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大连码头依旧冷风刺骨。徐海东踏上甲板时，用手扶了扶胸口，胸腔里阵阵腥甜翻涌。同行的护士劝他歇一歇，他摆摆手：“咳血算不了啥，先把队伍安顿好再说。”这一句话，把在场年轻战士噎得张口结舌——战争结束都快一年，老将军还是那副不肯服输的劲头。
抵达后，中央早已联系好的医疗组等在港边。一边是苏军上校军医，一边是留学美国归来的华人专家，两人见面就先交换了一份厚厚的病历：肺部贯通伤、左眼视网膜损毁、胸椎残缺、脾脏部分缺如……单看文字，已让人倒吸凉气。可本人却背手站在窗前，正问翻译：“海风里有鱼腥味，今晚能不能来份鲜虾？”苏军军医凑近他低声说了句：“Ваши лёгкие — чудо（您的肺是奇迹）！”
检查结果出来，肺活量不到常人三成，右肺上叶几乎硬化，换作普通人早已气绝。专家忍不住追问：“您靠什么药物支撑？”徐海东爽朗一笑：“药？去找我爱人周东屏，她管我吃的喝的。”专家觉得像听了段笑话，却也跟着转去病房。
病房里，周东屏正在熬草根汤，里面竟有一撮盐渍的酸菜水。她见陌生面孔，好客地点头，照旧拿笊篱撇沫。“这就是他的‘灵丹妙药’？”留美专家皱眉。周东屏摊手：“条件艰苦，总得试点土法。要说真靠什么，不是这碗汤，是两件事：组织把他当宝，同志们抢着给他送吃的；还有就是他天生心大，刀口还没结痂就惦记开会。”苏军军医听完无奈耸肩：“奇迹！真是奇迹！”
徐海东在床上一边咳，一边冲她挤眼：“你别越说越玄乎，把我捧上天，我可掉不下来。”周东屏回了句：“别动嘴，多呼吸点氧气。”房里几名护理员忍不住窃笑——这对患难夫妻的斗嘴，竟比特效药还提神。
时间倒回到1934年冬。陕西鸡头关外的夜比墨还黑，枪火划破天幕。徐海东指挥红二十五军鏖战二十回合后，被一颗子弹穿面而过，昏死在雪地。卫生队里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女护士冲进火线，用嘴吸出喉里的血块。徐海东醒来模糊看见她，只说了两个字：“记住了。”后来才知，那姑娘就是如今的周东屏——当年的名字叫周少兰。
长征路上，两人真正靠在一起的并非浪漫情话，而是四天四夜没合眼的守护。周少兰端水，又抹药，甚至用冷毛巾敷自己保持清醒。战友们背地里悄悄说：“咱们的老虎遇见了降虎符。”徐海东听见也不恼，笑着回一句：“符？这可是活命的符。”
战后，徐海东伤情反复。解放战争中原突围，他每走二十里就要歇气，指挥部有人劝他留后方养病，他摆手一句“再扛一程”。那年他仅四十五岁，却已像七旬老人。周东屏给他缝一件棉背心，里面塞满细细的棉絮。“穿上不透风。”她说。徐海东披上立马继续写作战要点，嘴里嘟囔：“身上暖，脑子就灵。”棉絮带着药草香，那是她偷偷掺进去的艾叶。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多次安排他进京治疗，他总推托：华北军区还缺人。直到1949年末大咳不止，才被“半押解”式送往大连。途中，他对警卫说：“别给主席递病危电，我还差点火力。”“差哪点？”警卫疑惑。他咧嘴：“差她同意我抽一口旱烟。”警卫哭笑不得。
检查持续了三天。医生面前，X光片像残破地图，黑白交错的阴影令人不寒而栗。洗片小伙叹气：“这么碎的肺泡居然还能呼吸。”专家们研究讨论后给出的结论是：手术无法改善，保守疗养、维持心态。徐海东听罢不改本色：“活一天算一天，能走动就有力气干活。”周东屏递杯温水，轻声补刀：“干活归干活，闹腾归闹腾，先把药喝了。”
住院那些日子，他常在走廊“巡视”。遇到新兵探望，便讲自己小时候看戏睡着的糗事；说得热闹时，一阵咳嗽压不住，脸色泛青。护士吓得赶紧推回病房，他却笑闹：“别把我当瓷娃娃，我可是铁打的。”床头放着一本《三国演义》。那本书正是1940年毛主席同他聊天后，他让人千方百计找来的。“半个中国人”的玩笑话，他记了一辈子。如今眼睛不好，周东屏读给他听，他对着空中比划诸葛亮的羽扇，嘴上还夸张地吆喝：“看，把曹操怼得没脾气！”
一个月过去，专家复查，发现病灶并未恶化，甚至微有好转。这回轮到医学人士迷惑。留美专家半开玩笑地问：“夫人究竟给将军用了啥西药？”周东屏晃晃手里的搪瓷缸：“红糖水加盐，再多一点党参片子。”苏军军医听罢忍不住用俄语嘟囔：“难以置信！”
徐海东哈哈一笑：“药不在方子，在心气。这些年刀子弹片塞满身，能活就是赚。要说秘诀，没别的——革命还没完，同志们都在等我。”说完，他靠在床头，闭目调匀呼吸。夕阳落在窗台，照出斑驳疤痕，也映出他嘴角那一抹顽皮的弧度。
就这样，带着一副“千疮百孔”的躯壳，徐海东在大连又活跃了整整两年，直到中央批准他返京参加军委会议。临行前，苏军上校军医郑重敬礼，低声说：“祝您好运，将军。”徐海东回了个极标准的军礼：“Спасибо，同志。我这条命，大概还得再折腾一阵子。”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