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6日凌晨两点,皖鄂边界的前敌指挥部灯火未熄。电话铃刺破夜色,一名作战参谋跌跌撞撞冲进作战室,把话筒递给李宗仁。电话那端传来哽咽的通报——“张总司令在襄河西岸殉国,号码确认完毕”。短短一句,把李宗仁钉在原地。值班军医回忆,司令放下电话后一句话没说,只挥手让众人散去。第二天起,他挪不开筷子,茶水也只是抿两口,整整三天,众人再没见他好好吃过一口饭。

同僚惊讶并不难理解。桂系与西北军原本少有交集,李宗仁扛下第五战区后,兵力东拼西凑,愿意真刀真枪堵枪眼的老部队并不多。1938年春,得知张自忠被闲置在汉口,他亲赴重庆向蒋介石讨人。蒋迟疑,李宗仁只说一句:“此人如不赴战场,后方难安。”争了半天,才在战区序列表里挤出一个“三十三集团军司令”的位置,让张自忠再披军装。

张自忠愿意北上,绝非简单服从命令。往前推两年,平津失陷后,他在天津一度被日方拉拢,险些成了华北伪政权里的招牌将领。那场拉锯外界并不清楚细节,只知道张自忠夜过津浦线,一身旧军装逃进保定,把伪职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从那天起,他常自嘲欠了国家一笔“赎罪账”,若不满血还给战场,死后也难闭眼。

第五战区地形复杂,长江、汉水、襄河三线交错,要防的是日军第十一军,还要顾武汉西撤遗留的补给线。部队主力只有桂军、川军、西北军旧部。川军好勇却缺武器,西北军懂平原作战但心灰意冷,中央军汤恩伯部又常常阳奉阴违。李宗仁要找一块钉子,把这盘散沙钉住,瞄来瞄去,也只有张自忠。

接管三十三集团军后,张自忠先在徐州外围打了兰封,再在随枣守住了宜城北门。战区内部议论:“张老总跟疯了一样,逢战必冲最前线。”眼下说他疯,其实他明白自己没退路。宋哲元瘫痪在重庆医院,他每打一仗就把战况手写一份让人快递过去,信封上墨迹发黑,字迹遒劲:“愿以此血洗昔日之耻。”

1940年春末,日本第十一军调集约十万兵力,发动枣宜会战。目的很直接:沿长江中游切开湖北腹地,威胁陪都重庆,同时封锁西南国际通道。三路合围的走向,逼得第五战区必须拿出机动部队侧击。张自忠主动请缨,向李宗仁要了先头任务,只带两师两旅就直插敌后。他说得云淡风轻:“人少跑得快,动起来他们抓不住。”

5月5日深夜,张自忠率先进入襄河西岸石牌至宜城一线。羽田部队七千余人自北扑来,雨夜混战,子弹打光,守军甚至用石块掷敌。参谋余志荣后来回忆,将军在帐篷外亲自指挥,每隔一会儿就把地图展开,对着煤油灯看一遍:“再撑八小时,李长官的预备队就到。”然而援军始终没赶上,日军又从汉水南岸渡河包抄,三十三集团军陷入三面合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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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午前,战到巷战阶段。石牌街面一共不到两里,尸体铺成两层,一挺重机枪最后只剩空冷套。张自忠额头中弹后仍靠着墙角,手里握的是缴获的三八大盖。警卫劝他突围,他摇头:“欠账就该在这儿还完。”下午三点,他中了第八枪,倒在襄河岸边帮忙掩护伤兵的壕沟口。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各部仍须努力”成了现场最后一句完整的话。

战斗结束近三十个小时,外围黄维刚部突入石牌。残垣中找到一具裹着军大衣的遗体,肩章和臂章俱全。防潮纸片夹在衣袋,上面的字迹依稀辨认:“告老总,此役功罪自有公论。”确认无误,黄维刚当即致电第五战区。

电话传到桂系指挥部,就是那凌晨两点的铃声。参谋本能地放轻声音,仿佛怕惊到谁。有人后来回忆李宗仁的神情:面色铁青,眼珠发红,整个人硬生生站了十分钟。随后才坐下,把烟卷捏得纸屑四落。他没发作,只说一句:“善后要快,遗体必须带回重庆。”

重庆方面的气氛同样凝重。蒋介石听完陈诚汇报,半晌没出声。桌面是已经写到一半的作战计划,他把钢笔放下,吩咐军事委员会:“葬仪规格按国葬办理,护灵舰艇即刻出发。”国民政府公文里极少出现“悲恸”二字,这一次破例写进通电。

葬队自宜昌上船,顺江而下。两岸百姓闻讯自发披麻,灵柩每到一处,钟声大作。瞿塘峡窄水,数十条小渔船拉起白幡,渔民站在船头躬身致礼。护灵官兵记下一个细节:日本飞机高空盘旋,却没投下一枚炸弹,似乎也在远远低头。次日,东京日日新闻以“壮烈殉国的中国骁将”作标题,罕见用了整版黑框。

重庆郊外沙坪坝的雨在5月19日下午停歇。灵柩入城,军政要员列队。蒋介石、林森、何应钦、白崇禧、周恩来悉数到场。两侧站着青年学生,校旗翻飞,默诵“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周恩来在挽词里写道:“公前驱而死,其魂且为长江守”。李宗仁守灵一夜,第二天清晨,他才终于肯吃下一碗白粥。

外界对张自忠有两种评价:前半生差点误国,后半生拼命雪耻。西北军旧将刘汝明多年后在台北说:“若照旧典,当谥忠武,再高也不为过。”冯治安则补一句:“他没给自己留活路,才把军人这两个字擦得锃亮。”这番议论传回大陆,新兵们听得血脉偾张,却也明白那份决绝并非人人做得到。

战区总结枣宜会战损失,援军迟到是主要原因之一,李宗仁在检讨时并未回避。公文里写着:“调配不当,致骁将陷孤。”批示下方,他亲手添了八个字:“愿以后功,告慰张公英灵。”再没有多余语言。

军事史家讨论枣宜会战时,经常将其与珍珠港、巴丹对比,缘由在于前线指挥官最后亲赴火线。张自忠之死,并未改变战役失利的结局,却打碎了当时流行的“华北旧部已失斗志”说法——事实证明,只要给他们舞台,他们照样敢打敢拼。桂系、川军、中央军之间的嫌隙,也在送葬途中淡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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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六月,长江梅雨季提前,重庆空袭再起。第五战区抽不出重兵东援,只能以江防支队守住水面。李宗仁把三十三集团军番号封存,留给檀香木牌匾,没有人敢再用。至此,那个在襄河岸边背水死战的身影,被定格在抗战史册最黯也最亮的角落。

有人统计,张自忠参战十余年,大小战斗不下百次,亲自策马督战超过三分之二。临终前,他身中八弹、两处炮伤、一刀刺伤,伤口全部在身前。军医记录完毕,对记者淡淡一句:“活着时,他从不躲子弹。”冷静得近乎刻薄,可也道尽了这一员悍将的全部意义。

1940年的那通电话,没有拯救石牌的败局,却让抗战军队内部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将星陨落”的震动。三天滴米未进的李宗仁,后来再提张自忠,只说:“此人死得其所。”话不多,却重如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