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的权力，可不是万历年间才突然出现的。
自洪武以来，皇帝就始终在文官体系之外保留了一条“内廷通道”。东厂、锦衣卫，并不是替代六部，而是绕开六部。
权力交叉而牵制，文官负责程序与地方网络，宦官只对皇帝负责。
平时，这套系统隐居幕后，但财政与军费逼近临界时，它就会被抬到前台。
张居正死后，朝廷的财政调度能力尚在，但余量却在缩减。偏偏事情一桩接一桩。
辽东边防常年驻军数万，岁费动辄数百万两。朝鲜之役期间，军费一度逼近年入的一半。战事结束，边防并未因此轻松。辽东军饷每年所需，史料所载往往在二三百万两之间浮动，且随着形势紧张不断上扬。
这可不是一笔可以拖延的开支。
然而，常规税目已近极限。再加税，会激怒地方；不加税，军饷难继。
万历二十四年前后，矿监陆续南下。
名义是开矿助饷。
实质是赋予宦官在地方查验、征收、罚没的权力。
矿监持敕出京，地方官必须迎接配合。所到之处，先封山勘矿，再查商铺账目。
矿是否存在并非关键，关键在于银两能否入库。
史料称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间，各地矿使税监解进内库白银数百万两。
辽东军费因此得以续发。
这是它的功能，但荒唐也由此展开。
江西矿监陈增下乡，先查山林，再查商税。没有矿，也要“勘查”；商户被要求“报效军需”。拒绝者，封铺、拘押、榜掠。地方官若弹劾，奏章多半石沉大海。
临清税监马堂逼索过甚，激起市民围攻。百姓持棍石追逐，几乎将其打死，地方一度失控。事后奏报京师，定性为“民变”。税监无罪，地方收拾残局。
再比如湖广税监陈奉，在武昌、江夏一带征索商民，激起冲突，士绅联名抗议。内廷仍力保其职。
云南税监杨荣横征暴敛，最终被地方民众杀死。
矿监引起公愤，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税率，而在边界模糊。
今天开矿，明天助饷，后天查商税。
抽多少，抽谁，却完全没有固定章程。
对商人和普通人来说，这比税重更危险。
张居正时代的税，是制度化的重；而矿监时代的征，是根本不可预测。
设想一个苏州绸商。他账上银两流转紧密，丝价浮动，运费压着利润。
他可以接受较高的常税，因为可以算账，可以预期。
但矿监一到，名目忽变——“助饷”。
银两数额不定，期限紧迫。今天交了，明天是否还来？
他完全不知道。
于是他做出选择：
缩小库存，减少公开交易；
把一部分货物转往海路；
账册简化，资金分散。
这不是造反，是单纯的避险。
沿海灰色贸易增加，小股“倭寇”再起。成分复杂，其中不少本地人。
无关于叛乱，仅仅只是“退出”。
矿监没有制造全面动乱，却改变了行为逻辑。
更关键的一步，是朝廷开始了制度化。
万历三十三年，皇帝谕户、工二部，各省税课一半“照旧征解税监”，一半解部用度。
这意味着内廷插手地方财源，不再只是临时命令，而成为运转逻辑的一部分。
当外廷程序难以满足财政需求时，皇帝可以通过内廷系统直接触达社会资源。
矿监稳住了军饷，也撕裂了制度边界。
东林士人对矿监的反对，由此逐渐激烈。他们担心的不是银两本身，而是路径。一旦非常手段被证明有效，它就会被反复调用。
矿监解决“今天”，却改变了“明天”的规则。
而阉党的雏形，也是在这条路径上出现的。
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形成集团，而是因为内廷之手第一次如此深入地方社会。
矛盾，从此不再是理念分歧，而是运行方式的冲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