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纱帐正在缓缓地落下帷幕。比起去年的青纱帐时节，今年就要紧张得多。从“五一大扫荡”后的几个月，没有太轻松的时候，不论是主力部队还是县区武装，几乎难得在一个村庄住上几天。而二分区只有平禹、齐河稍显平静一点，黄弊来时，在一处还能够多住一天半天，就那样都转移了好几次住地。在黄弊检查工作的间隙时间里，地委同志们仍然分赴各个县，轮番活动，和县区同志们在一起坚持斗争。经过几个月反反复复，你来我往拉锯式的斗争，人们已经习惯了昼夜不分的生活，神色间多了一些深邃和凝重，疲惫和紧张的工作并没有拖垮他们。
李玉池还是那股子劲，每当环境有所缓和之时，他觉得困难更多;而当遇到异常困难的时候，他却格外冷静、沉着。
刘秀峰也是不慌不忙、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大家已经觉察到在错综复杂、急剧变化的环境面前，他常常为自己拿不出一个应对斗争的办法而表示为难。
连我一直很器重的王景芳，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来看，也不比刘秀峰高明多少。平常他遇事反应还比较快，能够进行细致的分析，给人以很有条理、能够把握问题的关键的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他办事疲沓，所交办的事常常不能如期完成，更不用说期望什么结果了。有时候我对德、陵两县的一些急办事情的处理，只好直接找到刘之光、国珍、刘润生等人。我早就告诉过刘秀峰，我方在德县的活动，局限于一隅，活动余地太小，经不住敌人的突然进攻，难于转移至安全地带，必须开辟新的活动地区以利部队打游击战。刘秀峰也有同感，但却迟迟拿不出个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
刘之光曾经提出，他愿意悄悄潜回他的老家那一带，利用地方家族关系，摸清情况，想办法开辟该地区。因为担心伪军和联庄会头子特别反动，不好插足，工委一直下不了决心。直到这段时间，八、九区一带形势越来越险恶之时，刘秀峰经过一番考虑，才向我提出此事。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早该下决心干了，这才让刘之光潜入该区。该地在边临镇据点以西，距我们八、九区活动中心大约三十里以外，我方武装力量从未进入过该区，一直视为敌伪完全控制地区。其实除土桥据点有伪军、伪区署外，其他村寨均为联庄会把持。刘之光凭借地方关系，打通上层关节，带领我方小股游击队潜人开展活动，为县府、县大队的进入开创了条件，成为开拓德县工作的一项大事。
我对各县区开展对敌斗争很有信心。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有那股子拼劲、坚持抗日的决心、顽强斗争的精神。我更相信我们可敬可爱的人民群众和八路军、抗日政权、革命干部那么和谐的鱼水之情，无论在于庄、信庄、三徊河，还是谷马二庄……让我深深感受到，人民是抗日战争的铜墙铁壁，绝非虚妄之言，它确确实实地存在。同时我对地方工作的现状，却也不胜忧虑，有什么办法能够使我们的工作更向前迈进一大步呢?
一支游击小分队，专程从盐山、靖远来到德平、德县，为的是送一份紧急文件。
我们在前几天，已经从部队电台收到区党委、军区的紧急电报，转发中共中央于1942年9月1日发布的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适应当前斗争形势的发展，将在各地区的主力部队和地方党、政、军实行统一领导。其中特别强调:农、工、学、商、党、政、军，党是领导一切的;主力军固然是全国性的，同时也具有地方性，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应当统一于地区党委领导之下。统一领导下的地区党委可以由地方党委负责人担任领导，主力部队的领导人担任副职;也可以由主力部队负责人担任地区党委的负责人，原地方党委负责人担任副职。区党委、军区在转发电报的决定时，已经注明，将迅速作出贯彻中央决定的紧急措施，下发各部队和地委。现在专程送的就是这个紧急文件。文件除了详细传达中央的决定外，就是如何贯彻决定的一系列组织措施:
根据分局决定和山东军区的命令，原教导六旅兼冀鲁边军区，今后统一为冀鲁边军区，山东军区命令，邢仁甫为冀鲁边军区司令，黄烨、龙书金为副司令，冀鲁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兼任军区政委，周贯五为副政委，刘贤权为政治部主任。
军区命令:十六团一部和三军分区合一为三军分区，一部为军区基干团;十七团与二军分区合一为二军分区，军区直属运河支队与一军分区合一为一军分区，区党委、军区决定各军分区人员配备如下:
一分区司令员傅继泽仍任一军分区司令员，彭瑞林为分区政治委员，康伯敏为分区副政治委员;
十七团龙书金为二军分区司令员，原二分区司令员徐尚武为副司令员，十七团政委曾旭清为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原二军分区政委都炬为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原军区副司令，三军分区司令杨铮侯为三军分区司令员，十六团团长杨承德为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原三军分区政委李广文为三军分区政治委员。
区党委通知，调整各地委书记和副书记，依次为:一地委书记彭瑞林，副书记曹戎;二地委书记曾旭清，副书记都炬;三地委书记李广文，副书记冯乐进。
难怪要专门派小部队送达紧急文件与命令，因为它是关系到各抗日根据地的大事，也是关系边区全局的大事。根据这些决定和命令，对原来在各根据地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些问题，包括在我身上发生的问题，马上就迎刃而解。中央的这个决定，显然是在了解了各地的实情后采取的果断措施，我从内心感到领导的英明决断，由衷地拥护这个决定和区党委、军区贯彻这个决定的具体措施。这不仅是关系全局的大事，也是直接关系我个人的大事呀!
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一元化领导的地区党委书记，可以由地方党委书记担任，也可以由军队党委书记担任，具体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在边区，一、三地委由地方党委书记担任地区党委书记，二分区则由军队同志担任。我不担任地委书记，本是我自己向黄骅提出的请求，黄骅应该将我的意见报告了区党委。但他曾说过，让我安心工作，我是可以胜任这个重担的。现在这个任命，说明区党委实际上已经考虑了我的意见。
区党委的决定，完全符合中央决定的精神，一元化领导下的地区党委书记，在军地两方遴选，虽然我不再担任地委书记，却仍然是地委副书记、军分区副政委，并没有向下调换，说明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和一、三地委的同志不能相比呀!我一直认为和李广文的差距很大，简直不在一个档次上，他担任一把手，我做他的助手，可说是心安理得;彭瑞林是分局巡视团的负责人，我和他也没法比呀!曾旭清是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地方也担任过县委书记，斗争经验丰富，像我这样的小毛头，凭什么去和他相比呢?
我想不能再和自己过不去了，要自己掂量自己的能力。在一元化以后，担任地区的第二把手，协助一把手工作，将主要力量放在地方党政工作方面来，对于整个分区，乃至我个人的工作都是利多弊少，从长远来看，对自己会有更大的帮助和提高.....
思想一下豁然开朗。回顾起入党时的誓言，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什么个人得失可言。在革命队伍里，我只是一个新兵，无论是经验、能力、理论水平等，都离革命事业的要求相差甚远，怎么能打肿脸充胖子，硬充好汉呢?我告诫自己:要老老实实地干好工作。不能泄气，不能在新任的一把手跟前撂挑子。
我主动到部队向曾旭清报告工作情况。出乎意料的是，部队同志热情相迎。曾旭清特别主动。他说:过去我们是两家人，互相之间免不了有点疙瘩，现在可好，大家合在一起，成了一家人，有什么事不能说，不能解决的呢?谈到地委今后的工作，曾旭清再次强调，他的主要任务还是在部队，地方上的担子，照样由你担当，遇事大家商量着办就是啦。龙司令员平时话就不多，但却十分热情地向我谈部队的一些情况。他说:“你是副政委，军队的事，你也多参加嘛，你说不熟悉军队，，不懂，咱们以前谁懂，还不是打出来的。你们在地方上还不是一样带队伍打游击，和鬼子汉奸斗吗?”
一元化以后的第一次会议，实际上就是地区党政军负责人的大碰头，即按区党委批准的地委成员，就是龙书金、曾旭清、郝炬、于梅先、邹玉峰、孙子权、徐尚武七人。地委、专署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来不及讨论，着重讨论地方、军分区与主力部队合一后的有关事宜和军事斗争问题。由于分区成立不久，组织一直不健全，新的军分区实际就是十七团团部改建，原分区徐尚武带少部分人到司令部，路有水的特务大队随同编入分区直属建制，随司令部行动;原分区参谋长靳兴侯已被通知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政治处主任孙长江前已调军区司令部;分区其他人员，连同直属两个大队，恢复津浦支队建制，根据德平局势的变化，准备成立德平县大队;回民大队仍在北部几县独立活动;专署警卫队，地委青年武装队，仍由专署地委管理。主力部队十七团，根据中央决定精神与地区斗争现状，作了大的调整和部署:从一营三营各抽一个连归分区直属，一般情况下，分区带领直属连队、特务队活动;三个营改为三个地区队，分别在三片协调组织包括县区武装在内的军事行动，其中一地区队在齐河、济阳、临邑南部地区;二地区队在德平、德县、陵县、临邑北部地区;三地区队在平原、禹城地区。这个部署体现了化整为零的活动规模，主力部队适度分散与县区地方武装结合，开展对敌斗争。
会议确定的这些举措，大家一致认为解决了当前对敌斗争的关键问题，有利于县区斗争的坚持与开展，与会者的心情都非常兴奋。因为新的地委真正体现了中央决定指出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大家从内心感到在当前艰苦的斗争形势下，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的及时性和重要性，也更加坚定了大家坚持地区斗争、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由于青纱帐倒下后敌伪日益频繁的进攻态势，会议只开了一天即结束，以便将会议决定的举措，迅速落到实处，并且约定仍按地委老规矩，一个月后再开下一次会议。
党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的决定下达并执行了一段时间后，就让人们感到了这个决定带来的新气象。主力部队和地方配合更紧密了。北部几个县，过去主力部队很少来过，现在主力部队开始进驻。他们进人该地区后，人们的底气十足，有了依靠，县区武装活动也随之增加，对于小股来犯的敌伪军，也能给予打击，这使小据点里的敌伪军不敢轻举妄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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