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亲家母亲周桂兰打来的。

她的声音在电流里有点失真,背景音很安静,不像她往常在自家大客厅里那种敞亮的嗓门。

她问我,佳怡大学时是不是肠胃特别不好,有没有旧病历。

我愣住了,佳怡从小身体皮实,没这毛病。

周桂兰停顿了一下,压低了声音。

“阿姨,是这么回事……佳怡以前,大概结婚后第二年吧,意外怀过,没保住。”

“当时调理了很久,现在想找个老中医再看看,调理身体,准备要孩子。”

“我想着找找她以前的病历,对比一下……”

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窗外的北风好像突然钻了进来。

结婚第二年?

流产?

我的女儿,在千里之外,经历过这样的事。

而我这个当妈的,竟然从头到尾,一个字都不知道。

她那些年电话里永远轻快的“都好”,像一层厚厚的、光滑的冰。

冰面之下,原来藏着这样的石头。

我握着话筒,手指冰凉,忽然觉得,我和电话那头焦急的亲家母,和那个被他们精心照顾、也小心隔离的女儿,隔着的,何止是千里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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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饺子是白菜猪肉馅的。

我和曾仁义对坐在餐桌两头,电视开着,里头的人笑得很热闹。

声音填满了屋子,却填不满某些空隙。

热气从盘子里袅袅升起,很快就在空气里散淡了。

他夹起一个,蘸了醋,塞进嘴里,慢慢地嚼。

我也吃了一个,味道是对的,咸淡合适,就是吃起来有点费劲。

像在完成一个任务。

墙上的钟,指针不紧不慢地走着。

往常这个点,电话该响了。

周末晚上,佳怡会打个电话回来,说说她那边的天气,吃了什么,或者什么也不说,就问句“爸妈吃了没”。

今天没有。

我瞥了一眼静默的电话机,黑色的机身像个蹲着的哑巴。

曾仁义吃完盘子里的最后一个饺子,端起碗喝了口饺子汤。

他咽下去的声音,在电视节目的间隙里,格外清楚。

“今年冬天,好像比往年冷。”他说了一句。

我没接话。

冷吗?暖气烧得足,屋里温度计指着二十三度。

可手脚总是有点冰,怎么也捂不热。

他起身,把碗筷收拾进厨房,水龙头哗哗响起来。

我坐着没动,看着电视屏幕上变幻的光,映在光洁的桌面上。

那些光跳着,却跳不进眼里。

窗外彻底黑透了,偶尔有汽车驶过的声音,拖着尾巴,很快消失。

这个冬至夜,和过去的许多个夜晚,慢慢重叠在一起。

安静,漫长,带着一种熟悉的、尘埃落定的空旷。

厨房的水声停了。

曾仁义擦着手走出来,看了一眼电话,又看了看我。

“可能忙。”他吐出三个字。

我知道他在说佳怡。

我点了点头,也站起来,开始收拾桌子。

抹布擦过桌面,发出单调的沙沙声。

忙。

是啊,她总是忙。

在婆家受宠,女婿体贴,亲家母周到,她忙着融入那个崭新的、温暖的世界。

那里有我们听不太懂的口音,有我们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有把她捧在手心的、实实在在的热闹。

我们的这个世界,只剩下老旧的家具,固定的作息,和一顿吃了大半辈子的白菜猪肉馅饺子。

她的“忙”,像一道缓缓落下的幕布。

幕布这边,是我们。

那边,是她。

电话始终没有响。

02

电话是周六上午十点过五分响的。

比平时晚了半个钟头。

我正戴着老花镜,看超市的宣传单,研究鸡蛋的价格。

铃声突兀地刺破客厅的安静,我手一抖,宣传单滑到了地上。

曾仁义从阳台上探进半个身子,手里还拿着浇花的水壶。

我稳了稳神,走过去,接起来。

“妈!”佳怡的声音立刻涌了出来,清亮,带着笑,像南方海滨城市永远不会缺席的阳光。

“哎。”我应着,嘴角不自觉地弯了弯,“吃饭了没?”

“早吃啦!妈,我跟你说,昨天程磊妈妈,就是我婆婆,周姨,非拉着我去逛街。”

她的语速很快,雀跃着。

“我看中一件羊绒大衣,嫌贵,没舍得。她趁我试别的,偷偷就给买下来了!”

“哎呀,说了不用她破费……”

她话语里那点嗔怪,裹着满满的、几乎要溢出来的甜。

我听着,眼前好像能看见她微微跺脚,拉着那位周姨胳膊撒娇的样子。

那是我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情态。

在我和她爸面前,她总是懂事的,安静的,甚至有点过早的沉稳。

“人家对你好,你就领情。”我说,“回头也给人家买点东西。”

“知道啦!妈,程磊昨晚带我去了一家新开的餐厅,说是西班牙菜。”

“那个海鲜饭,啧啧,跟咱们家的焖饭完全两码事。就是有点咸。”

她絮絮地说着,餐厅的装修,奇怪的菜名,窗外的江景。

声音通过电波传来,有些微的失真,但那股子轻盈的快乐,是实实在在的。

我“嗯”、“啊”地应着,插不上什么话。

那些地名、菜名、品牌名字,对我来说很陌生,像另一个世界的语言。

她说了好一会儿,才像忽然想起来。

“我爸呢?在旁边吗?”

“在阳台弄他那些花。”我朝阳台努努嘴,尽管她看不见。

“爸!”她提高了声音,对着话筒喊。

曾仁义已经放下水壶走过来,接过电话。

“爸,你干嘛呢?身体还好吧?”

曾仁义对着话筒,脸上的皱纹柔和了些。

“好,都好。”

“最近天冷了,你跟我妈注意加衣服,暖气费别省,该交就交。”

“知道。”

“你那个咳嗽,入秋就容易犯,药按时吃了没?”

曾仁义顿了一下。

他的咳嗽,入冬后确实又有点苗头,夜里总得咳几声。

上周去社区医院拿的药,就放在床头柜上。

他看了一眼药瓶,对着话筒说:“早好了,没事。”

“那就好!我这边什么都好,你们别惦记。”

又闲聊了几句,都是她在说,我们听。

她说婆婆炖了燕窝让她早晚吃,说女婿公司最近项目顺,可能年底奖金不少。

她说周末打算和程磊去看场电影。

她的生活,听起来丰盛,妥帖,充满细碎的、闪着光的小确幸。

临挂电话前,她忽然问:“妈,家里腌酸菜了吗?突然有点想吃。”

我说腌了,在阳台坛子里。

她笑起来:“还是家里的味道好,这边买的总不对味。”

电话挂断了。

嘟——嘟——嘟——

忙音规律地响着。

曾仁义把电话放回机座,走回阳台,继续摆弄他的茉莉。

那盆茉莉今年没开花,叶子也有些蔫。

我蹲下身,捡起掉在地上的宣传单。

鸡蛋,特价四块九毛八一斤。

我看了很久,才看清那几个数字。

客厅又恢复了安静。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亮空气中浮动的微尘。

佳怡的声音,和那些关于羊绒大衣、西班牙餐厅、燕窝的片段,也跟着那阵忙音,一起消失了。

好像从来没来过。

只剩下老房子固有的,一丝淡淡的,灰尘和旧木头混合的气味。

我走到厨房,倒了杯水。

曾仁义在阳台,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塌着。

他刚才说“早好了”的时候,声音有点哑。

佳怡问了他咳嗽,却没再追问一句。

她好像只是完成一个流程。

而我们,也习惯了在这流程里,交出标准答案。

“都好”。

这两个字,成了横亘在电话线两端的,最安全,也最遥远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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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曾仁义是在下楼取报纸时摔的。

楼道灯坏了有些日子,物业一直没来修。

他踩空了一级台阶,整个人侧着摔下去,咚的一声闷响。

我听到声音冲出去,他已经躺在拐角的平台上,捂着右腿,脸皱成一团,额头上全是冷汗。

叫了救护车,送进医院。

拍片子,右腿小腿骨裂,上了夹板,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忙乱,缴费,办手续,听医生交代注意事项。

等把他安顿在病床上,挂上点滴,窗外的天已经擦黑了。

病房里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其他床位传来低低的呻吟或交谈声。

曾仁义躺在白色的床单上,脸色灰败,闭着眼,不知是睡了还是醒着。

我坐在旁边的塑料凳上,腿有点发软。

护士进来记录血压,年轻的姑娘手脚利索,一边操作一边随口问:“就您一个人陪护?子女呢?没通知?”

我张了张嘴,喉咙有点干。

“孩子……在外地,工作忙。”声音出口,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干涩。

护士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平常,甚至带着点职业性的同情。

“哦,那您自己多注意,晚上可以租个陪护床。”

她记录完,推着车走了。

病房门轻轻合上。

我转过头,看见曾仁义已经睁开了眼睛,正望着天花板。

床头灯昏黄的光,映着他眼角深深的纹路。

“别告诉佳怡。”他声音沙哑,但很清晰。

我没吭声。

其实从在救护车上,他疼得直抽气那时起,这个默契就已经在了。

告诉她有什么用呢?

隔着千山万水,除了让她着急,请假,或许还要扔下那边的事赶回来。

然后呢?

看她为难?看她婆家或许因此觉得麻烦?

她电话里那些轻盈的快乐,像脆弱的琉璃。我们舍不得去碰。

“嗯。”我最终应了一声。

他像是松了口气,重新闭上眼睛。

点滴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缓慢地落下。

时间也好像被拉长了,黏稠地流淌着。

晚上,我租了陪护床,躺在他旁边。

病房的夜并不安静,隔壁床的老人时不时咳嗽,走廊里偶尔有急促的脚步声。

曾仁义睡得不安稳,麻药劲过了,疼得厉害时,会从喉咙里溢出极轻的吸气声。

我躺着,睁眼看着黑暗里模糊的天花板。

忽然想起佳怡小时候发烧,我和曾仁义整夜轮流抱着她,用温水给她擦身子。

她的小脸烧得通红,依赖地蜷在我们怀里,哼唧着。

那时候觉得,养孩子真累啊。

现在才发现,能被孩子需要,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暖和。

如今她不需要了。

她在另一个地方,被另一些人需要着,照顾着。

我们成了她需要“报平安”的对象,而不是能分担痛苦的人。

黑暗里,曾仁义又动了一下。

我低声问:“要喝水吗?”

他摇摇头。

过了一会儿,他说:“明天,你去把楼道灯报修单,再催一下物业。”

“嗯。”

又是沉默。

护士巡房的手电光,从门上的玻璃窗扫过。

那一瞬间,我看见了曾仁义的脸。

他睁着眼,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不知在想什么。

或许,和我一样。

在想那个此刻应该在温暖的家里,或许正和丈夫婆婆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女儿。

想她如果知道父亲摔了,会是什么反应。

会着急吗?

肯定会。

会想回来吗?

也许。

但最终,大概也只会是多打几个电话,多寄些钱和补品,然后,在她的那个“都好”的世界里,继续过着。

有些距离,不是地理上的。

它藏在每一次欲言又止里,藏在每一次“算了,别让她担心”的默契里。

像这病房的夜,漫长,寂静,带着药水的苦味。

而我们,是这寂静里,靠得最近的两个孤岛。

04

佳怡是春节回来的。

腊月二十九下午到的,开了辆黑色的轿车,是她婆婆家的。

她和吴程磊一起下来,大包小包,全是包装精美的礼品盒。

海参,燕窝,进口的保健品,给她爸买的名牌羊毛衫,给我买的羊绒披肩。

东西堆在客厅茶几上,小山一样,闪着昂贵而疏离的光。

她胖了些,气色极好,脸颊白里透红。

穿着米白色的长羽绒服,围巾是浅灰色的,衬得她肤色更亮。

头发也烫过了,蓬松的卷儿,打理得一丝不乱。

站在我们这个略显灰暗、家具老旧的客厅里,像个误入的,光鲜的客人。

“爸,妈!”她笑着,声音还是清亮,但语调里多了种经过修饰的圆润。

吴程磊跟在她身后,叫“叔叔,阿姨”,客气地笑着,递上烟酒。

他个子高大,衣着讲究,手腕上的表盘闪着冷冽的光。

曾仁义搓着手,有点局促地笑。

我忙着倒水,拿瓜子水果。

佳怡脱下外套,里面是件剪裁合身的针织连衣裙。

她环顾了一下客厅,目光扫过略显陈旧的沙发套,墙角有些脱落的墙皮。

那眼神很快,很轻,但我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打量。

“家里还是老样子。”她笑着说,听不出情绪。

“老房子,就这样。”曾仁义应道。

吴程磊坐下来,背挺得很直,和我们聊着天。

问这里冬天供暖怎么样,问我们身体,说话滴水不漏,礼貌周全。

佳怡挨着他坐下,手自然地放在他膝上。

她接话,补充,笑。

夫妻间有种旁人插不进去的默契。

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我熟悉的那个女儿,被包裹在这层得体、光鲜的外壳之下,有点模糊了。

晚上我张罗了一桌菜,都是她以前爱吃的。

红烧排骨,油焖大虾,酸菜白肉。

她每样都尝了,笑着说好吃,但筷子动得不那么积极。

吴程磊倒是吃得不少,连连夸赞。

“阿姨手艺真好,比外面饭店强。”

佳怡笑着瞥他一眼:“那当然,我妈做的饭,是我小时候最惦记的。”

她说“小时候”。

这个词,轻轻巧巧,就把某些东西划到了过去。

吃完饭,她抢着要洗碗。

“妈,你歇着,我来。”

我拦不住,她系上我从厨房拿来的围裙——那围裙还是她上高中时用的,印着卡通图案,已经洗得发白。

她站在水池前,打开水龙头,左右看了看。

“妈,洗洁精在哪?”

我指给她。

她挤了洗洁精,低头刷碗。

动作有点生疏,水花溅了一些在台面上。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

她的背影,因为微微发福,显得比以前厚实了些。

卷发垂在颈边,耳钉是小小的珍珠,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晃动。

这个厨房,她从小在这里钻进钻出,偷吃刚炒好的菜,抱怨作业太多。

现在,她站在这里,却需要问我洗洁精的位置。

她找不到围裙挂在哪里,也忘了抹布习惯搭在水龙头边。

这个家,对她来说,真的成了“老样子”。

一个需要短暂回来探访,需要保持礼貌和体贴的“老家”。

洗好碗,她擦着手走出来,对吴程磊说:“还是家里暖和。”

吴程磊点头:“北方有集中供暖,是舒服。不像我们那边,冬天湿冷,开空调又干燥。”

他们很自然地聊起南北差异,聊起她婆婆家新装的中央空调和地暖。

我和曾仁义听着,插不上什么话。

那些话题,离我们的暖气片,离我们需要算计着开的空调,太远了。

佳怡只住了三天。

大年初二一早,他们就开车走了,说要赶回去给周姨拜年,那边亲戚多。

车子发动,缓缓驶出老旧的小区。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那辆黑色的车消失在路口。

手里还攥着她给我披上的那条羊绒披肩,质感柔软细腻,贴着皮肤,却好像怎么也捂不热。

曾仁义在身后,慢慢收拾着茶几上果盘里的残骸。

他拿起一个佳怡没吃完的橘子,在手里转了两圈,又轻轻放下了。

客厅里,还残留着他们带来的、淡淡的香水味。

和原本老房子里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有点奇怪。

那堆昂贵的礼物,还摆在原地。

像某种无声的补偿,或者,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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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收拾次卧的衣柜时,我发现了那个旧饼干盒子。

铁皮的,上面印着模糊的花朵图案,边角已经锈蚀。

它被塞在衣柜最上层,蒙着厚厚的灰。

我踮脚把它拿下来,沉甸甸的。

打开盖子,一股陈年的纸张和灰尘气味扑面而来。

里面是佳怡小时候的东西。

三好学生奖状,边角卷了起来。

手工课上做的粗糙贺卡,写着“妈妈生日快乐”。

一沓用皮筋捆着的信件,信封上有她中学时稚嫩的笔迹。

最下面,是一本硬壳的旧相册。

我坐到床边,用抹布擦了擦手,小心地翻开相册。

第一页就是她百天照,光着身子趴在绒布上,瞪着乌溜溜的眼睛。

后面是她上幼儿园,梳着羊角辫;小学戴红领巾,笑得缺了门牙。

我一页页翻过去,时间在她身上飞快地流逝。

个子抽条,神情从懵懂变得安静。

翻到中间,有一页贴着她大学时的照片。

大多是和室友的合影,在校园里,做着夸张的鬼脸。

其中有一张,是她和一个男生的单独合影。

背景好像是学校的湖边,柳树垂下枝条。

她穿着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扎成马尾,笑得眼睛弯弯,露出整齐的牙齿。

旁边的男生个子高高的,戴着黑框眼镜,穿着格子衬衫,手有些拘谨地垂在身侧,也笑着。

那个男生,不是吴程磊。

我认得吴程磊的样子,和照片上的人完全不同。

照片里的佳怡,笑容里有种我后来很少见到的,毫无负担的明亮。

像初夏早晨的阳光。

我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

印象中,佳怡大学时似乎提过一两次,有个关系不错的同学。

但具体是谁,后来怎样,她没有多说。

我们那时也觉得,女孩子读好书最重要,谈恋爱不急。

后来她就去了南方工作,认识了吴程磊,结婚,远嫁。

一切顺理成章。

这张照片,就像她青春里一个被遗忘的注脚。

我准备翻过去,手指碰到照片,感觉背面似乎贴着什么东西。

轻轻揭开照片一角,后面有字。

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但还能辨认。

“和顾扬,于毕业前夕。愿前程似锦。”

顾扬。

这个名字,我从未听佳怡提起过。

连她毕业时哭哭笑笑的电话里,也没有出现过。

她只说她舍不得室友,舍不得学校食堂的某个窗口。

前程似锦。

他们后来,各自奔向了怎样的前程?

佳怡的“前程”,最终定格在南方海滨城市,定格在吴程磊身边,定格在周姨无微不至的关怀里。

看起来,锦绣无双。

我把照片按回原处,合上了相册。

铁皮盒子里的旧物,封存着另一个佳怡。

那个会哭会闹,会写稚嫩贺卡,会和我们分享琐碎烦恼,或许也曾为某个叫“顾扬”的男生心绪起伏的佳怡。

那个佳怡,好像被封存在这个生锈的盒子里了。

现在外面的那个郑佳怡,是吴太太,是周姨疼爱的儿媳。

她笑容妥帖,举止得体,报喜不报忧。

她把曾经的潦草心事,和这张褪色的合影一样,妥善地压在了岁月的底层。

连同我们,一起。

窗外的光线渐渐暗了。

我抱着铁皮盒子,坐了很久。

直到曾仁义在客厅里轻轻咳嗽了一声,问我晚上吃什么。

我才恍然回过神,把盒子盖好,重新塞回衣柜顶层。

那些积灰,又缓缓落定。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06

电话铃声炸响的时候,我正在淘米。

水声哗哗,起初没听清。

等第二遍响起,我才匆忙擦手,从厨房跑出来。

是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我接起:“喂?”

“喂,是佳怡妈妈吗?我周桂兰啊!”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急,背景音却很安静,不像她平时在家那种热闹的底子。

“哎,亲家母啊。”我有些意外,周桂兰很少直接打给我。

“阿姨,不好意思打扰您啊。我这边有点急事,想问问您。”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克制的焦虑。

“您说。”

“就是……佳怡大学的时候,是不是肠胃一直不太好啊?比如慢性胃炎什么的?”

我愣住了。

“肠胃?没有啊。佳怡小时候身体挺皮实的,大学那会儿也没听她说胃有毛病。”

“一次都没有?”周桂兰追问。

“没有。她顶多感冒发烧,肠胃从来没出过大问题。怎么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只能听到一点细微的电流声。

然后,周桂兰的声音再次响起,压得更低了些,像是怕被谁听见。

“阿姨,是这么回事……您别着急。”

她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

“佳怡以前,大概就是跟程磊结婚后第二年吧,怀过孕。”

我的呼吸一滞。

“但……没保住。可能是她当时工作太拼,也可能是别的原因,孩子没留住。”

厨房水龙头没关紧,水滴落在池子里的声音,嗒,嗒,嗒。

敲在我耳膜上。

“当时小月子坐得挺久,调理了一段时间。最近我和程磊不是想着,让他们再要个孩子嘛。”

“我就想找个靠谱的老中医,再给她系统调理一下身体。”

“想着找找她以前的病历,看看体质,好让医生有个参考。”

“这孩子,问她以前病历放哪了,她说搬家可能弄丢了。问大学时有没有胃病史,她也含含糊糊……”

周桂兰还在说着,语气里满是心疼和一种“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把自己身体当回事”的埋怨。

我的耳朵里却嗡嗡作响,像有无数只蜂在飞。

结婚第二年。

流产。

小月子。

调理身体。

这些词,一个一个,像冰冷的石子,砸进我毫无防备的脑海里。

我的女儿,在离我千里之外的地方,经历过一次生育的失去,一次身体的创伤。

而我,浑然不知。

那些年,她电话里的声音总是轻快的。

“妈,我挺好的。”

“程磊对我好着呢。”

“周姨今天又煲汤了。”

“工作挺顺利的。”

她的世界,听起来阳光普照,没有一丝阴霾。

那层“都好”的冰面,那么光滑,那么坚固。

我甚至从未怀疑过冰面之下会有什么。

周桂兰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阿姨?您在听吗?”

“在。”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发飘。

“您要是想起来她有什么旧病历,或者知道她以前体质上要注意什么,一定告诉我。”

“这孩子,什么事都自己扛着,怕我们担心。这身体的事,可不能马虎。”

“嗯。”我应着,手指紧紧抠着电话机的边缘,塑料壳有点硌手。

“那行,阿姨,我就不多打扰您了。您和叔叔多注意身体啊。”

忙音传来。

我拿着话筒,站在原地,很久没动。

窗外的天色,不知什么时候阴了下来。

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

要下雪了。

那是多久以前?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试图回忆。

那一年,她电话好像少了一些?

但每次打来,依旧是说笑如常。

她还寄回过一张照片,是和吴程磊在某个海边的合影,两人笑得灿烂。

她说过“最近有点累,但项目快结束了”。

我们只当是工作辛苦,嘱咐她注意休息。

从未想过,那“累”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身心俱疲。

从未想过,在她笑着说“一切都好”的时候,身体里正经历着一场无声的坍塌。

而扶住她,照顾她,帮她一点点修补的,是另一个家庭。

是周桂兰煲的那些汤,是吴程磊的陪伴。

我们呢?

我们在电话这头,只知道一个被过滤后、风平浪静的“结果”。

我们成了需要被“报平安”的对象。

成了她必须维持“体面”和“幸福”的观众。

所以,不能说。

说了有什么用呢?

除了让千里之外的父母干着急,除了打破那份精心维持的“都好”,还能有什么?

嗒。

一滴水终于蓄满,从没关紧的水龙头口落下,砸在厨房的不锈钢池底。

声音清脆,冰冷。

像某种东西,终于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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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我握着电话,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抖。

通讯录里,“佳怡”的名字排在前面。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夕阳的最后一点余晖从窗户斜射进来,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暗淡的光斑。

曾仁义从外面散步回来,手里提着买的一小把青菜。

他看我握着电话一动不动,愣了一下。

“怎么了?”

我没回答,直接按下了拨号键。

心跳得很快,咚咚地撞着胸膛。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

“妈?”佳怡的声音传来,带着点熟悉的轻快,背景音有点嘈杂,好像在外面。

“佳怡。”我叫她的名字,声音绷得很紧。

“哎,妈,怎么了?我正跟周姨在商场呢,她说想买件……”

“你结婚第二年,是不是流过产?”

我的话,像一把生锈的刀,硬生生切断了她的轻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