战备组深挖防空洞的被审查对象也挨整了，军宣队找我审问。我又是重点。虽然已作了结论，可极左习惯了的我们单位的一位领导，仍是有意整我，最后把我害得病了一场。
就在这时候，林彪死了，"四人帮"垮台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愚蠢、最残暴、最无耻、最为祸人民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祖光回来了，孩子们都回来了，我可是病倒了，婆婆显然是衰老了。
1976年唐山地震，北京受了影响，我躲地震去了河南。就我在河南时，祖光怕我在家为了搬家着急，每次搬家都是我几天几夜的装箱装包袱，一个个的做准备工作。这次我在河南，给祖光分配了房子，在北京朝阳门外东大桥，祖光为了东大桥暖气好，日夜供暖，对我身体很需要。这次搬家祖光没有通知我，他怕我现在身体不方便为了搬家而着急。他一人够累的，搬好了家后，从河南把我接回了北京。
1978年政策落实，我和祖光几十年的错划"右派"，1957年的冤案平了反，二十一年的折磨是一场瞎胡闹。
报社记者、编辑一个个来约祖光写有关1957年错划"右派"的回忆和"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事情，祖光说："我不写，事过去了，没有再写的价值了，以后再写吧。"祖光一个字也没有写。
我从河南回来，房管局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来，谈关于私房落实政策事，当时买私房文艺界人很多，赵树理、老舍、艾青、张君秋、赵燕侠、吴素秋等等。就说作家艾青，他的房是在东城区，老舍也在东城，祖光也在东城。落实房屋政策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赵树理的房早就因赵树理已去世，他的夫人和孩子都去了山西，也就另有安排了。艾青一直住在北京饭店，要求把房子修缮成原来的样子才搬回，不然就住在北京饭店，哪管一天百十元钱的房费。
老舍先生虽早去世，他的夫人和儿女也都在北京，要求恢复原来的房子。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文革"挨整对象，房子都被人强占了，原来的房子也都改建的乱七八糟了，再恢复需要大工程。
1977年房屋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多次来找祖光谈私人房屋落实问题，这当然是很困难的问题。几次谈话，都是提出若干困难，我们这所四合院和前门樱桃斜街十三号给母亲买的那所房子，祖光说两处，凤霞父母已经不在；凤霞也决不需要这处房，凤霞还有妹妹，让她们决定吧。来人说："主要是马家庙这所房，已住进七八家，房子拆改的乱七八糟了，如腾空再修缮，国家要拿出十几套楼房，钱就花远了……你如放弃这所房子，我们拿出你一家人住的房，这就给国家解决很大困难……"祖光为人厚道，他从来没有向国家伸手要过什么，为了国家他可以付出一切，比起那些想尽办法从国家手里要这要那，争出国要待遇，祖光的为人多可贵呀！祖光先对我说："凤霞，这所四合院被改修的乱七八糟了，如重新恢复，国家花很多钱，还要拿出很多房让他们搬出去。如果咱们放弃这所四合院，住楼房就好办了……"我说："国家困难这是国家自己造成的！闹革命！好好的一个国家左一次运动、右一个'革命'，专整有本事爱国的老百姓！国家整的穷了，也把老百姓整的家家不安，那些自称革命派的人，蛮横不讲人情，不讲义气，沾上了一身坏习惯还不自觉。和咱们同时一起买房的那些人，不是都决定要回自己的房子吗！咱家更有理由，我被整成残疾！我们是受害的！"
房管局的干部又一次跟祖光诉苦劝说，祖光同意了，并愿意写一个捐献给国家的信。祖光说："咱们如一定要这所四合院，就等于背上这个包袱，一年四季房子修缮管理。咱们现在不是当年，不能这么伤脑筋，尤其你身体也方便，住楼房一切都可放心。四合院冬天取暖，夏天房漏了，都要找人修，哪有这份精力呀！"我跟祖光这些年，总是叫他说服了我，我也同意了他的理由。我们就把王府井帅府园马家庙这所四合院捐献给了国家。
老舍先生夫人胡絜青师母来跟我说："东城房管局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开会，拿祖光作例子，给国家解决困难，自己克服，凤霞有病，还替国家捐献出了自己的房……"
我至今还说祖光太傻，把一处十分值得留恋怀念的四合院让出了。
"皇帝"（指溥仪）听我说完王府井帅府园九号我们家的四合院和我们全家的遭遇，同情地说："我可不会劝解人，这不是小事，'文化大革命'是革文化人的命，你看看遭难的人太多了！我是个被改造好的脱胎换了骨的人，可是我的家族一个没有逃脱全遭难了！"
"我自1924年被逐出宫，在日本大使馆躲了一个时期，后来偷偷溜出到当地北平车站，我化了装成商人样，坐二等车厢到了天津。从此我就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深渊了。当时，我也苦恼，憋闷，精神没有寄托。我在位时，北京这样偌大的紫禁城是我的，可我并不快乐。现在我一无所有，自食其力感觉痛快！干活劳动，睡觉也轻松。我从小就靠药物才能安眠，现在我躺下就睡得很香。跟平民百姓工人师傅学知识，讲情义，这是最富有了。一处四合院，你不要放在心上。我被特赦回到北京，1959年住在五妹家，是平房杂院，三间北房我住最小一间房，去厕所都得到门外街上公共厕所，用水去大门口公用自来水管子。我在这间小屋感到十分温暖！我这一生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这间只有八九平方米的小屋躺在一个单人小床上，看着新糊的顶棚，新布被褥，永远忘不了这个幸福愉快的日子！"
我从和"皇帝"这次谈话，知道人要会生活，遇事要想得开。后来又经几次搬家连遭欺负，我都不放在心上了。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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