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天，中央苏区的天空并不安宁。赣南的山岭间，阵地工事还在，壕沟还在，人却越来越少。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尾声，红军阵地被一块一块压缩，战壕里传出的议论里，有人低声说：“再守下去，怕是守不住了。”那一年，很多红军指战员其实已经隐约意识到，一场更大的转折正在逼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选择战略转移。长征由此开始。后来人回望这段历史，往往会记住两万五千里、记住雪山草地、记住遵义会议，却容易忽略一个细节：红军在长征途中牺牲的第一个高级将领是谁，他又是怎样倒在出发不久的路口上的。
答案指向同一个名字：红四师师长洪超。他的政委，是日后位列开国大将第三位的黄克诚，而在他牺牲之后，接过师长位置继续带队突围的，则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张宗逊。这三个人的命运，在1934年10月的一场意外交火中紧紧扭在一起。
一、从苦孩子到红军师长
要看懂洪超的选择，得先从他早年的日子说起。洪超出生于湖北黄梅新水乡，家境困窘，父亲在他6岁时去世，9岁那年母亲改嫁。他在乡间长大，比同龄孩子更早尝到“无依无靠”的滋味。那时的湖北、江西一带，兵荒马乱，穷苦人家的路，通常只有两条：要么一辈子在土地上挣扎，要么卷入汹涌的时代洪流之中。
洪超走向了后者。大革命时期，他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师长是颇有声望的叶挺。这支教导队并不简单，聚集了一批早期的革命骨干。对洪超来说，这是第一次系统接触军事知识，也是第一次接触新的政治思想。教导队的训练严苛，课余却时常讨论时局，不少年青军官在这里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决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局势骤然逆转。叶挺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洪超就在队伍之中。起义失败后，部队南下，再战广州。广州起义同样没有成功，起义军伤亡惨重，很多人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名单里。洪超没有倒下，他后来又投入湘南起义的队伍。一连串战斗下来，他的资历在年轻干部中显得格外“硬”。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换来的是更坚定的选择。在朱德、陈毅所带领的部队上井冈山后，洪超也随着部队转入井冈山地区，成为红四军中的一员，并一度担任朱德身边的警卫员。这个角色看似不起眼，其实非常关键。能够贴身担任警卫，既要可靠，又要机敏，也从侧面说明了朱德对他的信任。
1928年底，红四军因敌情变化离开井冈山，转入机动作战。井冈山的留守任务，落在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的红五军身上。为了加强防务，红四军抽调了一批骨干支援红五军，洪超就在调动名单之中。从此，他与彭德怀所率领的部队结缘，成为红五军、红三军团中的一名重要指挥员。
不久之后，部队一路作战，从大冶兵暴到攻占长沙，洪超几乎打遍了红五军及后来红三军团的所有硬仗。随着战绩增长，他的职位也一再提升，从基层干部一路干到红军师长。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能当上师长，既看资历，更看战场上的真本事。
战争并不仁慈。1932年6月，在指挥草台岗战斗时，洪超身负重伤。战斗结束后，军医竭力抢救，保住了他的性命，却保不住他的左臂。为了防止感染，只能截肢。他从此成了一位独臂将领。
很多人对“独臂将军”的印象，多半停留在贺龙麾下的两位名将，其实在红一方面军、尤其在红三军团里，也有这样一位失去左臂的师长——洪超。断臂并没有让他退下来，反而让战士们对他多了几分敬重。
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调整建制，军一级编制被撤销，部队以军团和师为骨干力量重新整编。在这次调整中，洪超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六师师长。一个失去左臂的年轻军官，指挥一个整师的部队，放在当时，的确算是一件颇为“特别”的事情。
二、红四师崛起与“红星奖章”
1934年初，局势进一步恶化。国民党统治区的封锁日渐收紧，对中央苏区的围攻愈发猛烈。就在这一年1月，洪超又一次接到调令，改任红四师师长。他面对的，是更艰难的第五次反“围剿”。
在这场拉锯多年的防御战里，高虎脑战斗非常关键。高虎脑地形复杂，是进出苏区的一处要冲。敌人兵力众多，火力强，妄图在这里钉住红军的机动兵团。洪超率红四师投入战斗，运用机动穿插和近距离突击，多次与敌人短兵相接。经过连续几昼夜的战斗，红四师歼敌三千余人，为红军守住阵地赢得了宝贵时间。
这场胜利，让洪超获得了二等“红星奖章”。有意思的是，这种奖章在当时并不是轻易就能拿到的。获得一等“红星奖章”的，多是红军最核心的高级将领，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开国元帅；二等“红星奖章”的获得者，也几乎都在建国后位居上将，如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滕代远、彭雪枫等人，个个在军事上有一手硬功夫。
洪超列在二等“红星奖章”的名单中，既说明他的战功已得到高层认可，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在红一方面军中的地位。如果不是命运在长征初期突然转向，从后来的结果来推算，他的军事资历和年纪，很难说不具备成为开国将领的资格。
值得一提的是，红四师并非只有洪超一个出众人物。当时担任红四师政委的，就是后来排名第三位的开国大将黄克诚。这位出身于湖南永兴的政工干部，在长征前后始终和红四师紧密相连。战场上，他负责政治动员、部队整顿和思想工作，与洪超一文一武、相互配合。
红四师的将士中，还走出了不少后来名震全军的指挥员。上将杨勇、上将张爱萍，都曾是这个师里的指战员。换句话说，长征前的红四师，是一支极有战斗力、也极有发展潜力的部队。
军委作战部门的参谋张震后来回忆洪超，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洪超同志是我们三军团最年轻的师长……我们一共见过三次面，他英勇果敢、待人和蔼。”短短几句话，却把这个年轻师长的气质勾勒得很清楚——打起仗来干脆利落，平时对人又不摆架子。
正因为如此，当中央决定实施战略转移时，让这样一位久经战火的师长扛起先头任务，似乎顺理成章。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早地倒在长征路上，成为长征途中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三、长征起点与“百石之战”的意外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从中央苏区纵深地带向西转移。按计划，这次北上的大行动，要先穿越敌军布下的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动用了各路军队，从江西、广东、湖南、福建等方向组成合围圈，企图在红军刚刚离开大本营时就一举围歼。
红三军团承担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任务。这道封锁线大致位于安远、信丰、赣县、南康一线，主要由陈济棠控制下的粤军驻守。陈济棠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自成一系，与蒋介石之间既合作又防范，并不完全听命南京。也正因如此，中央在筹划长征时，并不想在这道防线前正面硬碰。
中央早在长征前夕，就派何长工、潘汉年等人，以秘密方式与陈济棠方面接触，争取“借道”通过。双方经过几轮交涉，达成了一个颇为微妙的“五项协议”。大致意思是，只要红军不主动攻击粤军阵地、不威胁广东腹地，粤军就不积极阻击红军北上。说白了，就是眼不见为净，谁也不去做那条替别人流血的“枪”。
不过，这样的协议有一个天然的难题：保密。处理不慎，就可能引发各方的猜疑。于是，陈济棠方面仅在高层内部有所交代，对中下级军官并没有明说，只下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命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意思是，尽量别惹事，别先开火。
红军这边，同样出于保密需要，没有把协议具体内容下达到连排一级，甚至在团一级里也只笼统讲了“尽量避免无谓冲突”，具体操作留给一线指挥官灵活处理。这样一来，纸面上的相互默契，很容易在前线被误解。
红三军团中，彭德怀作为军团领导，负责整体突破任务。为了打开缺口，他选定由洪超率领红四师担任先头部队。简单说，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走在队伍最前面，为后续主力寻找突破口。
带头冲锋，这在红军内部从来不是轻松差事，却是一种荣誉。红四师将士知道这是一条险路，但没人退缩。按照红四师的部署，第十团作为师前卫，先期向信丰方向推进，其后第十一、十二团隶属师部统一指挥，负责掩护和跟进。
当时的情况，如果双方基层部队都提前知道有这么一份“借道协议”，再加上一点耐心和沟通，这一段路原本是可以安稳通过的。遗憾的是，事实发展完全走向了另一条轨道。
红四师第十团最先接近信丰百石村方向。百石地势起伏，村庄周围有零散的警戒哨位。前出侦察的小分队在接近百石附近时，与粤军前哨发生了接触。双方都不知道上层达成过什么默契，只看到对面是一支来历不明的武装。一边是执行封锁命令的防守部队，一边是肩负突围任务的红军先头团，误判几乎难以避免。
在前线指挥员的视野里，态势变化是瞬间发生的。有的地方先听到了枪响，有的地方则是看到对方队形快速展开。很快，零星火力变成了交火。信息在战斗噪声中变得支离破碎，再想“停手”，已经不现实。
这个时候，洪超在后方得知前卫部队遇敌，迅速作出判断。他亲自率领第十团向百石方向推进，准备稳定局面，同时命令黄克诚率第十一、第十二团从侧翼展开，防止敌军增援介入，确保主力纵队不被牵制。
战斗在百石一线打响后，双方都陷入被动。粤军前线军官只知道“有敌来犯”，红军师部只看到“敌在拦路”。原本写在纸上的那几条“互不主动攻击”的约定，谁也想不起来了。战斗打到白热化阶段，火力愈发密集，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有战士回忆，当天阵地上的命令非常简洁，就是一句：“快打过去，不能拖住大队人马！”洪超作为师长，不得不在激战中不断前移指挥位置。他习惯亲临前线观察敌情，这种习惯在此前多少次战斗里帮助他赢得胜利，这一次却让他暴露在更大的危险之中。
就在百石附近的一处阵地上，他遭到敌火击中。现场环境混乱，具体中弹位置在早期回忆里说法略有差别，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负伤后未能及时抢救成功，很快牺牲。在这一点上，史料虽然简略，却有一个共同点——他的牺牲与前线指挥密不可分，而这一仗，本来不该打得这么激烈。
洪超牺牲时，还不到四十岁，是三军团里最年轻的师长之一。也正因为他的职位较高、战功显著，他被视作长征途中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这一“第一”，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却由他承担了。
四、张宗逊接任与遗憾的延续
洪超牺牲的消息在红四师内部传开时，不少干部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有人还在反复确认：“真的是师长？是不是传错了？”从第五次反“围剿”的残酷战斗，到长征出发前夜，红军已经习惯了伤亡，却仍然难以接受这样一位年轻的师长突然倒下。
战斗还在继续，队伍不能停。很快，军团和师部作出调整，让张宗逊接任红四师师长，继续指挥部队突围。张宗逊当时已经是红军中有名的能征善战的指挥员，很快接过指挥权，带领红四师继续在这一带穿插机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通过粤军防线。
在张宗逊的指挥下，红四师最终完成任务，红三军团也顺利打开了缺口。中央红军先后通过安远、信丰一线，成功从陈济棠控制的防区脱身，跳出敌人的第一道封锁圈。如果从纯军事结果看，这一阶段的作战目标达成了：主力转移成功，长征得以继续向前推进。
问题在于，代价明显超出了原本的预期。洪超之死，就是这个代价中最醒目的那一笔。由于上下信息不对称，本应避免的“误战”最终演变成一场有实打实伤亡的硬仗。对红军这样一支本就兵力有限、装备不足的队伍来说，每一个高级指挥员的损失，影响都不止在一时一地。
从后来的记载看，彭德怀对这件事一直心怀遗憾。一方面，他清楚红四师在百石一线的表现没有问题，洪超在战术层面没有失职；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如果秘密协议能够更充分地向前线传达，如果双方能够在前沿阵地多一点沟通，结果有可能完全不同。洪超原本不必死在这里。
这种遗憾并非空泛感慨，而是一种很现实的“算账”。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主力部队不过八万余人，能够担任师长、军团干部的，多是经历多次战火考验的骨干。长征结束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只剩一万多人，损失之大，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一个高级指挥员的折损，都直接影响后续战役的指挥能力。
有人曾经这样议论洪超的前途：以他在红一方面军的资历、年龄和功勋来看，如果能够顺利度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少也是上将军衔，很可能进入大将之列。这样的判断并非过度拔高，而是根据与他同时期、同级别指挥员的后续发展路径推算而来。从陈毅、萧克，到滕代远、彭雪枫，可以看出那一代红军师长在后来基本都成长为军政方面的核心力量。
洪超的名字最终停留在1934年的百石，而黄克诚和张宗逊则继续在后来的岁月里扛起各自的责任。黄克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长期担任重要军事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大将；张宗逊在西北战场和后来的国防建设领域，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红四师这个序列，因三个人的交替，串联起一段颇为意味深长的历史线索。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些，从1920年代末叶挺教导队的课堂，到1930年代初红三军团的连天炮火，再到长征路上的百石村，洪超的人生与中国革命前期几乎所有关键节点都发生过交集。他参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上井冈山，在红军主力中一路升迁，又在长征刚刚展开时倒在最前列。这种“贯穿式”的经历，使他在早期红军将领中有着很特殊的一席之地。
历史记住他的方式，并不张扬。档案中的几行文字，老战友的一段回忆，再加上一枚二等“红星奖章”的记录，拼起来才勉强构成他的轮廓。相比那些后来在更大舞台上长期活跃的元帅、大将，他的故事显得短促，却并不模糊。
长征，被一代人视作生死大迁徙，也是一场对指挥系统和组织能力的严酷考验。洪超的牺牲，发生在长征初期，对当时的红四师乃至红三军团都是一次沉重打击。与此同时，这起事件也折射出当时复杂的军政环境：友敌关系暧昧，秘密协议难以周全，前线指挥员只能在有限信息下做出瞬间判断。
如果只从战果看，突破陈济棠防区算是成功；如果把命运这个维度加进去，那么百石之战留下的，不只是几个数字，而是一连串被迫中断的人生。洪超作为长征时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段历史复杂性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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