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今天说的这事儿，发生在明朝永乐年间。江南水乡有个叫白溪镇的地方，镇上住着个老秀才，姓宋，单名一个“恪”字。宋恪今年整八十了，头发胡子白得像雪，背也驼了，可一双眼睛却清亮得很。他没什么产业，就守着祖传的两间旧屋和满屋子的书，平时给街坊孩子教几个字，换点米粮度日。镇上人都知道，宋老头脾气怪，一辈子没考取功名，却格外清高。他有个儿子，早些年去京城谋生，据说在衙门里当个小文书，十年也没回来几趟。
怪事就出在永乐皇帝第三次北征大捷，龙心大悦，要厚赏天下有功、有德、有才之士。也不知怎么的，宋恪这个名字，竟然传到皇帝耳朵里了。原来，宋恪年轻时游学四方，曾机缘巧合，帮过当时还是燕王的永乐帝一个小忙，救过他一名贴身侍卫的命。这事儿他自己都快忘了，皇帝却记着。圣旨传到白溪镇，要召宋恪进京领赏，封个“乡贤耆老”的虚衔，赏白银千两，良田百亩。这可是天大的荣耀和实惠！县令都亲自来贺喜。可谁都没想到，宋恪跪接圣旨后，竟颤巍巍地说：“老朽年迈体衰，不堪长途跋涉，且无功无德，不敢受此隆恩。请大人回禀圣上，赏赐……老朽万万不能受。”第一次，他把到手的荣华富贵，推出去了。
县令以为他老糊涂了，或是故作姿态，再三劝说。宋恪只是摇头，闭门不见。消息传回京城，永乐帝有些意外，但反而觉得这老秀才品性高洁，不慕名利，更难能可贵。于是下了第二道旨意：赏赐减半，但务必请宋先生受之，以彰陛下不忘旧谊、礼贤下士之心。这回，连宋恪那个在京城当小文书的儿子都连夜赶回来，跪在父亲面前，哭着求他：“爹！您清高了一辈子，儿子也跟着清苦。这是皇恩啊！接了，咱家从此改换门庭，儿子也能沾光升迁，您何必……”宋恪看着儿子焦急的脸，沉默了很久，屋里只听见油灯噼啪响。最终，他还是嘶哑着声音对传旨太监说：“请回禀陛下，老朽当日所为，不过举手之劳，本心并非图报。如今更不敢以残年之躯，忝居恩赏。第二次，他把家族兴盛的希望，亲手掐灭了。”儿子气得当场跺脚，回了京城，再没音讯。
这下连永乐帝都好奇了，这老头到底图什么？莫非是嫌赏赐不够重？或是真有惊天动地的冤情要诉？皇帝动了心思，派了身边最得力的老太监，带着第三道口谕和更丰厚的承诺（甚至暗示可以给他儿子实缺官职）秘密前往白溪镇，务必弄清原委。老太监见到宋恪时，他正坐在破旧的竹椅上晒太阳，手里摩挲着一块褪了色的旧木牌。老太监没急着宣口谕，而是像老友聊天般坐下，叹道：“宋先生，您这接二连三地推拒，可是把天大的福气往外推啊。陛下是真心念旧。您就算不为自己想，也为儿孙想想。您到底……有什么难处？”宋恪混浊的眼睛望着远处悠悠的溪水，缓缓道：“我不是清高，也不是矫情。我只是……怕。”“怕？”老太监不解。“怕还不起。”宋恪的声音轻得像风，“天恩越重，我心越沉。我拿什么去还？拿我这风烛残年的命，还是拿我儿孙未来的自在？”
老太监回京，将这番话原原本本禀告永乐帝。皇帝听后，良久不语，最后叹道：“这是个真明白人，也是个真倔人。罢了，既然他不要赏赐，那便随他。但他八十高龄，朕总该表表心意。传旨，赐上等楠木寿棺一副，准其回乡荣养，当地官府需时时关照，让他安度晚年。”这赏赐，既体面，又实在，更不容推辞——总不能让老人家连身后事都拒绝吧？
圣旨和那副华贵沉重的楠木棺材一起送到白溪镇时，宋恪已经病入膏肓，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他听完圣旨，看着院子里那副闪着暗沉光泽的棺材，脸上露出极其复杂的神情，似哭似笑。他让邻居帮忙，把传旨太监和老县令请到床前，用尽最后力气说：“陛下天恩……老朽……愧领了。但这副棺材……太贵重，老朽福薄，压不住。求各位大人……成全老朽最后一个心愿……把我祖屋后院那口……放了四十年的旧柏木棺材……换给我吧……那口薄棺……才配我。” 所有人都惊呆了。哪有皇帝赏了极品楠木棺不要，非要自己破烂旧棺材的？这简直是打皇帝的脸！老县令脸都白了：“宋老先生，这、这万万不可啊！” 宋恪眼角滚下两行泪，死死抓住老太监的手：“求您……奏明陛下……就说老朽……一辈子没求过人……就求这最后一次……用那口旧棺……我才能安心闭眼……” 他的手冰凉，眼神里的哀求却像火一样烫人。第三次，他在生死边缘，做出了一个看似最不识抬举、最不可理喻的选择。
老太监终究心软了，加上宋恪眼见就不行了，他咬牙做主，答应了。众人七手八脚，把院子里那口落满灰尘、木板都快朽穿的旧柏木棺材抬了进来。说也奇怪，换棺之后，宋恪似乎松了一口气，脸上竟有了一丝红润。他指了指旧棺的底板，对老太监说：“大人……底板夹层……有东西……留给……我儿……”说完，含笑而逝。
葬礼很简单，按他的意思，用了那口旧棺下葬。他儿子终究没回来。老太监回京复命，心中忐忑，不知该如何解释这最后一遭。但他记着宋恪的遗言，私下找到了宋恪那仍在京城当小文书的儿子，带他来到宋恪荒废的祖屋，找到了那口被换下的、价值连城的楠木棺材（暂时存放于此）。两人想起宋恪提及的旧棺底板夹层，心中一动，小心翼翼地撬开了那口已被替换、准备处理掉的旧柏木棺材的底板。
夹层里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几封发黄的信，和一本薄薄的册子。信是宋恪年轻时与几位友人（其中一人，后来成了“靖难”中为建文帝死节的大臣）的往来书信，畅谈理想，针砭时弊，言辞间难免有对时局的不满。那本册子，则是他记录的某些地方官的不法之事与民间疾苦。任何一样流传出去，在永乐初年那种敏感时期，都足以给宋家带来灭顶之灾。他儿子看完，瘫坐在地，嚎啕大哭。他终于明白了父亲一次又一次拒绝赏赐的深意——赏赐越重，关注越多；位置越高，审视越严。父亲守着这些“旧物”，就像守着一堆随时会燃的炭火。他拼命把家人往外推，推离可能因历史问题而被牵连的危险，推离因骤得恩宠而可能成为众矢之的的境地。他不要荣华，是在要平安；他选择清贫，是在选择保全。就连最后换棺，恐怕也是担心皇帝赏赐的楠木棺太过显眼，引人探究，反而可能暴露夹层秘密，祸及子孙。他要那口无人问津的旧棺，是为了让这些秘密，随着他的朽骨，永远埋入地下。
老太监也沉默了，他悄悄收走了信和册子，低声对哭泣的宋恪儿子说：“你爹……是用他一辈子的‘失去’，换了你一生的‘太平’啊。这些东西，咱家就当没看见。你……好自为之。” 阳光下，那口华贵的御赐楠木棺静静地躺着，光泽冰冷，而旁边那口被撬开的旧棺，木板粗糙，却仿佛还残留着一位父亲最后、最深沉的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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