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红军长征,这位曾在陕北与红军交过手的东北军统帅说了一句话:万里长征,让我来领,早就把部队带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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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客套,是真心话。他的东北军当年兵强马壮,为什么打不过衣衫褴褛的红军?答案藏在长征那一年又一年的生死关头里。
湘江血战:8万人打到剩3万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8.6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往西走。
指挥的是博古和李德。博古是留苏派,李德是德国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两个人打仗,讲的是教科书。部队行军,要带印刷机、要带文件柜、要带全套家当。走得慢,目标大,敌人盯得死。
蒋介石早就布好了局。赣南一道封锁线,湘粤边一道,湘东南一道,湘桂边又一道。四道关卡,层层设防,就等红军往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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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道封锁线,红军咬着牙冲过去了。伤亡不小,但还撑得住。
到了第四道——湘江。
1934年11月27日,红军到了广西兴安、全州一带。湘江水流湍急,两岸都是敌军。桂军从南边压过来,湘军从北边堵过来,中央军从后面追过来。三面夹击,红军被卡在江边。
必须渡江。不渡江,全军覆没。
红三军团第四师打前锋,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断后。两支部队,一个在前面拼命撕口子,一个在后面拼命堵缺口。
战斗从11月27日打到12月1日。五天五夜,湘江水都被染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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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师师长沈述清冲锋时中弹身亡。参谋长杜中美接替指挥,没过多久也倒在了阵地上。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被俘,用手从腹部伤口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红军渡过了湘江,但代价惨重。8.6万人,打到只剩3万多。红三十四师5000人,几乎全部牺牲,是唯一成建制打光的主力部队。
这一仗,把博古和李德的指挥问题暴露得明明白白。部队里开始有人质疑,有人不满,有人憋着一股火。
三次会议:毛泽东一步步夺回指挥权
湘江战役后,博古和李德还想按原计划走。目标是湘西,去和贺龙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蒋介石早就算准了这一步。湘西方向,他已经布下了重兵。兵力是红军的五六倍,就等着红军钻进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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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得清楚。去湘西,是死路。必须改方向。
1934年12月12日,湖南通道。中央开了个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不去湘西,转向贵州。贵州军阀势力弱,敌人防守薄,有回旋余地。
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赞成。博古和李德不同意,坚持要去湘西。会上吵得很凶。但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人支持。部队开始往贵州方向走。
12月18日,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再开会。这次是正式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决议:放弃去湘西的计划,改向川黔边地区前进,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这是1932年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的主张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被确认下来。黎平,后来被称为"曙光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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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到次年1月1日,贵州猴场。又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关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作战时间和地点,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
这等于什么?等于剥夺了李德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后来回忆,在遵义会议前夜,就已经排除了李德,不让他指挥作战了。
三次会议,一步步推进。毛泽东还没有正式掌权,但他的军事主张开始被采纳,他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一场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会议,即将召开。
遵义会议与苟坝之夜:生死攸关的两次选择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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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主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博古先作报告,为失败辩护。毛泽东紧接着发言,逐条批驳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会场气氛紧张。争论激烈,火药味很浓。
但这次不一样了。湘江战役的惨败,让大多数人看清了问题所在。王稼祥、张闻天明确支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也转向支持。博古和李德被孤立了。
会议最后通过决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重大问题,标志着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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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1935年3月10日,遵义县苟坝。又一次会议。遵义会议后,红军打了几场胜仗,重占遵义,士气大振。中革军委受到鼓舞,准备继续扩大战果。
红一军团提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驻扎在那里的周浑元纵队。会议上,20多人,绝大多数都赞成打。前敌司令部当场成立,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
轮到毛泽东发言。他明确反对。
理由很简单:打鼓新场的敌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战斗力强,修了堡垒工事。红军缺重武器,强攻没把握。更要命的是,打鼓新场四周都是敌军,随时可以增援。一旦打成僵局,红军就会被反包围。
但没人听他的。表决结果,绝大多数赞成打,毛泽东的政委职务也被表决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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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已经是深夜。毛泽东回去躺下,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反复推演敌情,越想越觉得凶险。思来想去,他决定再找周恩来谈一次。
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走了好几里路,敲开了周恩来的门。两个人详细分析进攻打鼓新场的风险。周恩来被说服了。
第二天早上,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又是一番争论,毛泽东终于说服了大家。红军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几天后,红军截获敌军情报。敌人正在调兵遣将,向打鼓新场集结,意图围歼红军。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如果当时打了,后果不堪设想。苟坝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
这才算真正把军事指挥权交到了毛泽东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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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渡赤水到陕北会师:一场绝地求生的奇迹
有了指挥权,毛泽东开始施展手脚。
1935年1月到3月,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忽东忽西,声东击西,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却像泥鳅一样,总能从缝隙里钻出去。
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吓得赶紧调云南的部队来增援。等滇军一动,红军立刻掉头西进,直扑云南,兵锋直指昆明。
昆明防守空虚了,红军又突然转向北边,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危机还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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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面宽,水流急,无法徒涉,也架不了浮桥。沿河的船只早被敌人搜走了。红军找到三条小木船,要把两万多人运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
身后,薛岳率领的中央军正在追赶。根本没有一个月的时间。蒋介石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他要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毛泽东果断下令:夺取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泸定桥。
杨成武的红四团接到死命令。两天半,疾驰160公里,按时赶到泸定桥。
桥上铺的是木板,敌人把木板抽掉了大半,只剩下铁索。红四团发起进攻,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在摇晃的铁索上爬过去,消灭守军一个团,拿下了泸定桥。
中央红军顺利北上的生命通道被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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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红军翻越夹金山,6月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本是好事,但张国焘有自己的想法。
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兵强马壮。张国焘自恃实力强,不断向中央要权。当上红军总政委还不满足,他要求中央红军和他一起南下,打四川。
毛泽东坚决反对。南下打四川,触动刘湘的根本利益,川军会拼命。红军远离根据地,后勤没保障,兵力处劣势,打不赢。
南下是绝路,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张国焘不听。他甚至想用武力胁迫中央。关键时刻,叶剑英截获了张国焘发给前方部队的密电,及时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一刻不耽搁,连夜率领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判断正确。红四方面军8万人南下,在百丈关与川军决战失利,被迫退到川康边界不毛之地,部队减员过半,最后不得不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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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连打胜仗,很快站稳了脚跟。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尾声
1991年,张学良在美国回忆这段历史。他说:像那万里长征谁能领导?只有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够领导。让我们去领导,早把部队带光了。
这不是恭维话。张学良的东北军当年20多万人,装备精良,但在陕北和红军交手,打不赢。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那支衣衫褴褛、缺枪少弹的队伍,能走完两万五千里,能在绝境中求生,能在险境中翻盘。直到后来他才明白:不是装备,不是人数,是指挥,是领导,是那个叫毛泽东的人,在一次次生死关头做出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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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后改道贵州,遵义会议夺回指挥权,苟坝深夜说服周恩来,四渡赤水跳出包围圈,强渡大渡河打开生路,坚持北上拒绝南下——每一个选择,都是在刀尖上走钢丝。错一步,全军覆没。
但毛泽东没有错。
张学良晚年说,我跟我的部下讲,咱们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们问问自己,我们做不到。他能这么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这句话,是对手的评价,也是历史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