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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安定此心》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自1993年行医以来的见闻思想实录。它的叙事让我想起亨利·马什，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他写的《医生的抉择》将患者故事、疾病科普和社会思考融为一体，且不乏幽默感。姜医生的书同样如此，且因为贴近身边，更具穿透力。
其中有一章讲父母的控制欲和在精神压抑中挣扎的孩子，呼应了前不久梁鸿的著作《要有光》，但更凝练。每一个故事里的疾病并不复杂，但人生总是一言难尽，甚至很难归责到某个人某件事。这本书用生动的故事展示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如何积累成为一种过往甚至都不被认为是疾病的疾病、或者被严重污名化的疾病，正如姜医生所说，“最终的解决方案从来不是药物，而是那些被理解、被接住的瞬间”。
经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一章分享给读者。
第十一章不原谅也没关系
你刚才说怎么才能原谅他们，其实，不原谅也没关系。你来治疗不是为了原谅他们，而是为了重新拿回自己生命的主导权。
被遗忘的铁门
“医生，我老睡不着。”女孩的声音轻得像飘落的羽毛，尾音还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她右手死死攥着左袖口，布料被拉得紧绷，遮住了半个手背。独自就诊。
我翻开桌上的病历本：李明梅，24岁，主诉持续性失眠、闪回、亲密关系障碍。
“从什么时候开始睡不着的？ ”
“初中……”她突然打了个寒战，仿佛这两个字带着刺，“最近两年更严重了。就算眯着一会儿，也总会被同一个梦吓醒。”
“都梦见了什么？”
“铁门……梦里总有一扇生锈的铁门，每次‘咣当’一响，我就缩小成 3 岁的样子，光脚站在雪地里。”她顿了顿，“门后面有人哭，但我从来不敢推开。”
这是典型的创伤记忆的闪回表现。曾经伤害事件的记忆或画面不断地出现在受害者的梦境中，甚至即使在清醒状态中也不断地在脑海中重现，使受害者经常处于惊恐和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好像创伤事件就发生在刚才。这种现象被称为“闪回”。受害者日后生活中很多正常的场景皆可能成为诱发创伤记忆的“扳机点”，唤醒对创伤事件的回忆和体验，从而造成强烈的情绪和生理反应。
我轻声问：“你说的这个场景，在现实中发生过吗？ ”
“嗯，算是吧……”她语速慢下来，拇指不自觉地掐着食指关节，“2000 年腊月初七，我弟出生那天，我爸用三轮车拉着我妈去医院，着急忙慌走的，院里的铁门就是这样‘咣当’一声……”她的声音突然卡住，像被那扇记忆中的门夹住了舌头。
明梅的童年，始于北方小县城的一间早点铺。每天凌晨 3点半，父母就要在弥漫着油烟味的厨房里和面、炸油条，6点出摊，直到日头高悬才收摊回家。奶奶跟他们生活，一家五口挤在两间老屋里，墙角堆满了面粉袋和油桶，唯一像样的家具就是那个掉漆的褐色衣柜。
弟弟的到来，让这个本就逼仄的家显得更加拥挤。原本明梅跟爸妈睡大床，有了弟弟后，弟弟自然被摆在了大床的中间，而明梅跟奶奶挤小床。一天半夜，睡着的明梅滚到地上，额头撞到了柜角，刚哭出声，就被奶奶捂住嘴：“小声点儿，别吵醒你弟弟。”
3 岁的明梅还不懂什么叫失宠，但已经学会了在父母逗弟弟的时候自觉地退到一边，以免被嫌碍事。
送她去姥姥家的那天，母亲往提包里塞了两件旧衣服。出门时，那个“咣当”声再次响起，重重地砸在了明梅的脑海里。她第一次尝到被遗弃的滋味，像根炸过头的油条，又硬又苦。
“听话，我下个月就去看你。”电话里母亲总是这么说。
明梅很听话，母亲却没按时出现。到了下个月，要么弟弟太小离不开人，要么就是铺子里忙，抽不开身。
就这样，住“一阵子”变成了“一年”，对明梅来说，不知该说是不幸还是幸运。在姥姥家的那段时光，是她整个童年里为数不多的一抹亮色。姥姥家的确宽敞，有翻三圈都翻不到头的土炕，有种满菜的小院，还有条会摇尾巴的大黄狗。老两口很疼爱这个外孙女，会带她赶大集，姥爷还会牵着她去河边捞蝌蚪。可这份温暖只持续了14个月，直到姥爷中风瘫痪。
母亲终于来了。她一边抹眼泪，一边给明梅收拾东西。明梅以为是要回家，还问弟弟会说话了吗，说要给弟弟讲故事听，结果下了车发现是个陌生的院子。两个大人迎了出来。明梅拽着母亲的衣角，母亲让她喊“大舅”“妗子”。明梅还没反应过来他们是谁，来这里干吗，就被妗子领进了堂屋。等她想找母亲的时候，母亲早已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两个印着“金龙鱼”字样的旧提包。
很多年后她才知道，这种做法在当地并不罕见，就像转让一台闲置的洗衣机。
“大舅家就一个儿子，想要个闺女作伴。你当时特别乖，不哭不闹的。”母亲回忆时还在笑，仿佛在夸赞这台“洗衣机”的性能优良。
明梅当然哭过，哭得撕心裂肺。那些被枕头吞掉的呜咽，那些在沙堆上挖出的深坑，都是 5 岁孩子能想到的最响亮的抗议。只是这些声音，从未传到父母耳朵里。
大舅家的物质条件确实优渥，独立的卧室，柔软的席梦思，这些都是明梅在早点铺的旧屋里从未拥有过的。白天大舅和妗子下地干活，让她自己在家玩，她就蹲在院门口的沙堆旁挖沙子，一蹲就是一天。有路过的老人问她：“你是谁家的乖乖，咋不去上幼儿园？”她才知道，原来小孩子是需要去一个叫幼儿园的地方的。
“我为啥不上幼儿园？”晚饭时她问。大舅的筷子顿了顿：“再等等吧。”妗子往她碗里夹了块肉：“想玩的话，让你哥放了学陪你玩。”
大舅家有个哥哥，大明梅 8 岁，已经上初中了。对这个小丫头的到来，起初他还有几分当哥哥的新奇劲儿，会带她捉蜻蜓、逮蚂蚱。但几次下来，就嫌小孩子太麻烦，不愿意带她玩了。明梅倒也不气馁，老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表哥后边。
有一天表哥写作业，明梅趴桌子上在旁边看。表哥对她说：“你听话吗，听话我就带你玩。”
明梅兴奋地点点头：“听话。”
“那哥手冷，你给哥焐焐手。”
吊扇在头顶嗡嗡地转着。表哥把明梅的椅子往自己这边拉了拉，撩起她的裙摆就伸了进去。明梅觉得痒痒，往后缩，表哥顺势胳肢起她来，逗得她咯咯笑，手却没停，继续往里钻。
看着表哥笑，明梅也跟着笑，像是在玩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笑声和扇叶的嗡嗡声搅在一起，渐渐变得干涩而空洞。
还是那个夏天。一个午后，云压得很低，眼看着要下雨，大舅和妗子赶去收晾晒的麦子，让表哥看着她。他们前脚一出门，后脚表哥就带明梅来到自己的房间：“咱们玩吧。”
“又焐手吗？”明梅不明就里。
“这次不一样，你趴到床上……把裤子脱掉……”
明梅听话地照做，因为听话，表哥才会跟她玩。一阵钻心的疼痛从下体传来，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本能地觉得害怕，想躲，但表哥从上方按住了她的肩膀，让她动弹不得。四周墙壁悄无声息地挤压过来，空间显得越发局促狭小。她眼前只有洗到褪色的蓝格子床单，那些横竖纹路在视线里忽远忽近。她喊疼，比打针还疼。一阵笑声从头顶传来：“对，哥就是在给你打针啊。”
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特别久，明梅记得大舅他们很晚才回来，然后洗手、吃饭，问表哥作业写完了没有。一切都那么寻常。普普通通的一天。
“打针”又发生过四五次。有两次是在屋后的仓房里，一个堆放杂物和破烂儿的黑漆漆的小木屋，表哥说咱们捉迷藏躲在这里，然后把她抱在腿上，用手给她“打针”。还有一次是夜里，表哥悄悄溜进她的房间，看她睡得熟，就直接脱掉了她的裤衩。明梅其实被弄醒了，但没敢出声，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出声，就全程安静地任表哥摆弄。直到看到那个黑影离开，门锁发出轻微的咔嗒声。
如果不是初二上生物课，这些场景可能会永远埋在明梅的记忆深处。当看到课本上的人体构造图时，她胃里突然翻江倒海，那些被尘封的记忆碎片像打翻的玻璃珠，每一颗都折射出清晰的画面：表哥带着汗味的手掌，吊扇转动的影子，散发着霉味儿的仓房……那些画面、声音、气味都复活了，拼凑成完整的真相。
教室里的嘈杂声倏然远去，明梅只听见自己杂乱的心跳声。课桌下的膝盖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像有把电钻正从脚底往上，一寸寸凿碎她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世界。
裂缝中的秘密
那个时候，明梅的生活刚开始走向“正常”。
寄人篱下的状态持续到小学毕业。明梅跟父母虽然相隔不过百公里，一年到头却见不到几次。每年春节，母亲会像个远房亲戚一样出现，带来些零食和几件不合身的衣服，有时怀里还抱着弟弟。“又长个儿了”“考试考得咋样”，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说完后再没什么可讲。父亲则从未露面。直到一个下午，他出现在了小学班主任的办公室里。
老师请他来，是因为明梅小升初报不了名—她没有户口。
明梅以为搞错了，作为家里的老大，自己怎么可能没有户口？父亲则很直接：“一家只能上一个孩子的户口，上多了会被罚款，当然上你弟弟的。”他的理所当然，倒显得明梅大惊小怪。后来明梅才知道，父亲在撒谎。
都说人是在一瞬间长大的，也许那就是属于明梅的“一瞬间”。她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上不了幼儿园，为什么母亲总说，多亏了大舅她才有学上。当年大舅托了人，加上老家学校要求没那么严格，她才得以上小学。她也明白了，父母对她的态度，并不会因为她学习优秀而改变。她的那些好成绩，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
“我哭着说这不公平，”她的眼神落在手上，指尖无意识地抠着指甲边缘的一小块死皮，“那是我头一回反抗他们，也是头一回跟他们讲那么多话……没用，一点儿用也没有。我爸只是冷笑，说女孩子识几个字就够了，还想念大学咋地！他甚至说，初中报不了名就不上了，正好回家帮忙和面。”
她抬起头，笑了一下：“医生，您敢相信吗？这事发生在2010 年，不是民国，更不是清朝。”
确实，听着明梅的经历，我总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她明明是个95后，家所在的地方也是有着柏油马路、购物中心的开发区。可那些藏在现代化表皮下的陈腐思想，就像老房子墙缝里的白蚁，表面看不见，却能让整个地基慢慢倾斜。
后来是班主任四处奔走，事情才有了转机。教育局允许孩子先入学，后补办户口。父亲最终不情不愿地在文件上按了手印，那力道重得恨不得把纸戳穿。
到了初中，明梅申请了住校。开学那天，她把行李搬进8人间的宿舍时，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她开始像沙漠里的胡杨般疯长：凌晨5点起来读书，熄灯后躲在厕所背单词，月考成绩单上永远排在年级前三。她把所有补助款都攒在一个铁盒里，上面用圆珠笔标着去北京的火车车次。
她立志要考上大学，离开父母，离开家，走得远远的。
就在她以为终于抓住命运的缰绳时，初二那堂生物课像把锋利的刀，剖开了她尘封的记忆。那些被时间包装成“游戏”的片段，此刻赤裸裸地摊开，露出狰狞的本相。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睡不着觉的……”女孩把手里的纸巾撕成细条，又搓成小团， “宿舍里其他人都睡着后，我就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看，一看就看到凌晨四五点。”她手指突然停住，“那条裂缝，特别像大舅家仓房的门缝。”
早年经历性侵的二次伤害往往始于“觉醒”。当那些被时间模糊的片段突然在真相中显影时，崩塌的不仅是记忆，更是对整个世界的信任。很难想象一个刚步入青春期的孩子，要如何独自消化这场认知的地震。
有人天真地认为，如果受害者在侵害发生时懵懂无知，他/她所承受的痛苦就会减轻。事实恰恰相反—无知非但不能消解伤害，反而会为这份伤害披上一层诡谲的外衣。就像被困在一间全是镜子的屋子里，明明满身是伤，却找不到真实的创口在哪里。那些无处安放的震惊、羞耻与愤怒，最终都化作利刃，一刀刀转向自己。
明梅就是这样。知道真相后，她恨那个施暴者，恨随意把她丢开的父母，但她更恨自己，尽管她也说不清应该恨什么。
“想到当时我竟然还在笑，跟着那个人一起笑，我就想扇自己大嘴巴子。”
有时候她又会后悔：如果当初不缠着表哥玩就好了，如果那天不趴在那张蓝格子床单上……这些“如果”像一群食人鱼，在她脑海里疯狂撕咬。每当她试图压抑这些念头，它们就会变本加厉地反扑—深夜的噩梦里，仓房的门总是卡在将关未关的瞬间，而她永远发不出声音。
烂在肚子里的伤
每次接诊未成年性侵受害者时，诊室的挂钟指针都似乎走得格外缓慢，秒针的每一次跳动都像在叩击我的太阳穴。明梅的案例尤其令人窒息。因为是女孩，她从出生就被贴上了“折扣品”的标签，连最基础的庇护都被折现成了亲戚间的人情往来。
“后来你告诉家人了吗？”我多希望她能得到一些亲情支持。
“说了。您猜我妈第一反应是什么？”她笑了一下，“‘5 岁的事情，你咋会记得清？你是不是记错了？ ’”
初三那年，长期的神经衰弱，加上中考的压力，明梅实在受不了了，终于把小时候的秘密跟母亲和盘托出。她谨慎地选择着用词，说表哥多次摸她，半夜进她的房间。母亲愣了半分钟没说话，然后问：“是不是记错了？ ”
明梅在脑海里预想过无数种可能性，却怎么也没想到母亲是这个反应。她瞬间崩溃，十几年来的伤痛和委屈倾泻而出。她详细讲述了表哥跟她玩的那些“游戏”，焐手，打针……母亲的表情从震惊到僵硬，终于崩溃大哭。
那一刻，明梅竟然感到一丝诡异的安慰——原来母亲也是会为她流泪的。
这是她印象中母亲第一次为自己哭。这些年来，她对母亲的感情，就像早点铺那口炸油条的旧锅，外层是经年累月积攒的怨怼，内里却还残留着对温暖的渴望。每当看到母亲凌晨起来揉面时佝偻的背影，那种又恨又怜的矛盾就会涌上胸口。母亲也是家里的大女儿，从小就要照顾下面的 3 个妹妹，10 岁就要背着襁褓中的三姨刷锅做饭。此刻母亲的泪水让明梅恍惚觉得，两个人之间有了真实的联结，仿佛她们终于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但这微弱的希望很快被碾碎。“你大舅家供你吃穿，供你上学，对你这么好……”母亲擤着鼻涕，手却紧紧攥住明梅的手腕，“这事要是说出去，以后跟大舅家怎么处……”
咔嗒，咔嗒，每个字都像订书钉，把明梅心中的伤口粗暴地订合在一起。
明梅面无表情地听着，身体仿佛失去了重量。她看见另一个自己麻木地陷在沙发里，而对面的母亲嘴唇一张一合，吐出的音节在空中凝结成冰冷的铁链：“好在你也没出什么事，是吧……”
母亲的手覆上她的手背，掌心微凉，压得她动弹不得：“都这些年了，说出去对你一个女孩子也不好……”
明梅感觉自己的呼吸被一点点抽走，而母亲的手指正无声地收紧，仿佛在确认她的顺从。“咱以后不提了……”母亲微微倾身，语气轻柔，但字字像裹着绸布的秤砣，“啊，咱以后不提了，不提了……”
讲到这儿，明梅手里的第二张纸巾早已湿透，皱巴巴地被揉成一团。她慢慢卷起左臂的袖子，露出深浅不一的瘢痕，它们像干涸的河床，又像某种隐秘的摩斯密码。
“她总说‘这事要烂在肚子里’，她每说一遍，我就想在胳膊上划一道。看着血渗出来，心里感觉舒服点儿。”她顿了顿，接着说， “她不光不让我说出去，每到寒假还非得拉着我去大舅家拜年，说这个亲戚不能断……她明明知道……明明知道……”明梅哽咽到说不下去。
“……我妗子还会说，小时候你老爱跟着你哥玩……那个人倒很自然，可能他觉得我那么小，什么都不记得了吧……我在脑子里幻想过千百次一刀朝他刺过去，把他千刀万剐，但实际上，我就只能像根木头一样杵在那儿，听着大人在那儿说我们小时候多好多好……”
明梅的声音像一根绷到极致的弦，在空气中发出细微的战栗。我没有打断她，她太需要释放了。这些话也许已在她心里涌动了十余年，却找不到出口。那些被家族群里精心装裱的“美好回忆”，每一帧都是扎进她血肉的尖刺。亲人的漠视，世俗的偏见，像一堵堵墙把女孩围住；而整个社会对创伤的回避、法律援助意识的匮乏，更让当事人无路可走，无处可逃。
当社会缺乏承接创伤的容器时，“明梅们”就只能被迫将痛苦内化为“私人问题”，独自消化。那些说不出口的往事，就这样在黑暗中生根，发芽，长成一片片尖锐的晶体，随着每次心跳扎向五脏六腑。
“那你父亲呢？”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她没直接回答，而是问我：“医生，您知道我为什么叫‘明梅’吗？”说完她自嘲地“呵呵”了一声，“按族谱我是‘明’字辈的，至于‘梅’……就是‘没’。从我出生那天起，父母就希望没有我这个女儿，希望我不存在……”
不原谅也没关系
“小孩子忘性大，过去就过去了，谁还不受点儿委屈呢。”我听过太多这样的论调。说这话的人永远不会明白，那些被轻描淡写的创伤，会在当事人体内不断繁殖。每一次夜半惊醒时湿透的枕巾，每一回亲密接触时僵硬的肢体，都是当年暴力的余震。那根本不是“委屈”二字可以概括的。
尤其是性侵这样的创伤，它不会因为事发时的年幼懵懂就手下留情，反而像一把生了锈的钝刀，在年复一年的撕扯中，把伤口磨得越发血肉模糊。
由于人类心理的保护性机制，这些创伤性记忆被压抑到意识层面以下，使人很难回忆起来。但这种记忆并不能被真正遗忘，而是仍发挥着作用，影响着当事者的行为与情绪。
明梅的母亲不仅拒绝正视女儿的伤痛，更残忍地把她一次次推回那个噩梦的发生地。这无异于亲手将那把钝刀磨得更锋利。
诊室里，明梅慢慢平静下来，声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医生，我要怎么才能原谅他们呢？我觉得我永远都做不到……”
既往外国学者提出过“童年情感忽视”概念，是指在成长过程中未能获得足够的情感回应和支持。而这种情感的缺失很可能对人的情感表达、人际关系和自我认知等存在长期不良影响。
这个才 20 岁出头的姑娘，在漫长的精神凌迟中，依然倔强地维持着生活的秩序和体面。她如愿考上了大学，尽管高考发挥失常，比模拟考成绩低了40多分，与理想中的大学失之交臂，不得不被调剂到北京的一所二本院校，但她一滴眼泪也没掉，毫不犹豫地就去了，并且毕业后毅然留在了北京。赶上疫情，工作难找，她就做兼职，打零工，现在完全能养活自己。这些年来，她就像个孤独的拾荒者，在童年崩塌的废墟上，一砖一瓦地重建自己的庇护所。
“有时候我觉得，老天让我从小远离父母，兴许是种幸运。”她笑着抹去脸上的泪， “可当男友对我好时，我又觉得……”她的声音哽住了。那些未能说出口的潜台词在诊室里盘旋—亲密关系对她而言，既是渴望又是酷刑。每当男友想要拥抱她时，她就会变成一具僵硬的木偶；每当感受到爱意，内心就会响起尖锐的警报，觉得自己不配被爱。
她没有告诉男友她的童年，也不想伤害他，于是提出分手。分手并不是解脱，而是陷入更深的痛苦和自我封闭中。精神创伤通常表现为长时间的情绪低落、悲观厌世、社会性孤独自闭、严重的睡眠障碍、焦虑紧张、恐惧胆小，甚至出现自杀倾向。
根据抑郁量表评估结果，明梅已达到重度抑郁发作。童年期的创伤经历被普遍认为是抑郁症和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我给她开了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抗抑郁药）和劳拉西泮（抗焦虑药）。这些药物能帮助她缓解症状，但对于像她这样源于创伤事件的抑郁，合并心理治疗才是破局的关键。
我对心理治疗并不专业，但曾在多次灾后救援实践中接触过一些方法。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随北京医疗队赶赴映秀镇参与心理救援。地震这类突发事件造成的心理创伤属于典型的急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极短的时间内，受灾群众经历了生命威胁、亲人丧失、家园毁灭等多重打击，大脑的恐惧记忆系统被强烈激活，导致出现侵入性回忆、噩梦、过度警觉等症状。
在临时搭建的医疗帐篷里，我们采用眼动脱敏与再加工（EMDR）治疗进行心理干预。这种疗法特别适合处理急性创伤，它通过双侧刺激（如眼动或敲击）激活大脑的自然信息处理机制，帮助受灾者将那些不断闪回的创伤记忆—比如房屋倒塌的瞬间、亲人最后的呼喊—转化为普通的回忆，而不再伴有强烈的身心反应。
当时条件极其简陋，一张折叠桌、几把摇晃的折叠椅，再加上一台笔记本电脑，就构成了我们的心理治疗室。帐篷外是此起彼伏的挖掘机轰鸣声，帐篷内是消毒水混合着泥土的气息。
我至今清晰记得一位 40 岁出头的大哥。他穿着沾满泥浆的工装裤，手背上还带着抢险时留下的擦伤，坐在吱呀作响的折叠椅上，目光紧紧追随着电脑屏幕上左右摆动的小球。
“试着回想你生命中最温暖的时刻……”我轻声引导。
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突然泛起微光：“打麻将……去年除夕，我和老婆孩子凑了一桌，我和了把清一色，闺女笑着往我脸上贴纸条……”他粗糙的手指无意识地模仿着摸牌的动作，说着说着两行热泪滚落下来，但他嘴角却微微上扬—那是10天来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近似笑容的表情。
治疗结束时，他用大大的手掌重重抹了把脸，长长呼出一口气，像是把堵在胸口的什么东西终于吐了出来。虽然眼眶还是红的，但眼神已经不再涣散，甚至主动帮下一位等待的老乡扶正了歪倒的椅子。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当然，如今的心理治疗已经发展得更加全面和系统化。除了眼动脱敏与再加工，还有认知行为疗法、躯体体验疗法等，评估体系、治疗环境也都更完善。但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受过专业培训、具备相关资质的心理治疗师。因为再好的治疗方法，也需要由专业的人来实施。
“我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心理治疗师……”明梅声音里带着受过骗的人特有的迟疑。这不能怪她，当下心理治疗行业鱼龙混杂，患者很难分辨优劣，大多数时候只能碰运气。
我抽出便笺开始列清单。“这位擅长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位在早年创伤领域很有经验……”我一边写，一边给她讲解每位专家的擅长领域， 20 多个名字渐渐铺满纸页。明梅接过清单，说了三四遍“谢谢”，手指在“创伤修复”4 个字上停留了片刻，像触摸一个不敢奢望的承诺。
“不原谅也可以。”我说。
她像没听清，茫然地抬起头看着我，睫毛上还挂着没干的泪珠。
“你刚才说要怎么才能原谅他们，其实，不原谅也没关系。你来治疗不是为了原谅他们，而是为了重新拿回自己生命的主导权。”
明梅眼睛倏地亮了一瞬，像雪地里擦亮的火柴。
“而且，你的名字多好听啊。你不是不被希望存在的人，你是明亮的梅花，寒冬都挺过来了。”我由衷地说。
诊室重归寂静。我望着对面空荡荡的就诊椅发了会儿呆。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明梅”。她们带着相似的伤痕坐在那张椅子上，有人蜷缩着肩膀不敢抬头，有人用夸张的笑声掩盖颤抖的声音，有人将袖口拉得严严实实—那些伤口往往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她们的故事开头各异：有的是被“过继”的表妹，有的是“换彩礼”的姐姐，有的是“不小心摔下楼梯”的女儿……不同的故事，却总会在某个节点汇入同一条暗河：被当作“资源”转让的女孩，被沉默吞噬的童年，在家族名誉前溃败的正义。最令人窒息的是，施害者总能安然无恙地活在阳光下，甚至成为逢年过节饭桌上的“好亲戚”“好朋友”，而她们却在阴影里反复擦拭永远晾不干的痛苦记忆。
我推开窗户。一片杨树叶被风卷起，打着旋儿地拍在玻璃上，留下湿漉漉的痕迹。住院部的灯光在暮色中星星点点，像一张张欲言又止的嘴。我想起上周接诊的另一个高中生女孩，她手腕上也有类似的划痕，却坚持说是“被猫抓的”。当我们试图讨论创伤时，她母亲却在候诊区高声打电话：“现在的孩子就是矫情，我们小时候挨打挨饿，不都好好的？ ”
这种代际的认知鸿沟，比任何病理性的创伤都更难治愈。
人们总说时间能抚平一切，却不知道，未经处理的伤口像身体里未取出的弹片，一到阴雨天就会发出预警式的阵痛。
明梅在那些深夜的战栗和闪回，不过是身体在替她说出真相：
那些被强行咽下的委屈，终将在某个深夜翻涌成胃里的酸水；那些被按进水底的皮球，总会在某天带着更大的力道反弹，把平静的假象砸得粉碎。
明梅后来没再出现过，不知道她是否去接受了心理治疗。我常会想起她最后那个笑容，像冻土下挣扎着探出头的一苗新芽。或许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在那些被伤害、被消音的岁月里，她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着：层层叠叠的奖状，床头密密麻麻的单词便笺，周末打工攒下的钱，都在一点一点搭起她通往远方的轨道……这些看似细小的反抗，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力量。
不是所有伤痛都需要被美化成果实，它只需要被允许、被看见，如同一道不刻意遮盖的伤疤，在阳光下袒露着生命最真实的纹理。
题图来自电影《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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