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李鸿章的“西游记”|左宗棠|李进喜|清廷|雷颐

72岁被免去头衔的李鸿章居然跑去欧美访问了！看到最新军舰，他伸手一摸钢板，立马说出型号。在纽约，他还为华人劳工激情发声：“是我们让美国物价变得更便宜！” 这些又尬又高光的场面，都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一一揭秘。

李鸿章在英国的鲜明特点是

凡事都要追问

“你们用的钢板是哈维钢板吗？”

“女演员的脚怎么这么大？”

李鸿章在出访中面对的问题

在今天全球化时代

仍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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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学家智库xTAIXUEx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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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于2025年7月3日）

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李鸿章的“西游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尤其侧重于洋务运动。而谈到洋务运动，就绕不开一个最关键的人物——李鸿章。那么，什么叫李鸿章的“西游记”呢？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述，大家能从中得到启发。

李鸿章的身份，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晚清很多内外大事都有他的参与和处理。为什么外交事务会落在他身上？这和我们传统的观念有关。在中国传统认知里，华夏才是文明的中心，周边往往被视为未开化的地区。因此，中国长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观念，也不愿专门设立外交部来对外交往。那外交事务怎么处理呢？清政府除了设置总理衙门外，还将一部分外交职能交给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长期担任这一职务，所以很多对外事务都由他出面处理。当然，他是代表清王朝的。

甲午战争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也因此被举国上下痛骂为“卖国贼”。清政府也将战败责任推到他身上，认为应由他承担后果。此后一段时间，李鸿章被投闲置散，也就是免去了实权职务。

就在这时，一件事又把他推到了前台：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邀请中国派遣高级官员参加。清政府斟酌再三，认为既要威望足够，眼下又无实权、无事可做，最适合代表中国前往俄国的，只有李鸿章。而欧美其他国家听说他要访俄，也纷纷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顺道来访。

于是，从1896年3月到10月，李鸿章在七个月时间里，先后访问了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这八个欧美国家，行程长达九万里。这段经历，至今仍能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除了谈判《马关条约》之外，这是李鸿章第一次正式出访。一位长期负责帝国对外交涉的大臣，严格来说竟从未走出国门，这一点颇令人感慨。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把中国和日本做个对比。日本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几乎派出了整个统治集团的高官前往欧美考察——除了留两位官员在东京看守政府，其余全部出访。从1871年到1873年底，他们用近三年时间遍访欧美，深入了解了欧洲和美国不同的发展模式，才最终确定日本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清政府却迟迟不愿派遣高级官员出国考察。因此，李鸿章的这次出行，在晚清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接着讲他访问中的一些重点，主要说说他在英国和美国的情况。

李鸿章从俄国参加完沙皇加冕礼后，又访问了法国、德国，之后到了英国。一到英国，他就向英方提出：尽可能少安排宴会和应酬，多让他参观工厂。由于他是清政府首位到访的如此高级别的官员，英方非常重视，安排他入住最豪华的酒店。在欧洲，这类豪华酒店通常都会陈列各种珍贵的艺术品原件。但陪同人员很快发现，李鸿章对这些艺术品毫无兴趣。他每天在酒店里最感兴趣的，反而是电梯——反复观察其运行机制与上下方式。酒店里还有人工湖和喷泉，靠水泵驱动，李鸿章关注的也全是这类机械装置。

在英国，他参观了许多工厂，特别是军工厂和造船厂。我们知道，北洋水师的军舰多购自英国与德国。因此，他对英国的造船和军械制造表现出极大兴趣。根据当时英文报道的记载，可以看出他非常内行，也问得极其细致：对于新式枪械，他会仔细询问射速、转盘结构等性能参数；对于火炮，他亲自登上炮台体验威力，并提出很多专业问题。

读到这些记录时，最让我意外的是这样一个细节：在参观一艘英国两万吨级的军舰时，他详细察看后问道：“你们用的钢板是哈维钢板吗？”英方回答是的。这里解释一下，哈维板是1893年左右由一位美国钢铁工程师发明的特种钢板，通过添加特定元素合成，硬度极高。李鸿章在1896年出访时，竟然已经知道这个概念，可见他对军工技术的熟悉程度之深。一项1893年才诞生的技术，他三年后就能精准提问，说明他做足了功课，心思完全放在这些实务上。

此外，在伦敦——当时已是世界金融中心——他参观了多家银行与金融机构，反复询问一个问题：如何从银铜双本位制转向单一本位制？中国长期以来同时以银和铜为货币本位，造成很多混乱，李鸿章深知其弊。因此他不断追问技术上转换的方法，显示出对金融改革的强烈关注。事实上，清政府直到1910年才决定改用单一的银本位制，而未能来得及推行，清朝便在1911年灭亡。中国的单一本位制最终是在民国时期建立的。从这里也能看出，李鸿章对这类现代技术与管理问题抱有浓厚兴趣，并且事先做了充分了解。

在英国期间，英方十分重视他的安全，派出大量警察随行保护。中国当时还没有警察制度，李鸿章因此对警察体系产生了强烈兴趣，详细询问了警察的职能、管理机制以及基层运作方式，并认为中国未来也应建立警察制度。实际上，在他去世的1901年，晚清才在天津北洋地区创建了地方性警察制度；到1905年新政时期，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全国性的警察制度才逐步建立。可以说，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引入，与李鸿章此次出访的见闻与推动有着密切关联。

李鸿章在英国访问期间，接受了大量媒体采访。令他颇感意外的是，采访者中有不少女记者——这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那个年代的中国几乎没有职业女性，女性大多缠足居家。因此，他对女记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些女记者提问有时相当尖锐，甚至带些风趣，而李鸿章也会反过来发问。由于对西方社交礼仪还不熟悉，他常会问女记者：“你今年多大？结婚了吗？”当时许多职业女性还没有结婚。而李鸿章则会说：“你们很聪明、很能干，但女人终究还是要结婚的，不能一直单身。”可见他仍保留着某些传统观念。

后来，英方安排他观看芭蕾舞。他对艺术本身兴趣不大，所以观看时，他反复好奇的是：女演员的脚怎么这么大？怎么能单靠脚尖支撑旋转？但这段经历也引发了他的思考。一方面，他仍抱有“中国什么都好”的观念；另一方面，他又隐约觉得中国或许存在某些问题。尤其让他想不通的是：其中一位女记者是德裔，一个德国姑娘，居然能远赴英国，独立从事职业——这在中国简直无法想象。从自身认知出发，他努力想弄明白：难道西方女性天生比中国女性聪明吗？他猜想，是不是因为她们没有裹脚？中国女性的小脚，是否限制了她们的才智与发展？这说明他尚未意识到，是社会对女性的长期压制——让女性足不出户、无法参与社会工作——导致中国女性难以像当时的西方女性那样展现能力与见识。

可以说，李鸿章在英国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凡事都要追问。英国人也发现他特别喜欢提问，这成了他此行的一大风格。

结束英国行程后，他来到了美国。

要理解李鸿章访美时的言行，我们需要先回顾他此前与美国的关系——这与我们今天面临的某些话题颇有相似之处。早前，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退休后曾访问中国，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接待了他。那虽是一次私人会面，但李鸿章重点谈的是当时美国已出台的《排华法案》。大量华工在美国薪资低、待遇差，却吃苦耐劳，这与美国本土部分底层劳动者——尤其是同样从事低收入工作的爱尔兰裔——产生了冲突。爱尔兰人通晓英语，积极推动国会通过《排华法案》，从各方面限制华工。

1879年格兰特到访时，李鸿章就反复向他强调：美国不应当排华。华工成本低，提供的服务和生活用品价格低廉，实际上提升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为何要限制他们呢？如今想来，这是否与当下的某些讨论有所呼应？

此后，不断有美国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李鸿章。因此美国媒体对他并不陌生——正因为他自1875年起长期关注华工问题，经常接受美媒采访。李鸿章深知美国舆论的影响力，不断通过记者呼吁：报纸应当引导公众与政府改变观念。他强调华工有益于美国社会，甚至提出应建立“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他认为只有通过劳动力竞争，物价才能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今天看来这很平常，但在当时，清廷高官中几乎没有几人具备这样的认知——懂得竞争、劳动力自由市场和自由流动的意义。因此李鸿章一再主张美国应废除《排华法案》，停止歧视华人、禁止华人赴美的政策。

他还指出，如果没有华工，美国物价将迅速上涨，整体生活水平也会下降。尽管如此，美国仍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李鸿章始终关注着这一议题。他进一步思考：中国未来能否强大起来？他相信中国一定会发展起来，预言中国将遍布铁路网，而中国人聪明、劳动力成本低，随着大型机械的引进与工业化的起步，“中国制造”将遍布全世界——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工厂”。在那个年代能提出这样的预见，足见他的远见。

1889年1月，有美国媒体采访李鸿章，问及中国今后会如何发展建设。他当时就明确说：中国一定会铺设铁路，铁路网将遍布全国，而“中国制造”将会走向全球。我之所以特别提到1889年1月这个时间点，是因为就在半个多月后——1889年2月，慈禧太后便下令准许修造铁路。这说明李鸿章事先已经得知朝廷将要开放铁路建设的消息。

他为什么能提前知道呢？因为从1872年起，李鸿章就不断提议修建铁路。他曾与恭亲王奕䜣商议，恭亲王本是背后支持他和洋务运动的，但也坦言修铁路会遭遇强烈反对，暂时不宜提出。李鸿章起初不太相信，认为修铁路对国家大有裨益，于是正式上奏朝廷，结果遭到群臣激烈反对，慈禧太后也明确表示不赞成。此后数年，他屡次提议，每次都被驳回。

反对的理由，今天听起来可能难以理解。修铁路不是好事吗？怎么会遭到如此抵制？当时主要的反对意见有几条：第一，铁路是“洋夷之物”，使用它就是以夷变夏，违背了“用夏变夷”的传统观念。第二，铁路运行会震动沿途土地，惊扰祖坟，而中国是礼仪之邦，敬祖重孝，惊动祖先即是不孝。传统观念认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不孝之人如何能忠于朝廷？第三，修建铁路难免开山凿洞、跨河架桥，这会震动山神、河神、湖神，大清江山全赖神灵护佑，得罪神灵岂能有益？第四，反对者认为，铁路所到之处，经济虽会发展，人心却会变坏，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百姓逐利则道德沦丧。第五，他们还强调，火车车厢密闭，陌生男女共处数日，有违“男女大防”之礼。总之，反对派认定修铁路不是为国谋利，而是为敌国谋利。

尽管屡遭否决，李鸿章始终不甘心，坚信中国必须修建铁路。当时，由于列强军舰从海上频频来犯，清政府意识到必须建立现代化水师，于是从英国和德国购买军舰，组建北洋水师。现代军舰需要锅炉烧煤，因此又必须开发现代煤矿。朝廷从英国引进采矿设备，经英国工程师勘察，在离北洋水师基地不远的河北唐山发现了优质煤矿，随即着手开采。

在上奏采矿进展时，李鸿章用了一点策略——这也是做事者可以借鉴的：当时“铁路”一词尚未固定，还有“硬马路”“快路”等叫法。李鸿章在报告中不提修铁路运煤，因为知道朝廷不会批准；而是奏请修建一条从胥各庄煤矿到天津码头的小运河，用水路运煤。但他没明说的是：从矿口到运河码头还有一段距离，且地势较高，水路无法直达。于是，他含糊地提出要修一条“新马路”来转运煤炭，朝廷对此并未反对。

实际上，他在这段9.8公里（20华里）的路上修建了一条铁路。为免过早暴露，通车初期只用骡马拉动载煤车厢，到运河码头后再卸船转运。负责煤矿与铁路建设的英国工程师金达对此很不理解：既然修了铁路，为何还用牲口拉车？而李鸿章私下已利用煤矿闲置的卷扬机与锅炉，改装出一台简易蒸汽机车，并给它起了个英文名，叫“Rocket of China”（中国火箭号）。当这台机车拖着几节满载煤炭的车厢轰鸣行驶时，从未见过火车的当地百姓和士绅吓坏了：没有人力，没有牲口，没有风力，这“怪物”何以有如此大力？定是妖鬼作祟！于是弹劾奏章迅速送到朝廷：李鸿章私修铁路！

慈禧下令拆除铁路。李鸿章却从中看出玄机：之前用骡马拉车一直无事，蒸汽机车一上路就出事。于是他并未拆除铁路，只是撤下蒸汽机车，重新换回骡马牵引，果然一切恢复平静。然而他心里清楚：这样终究不是办法——中国，终究需要真正的铁路。

恰恰就在这个时期，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福建水师整支现代化的舰队被法国海军全歼。这场惨败暴露了一个致命问题：当时中国并没有统一的海军指挥机构，也就是没有海军衙门。其实李鸿章和左宗棠早就向朝廷进言，指出既然已经建立起多支现代化舰队，就应当实现标准化和统一指挥。但朝廷一直坚持传统做法，让各地水师仍由地方管辖——因为千百年来，中国的中央职能部门只有六个：吏、户、礼、兵、刑、工，从无“海军”一说。

直到一支舰队被打光，清廷才真正意识到，没有统一指挥，所谓北洋、南洋、广东水师各自为政，战时根本无法相互支援。左宗棠和李鸿章抓住机会再次上奏，强调必须设立海军衙门。慈禧这次终于同意，并任命她最信任的人——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来主管。用今天的话说，醇亲王就是第一任“海军司令”。

然而问题来了：醇亲王本人，正是修铁路的坚决反对者之一。由此可见，当时反对铁路的力量多么强大。

但李鸿章敏锐地察觉到：醇亲王出任海军司令，恰恰是推动修铁路的一个转机。他把两件事联系了起来——要想巩固海防，必须先解决铁路问题。

作为海军司令，醇亲王需要巡视北洋水师防区，从天津到刘公岛，再到大连。醇亲王虽知自己是慈禧最信任的皇族，但也明白慈禧对谁都不会完全放心。果然，慈禧以“海上颠簸、体弱需照顾”为由，要派御医随行。醇亲王立即心领神会，主动奏请让大太监李莲英陪同。这正是慈禧想要的——有李莲英在身边，她才能放心。

醇亲王自有考量：他这样一位权重亲王，若在外与李鸿章这样的封疆大吏单独相处，难免引起猜疑。有李莲英同行，反而大家都踏实。

于是，醇亲王与李莲英一同登上北洋舰队的军舰，开始了半个月的巡阅之旅，从天津驶往大连再返回。一路上，李鸿章不断向他们展示：这些钢铁巨舰如此沉重，为何能不沉？为何能快速航行？舰炮打靶时，水柱冲天，场面震撼。李鸿章随即讲解：军舰靠螺旋桨推动，螺旋桨靠蒸汽机，蒸汽机靠煤炭。但问题来了——按现在的运煤方式，通过运河一点点转运，攒了几个月的煤，只够这一次巡阅之用。一旦真正开战，运煤根本跟不上，军舰只能困在港口。

李鸿章顺势进言：能否以海军衙门的名义上奏，请求修建运煤铁路？醇亲王顿时醒悟：没有铁路保障煤炭供应，这些现代化军舰无异于一堆废铁。他当场转变立场，从铁路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

此行中，李鸿章也与李莲英相处甚洽。至此，李鸿章、醇亲王、李莲英三人实际上已达成共识：必须说服慈禧太后。返京后，李莲英和醇亲王便在慈禧面前不断陈说铁路之利，慈禧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想出一计：请一位法国铁路制造商，在慈禧常活动的西苑（即南海、中海、北海一带）及昆明湖边，修建了一段小巧的游览铁路，让太后亲自体验“坐火车”的感觉。这位法国商人当然乐意效劳——如果中国将来全面修铁路，这无疑是笔大生意。

果然，慈禧试坐之后觉得颇有趣味。其实到1889年1月，她的态度已经转变，这正是李鸿章此前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信心满满的底气所在。于是，1889年2月，慈禧正式下旨：准许在全国修建铁路。

那么，铁路开建之后的事暂且按下不表。我们接着说李鸿章。他在1896年结束英国行程后，来到了美国。

在美国，他所有的谈话、演讲几乎都围绕一个核心任务展开：反对排华法案。当时美国除了原有的《排华法案》，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歧视与排斥华人的法律。李鸿章利用每一次见面、每一场演讲，反复呼吁美方废除这些法案。

他是怎么论证的呢？他提出：财富是由土地、劳动和货币三者结合而产生的。华工提供了大量优质劳动力，这对美国创造财富是有利的。听到这套论述时，我也很惊讶——他怎么会懂这个？我们知道，早期经济学家威廉·佩蒂曾提出，财富源于土地与劳动的结合；而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又译《原富》）中，进一步将货币纳入生产要素，形成了经典的“生产三要素”理论。李鸿章在1896年就已运用这套当时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来展开论述。

这里有个细节：《国富论》的中译本直到1901年才在中国陆续出版。那么李鸿章在1896年是怎么知道这些理论的？他怎么如此“先知先觉”？我在研究中发现，他身边有一位英文极好的幕僚，名叫罗丰禄。罗丰禄是福建人，和严复一样毕业于福建水师学堂，之后一同被派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严复留在水师学堂任教，罗丰禄则成了李鸿章的幕僚。看来他也和严复一样，在英国期间不仅学习航海，还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著作，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各类西方理论。

显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正是通过罗丰禄传递给李鸿章的。而李鸿章思想比较开明，很快就接受了这套理论。这也提醒我们：无论是领导者还是管理者，选择什么样的助手或智囊，至关重要。一个好的幕僚，能显著提升决策者的视野与水平。

在美国期间，李鸿章感兴趣的依然是工程技术、科技和武器装备。他参观了当时刚落成不久、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纽约布鲁克林大桥——这是世界上第一座钢索悬索桥。访问行程中专门安排乘船从桥下经过。船渐行渐近时，李鸿章当然也很赞叹，但他反复询问的却是：这座桥用了多少钢索？建造成本多少？什么时候能收回投资？他关心的是这些非常实际的问题，连高度、长度、结构细节、电缆系统和人行道设计都问得极其仔细。听说造价高达2500多万美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他便不断追问：如何回收成本？用什么方式回收？这让美国人深感意外，也看出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管理者。

结束访问、即将离开美国时，正值10月，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临近。有记者采访李鸿章，问了他不少问题。而李鸿章的特点，依然是“反问”——听完回答后，他反过来问记者：“你准备选谁？票投给谁？”记者说自己是民主党人，会投给现任总统（民主党候选人）。李鸿章却十分肯定地说：“你肯定投错了。他当选不了，这次赢的会是那位共和党候选人。”一个多月后，大选结果公布，李鸿章的判断完全正确。

遗憾的是，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他究竟基于什么做出这个预测。他当时了解了哪些信息？为何对美国大选如此笃定？很多人都会判断错误，他为何能这么果断？这显示出他具有很强的政治直觉。或许，他作为清政府高官访美时，与那位民主党总统有过会谈，从中感受到对方能力不足？但并无任何记载。这件事确实令人好奇：他不懂英语，究竟从哪里获得的这种感知与判断？只能说，他的政治敏感度与直觉极其敏锐。

历经九万里行程后，李鸿章回到了中国。虽然向朝廷汇报了出访见闻，但只是例行公事，朝廷并未重视。他的诸多见解并没有转化为国家政策，仅仅成为他个人的观感。对慈禧来说，他不过是完成了一项外交任务而已，并未真正重视这次出访带来的启示。

回过头看李鸿章的这段“西游记”，确实给我们不少启发。

首先，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日本在1871年就派出几乎全部高层官员，用近三年时间深入考察欧美，随后将所见所学转化为国家政策；而清王朝则晚了二十多年，才派出一位已被投闲置散的大臣，带着几名随员走了一圈。李鸿章虽然提出不少见解，却未能推动成为国策。

再者，李鸿章在出访中面对的问题——如中美在劳动力、职业市场等方面的矛盾，美国以排华法案回应华工竞争——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仍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他能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济学理论与国际社会论辩，这一点提醒我们：在当今的国际交往与博弈中，我们同样需要掌握前沿的社会科学理论，在此基础上清晰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理服人。

我就讲到这里，这便是李鸿章“西游记”留给我们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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