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接生，可这一件事，她坚持了五十多年。
在北京协和医院，每一个产房的门口，都刻着一个名字林巧稚。
听说她出生那年正好风雨欲来，母亲产后感染离世。她五岁守在灵前，一脸稚气地说：“我要当医生，我不要别的孩子没了妈妈。”
林巧稚，万婴之母。
她是妇产科的开山鼻祖，也是协和医院第一个中国女医生，更是无数中国妈妈在最虚弱时刻的“定心丸”。
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或许不是名利和财富，而是一条深深的医者轨迹。
1983年，一个普通的清晨，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里比以往多了些沉重安静的气息。
林巧稚去世了，安详，平静，没有插管，没有抢救，甚至没有呻吟。
她穿着整洁的睡衣，像是结束了一场漫长旅程，闭上眼睛，休息了。
用医院同事的话说，她太累了，她这一生，都走在替别人接生的路上。
在协和，她是祖师级的存在。
可你知道吗？从来没把这一切当成荣耀，她活得比谁都低调。
临终前，护士问她还有什么交代吗，她只说了一句话：“谁来接我手上的产妇？别耽误她分娩的时间。”
林巧稚出生在福建厦门鼓浪屿。
那时候的鼓浪屿，是个洋人跑商、士绅云集的地方，也正因如此，她接触到西式教育的机会，远多于同时代的人。
童年并不幸福。5岁那年，生她的母亲因为难产去世，命丧在那个还没有先进妇产科技术的年代。
彼时的林巧稚，还不知“死亡”真正的意味，但她已经明白了两个字：母亲不在了。
她坐在母亲灵前，眼泪没怎么流，但那句“小孩语”很多人到现在都记得清楚：“我长大以后，要当医生，救妈妈那样的病人。”
然后她就真的走上了这条命定的路。
她的父亲本是个普通教师，收入微薄，是林巧稚的大哥和嫂嫂，对她倾尽全力供她读书。
那时，全国还没有几所像样的女性高等学府，她的学医之路几乎是“硬闯”的。
1921年，林巧稚被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破格录取。
注意，是“破格”，不是参加常规招生，因为按照协和的招生标准，她其实还差一丁点达标。
但因为面试时她表现出罕见的细腻、责任和毅力，校方终于拍板：这个女孩，特批录取。
她就这样成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医学女学生之一。
协和那时候是什么概念？全美出资、全英教授、全新式医学理念。
当时在协和读书，是无数天之骄子的梦想。
林巧稚在协和，一读就是八年，近乎贯通了全部西方妇产科体系。
她不是天才型选手，更像是一步一个脚印的“铁人”。
她成绩很好，但从不炫耀。
毕业后，她选择留院当医生。协和很多教授以研究为重，偏重内科和实验室方向。
妇产科？在那个病房还会被叫做“脏地带”的时代，几乎无女愿投。
林巧稚第一个写了申请：“我想做产科医生。”
没有哪个女生不怕血，可她怕的不是血，是还有多少产妇像她母亲一样，因缺乏专业照护而死去。
一开始，她确实不被看好。护士称呼她为“那个胆大的女医生”，病人也有些不信任，要么觉得她还年轻，要么便是：女人还能接生？可靠不？
直到第一个月，有个难产产妇情况危急。
其他医生主张剖腹取子，可林巧稚提出用最新的产钳辅助手术，手稳术准，三十分钟内脚踏实地施救成功。
病人活了，孩子也哭了。这才是真正的起点。
1930年代末，协和派她赴美深造。
在哈佛附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等顶级医院，她看了数百例妇科疑难病。
每一例，她都不只记录病历，而是反复分析技术与经验的中西差异。
她把美国妇产科医生的工作方法、查房制度，甚至病人教育方式，都记录成册。
但令她敬佩的不是设备先进，而是整个社会对母婴健康的重视。
她说：“技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理念，要让妇女明白，她们分娩不是一个人孤军作战。”
1940年，她毅然选择回国。有人劝她留下，说国内战火纷飞，美国条件多好。她轻描淡写一句话：
“我学到了该学的，也就该回去了。”
抗战时期，北京协和一度关闭。但林巧稚没停过。
她自掏腰包，在住所门口挂出一块木牌：“妇产科顾问”。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告诉周围的孕妇：“我还在。”
她的住所成了简易医院，大多数是村妇或难民，有时候连几角钱都拿不出，她也从不推拒。
她说：“钱不是最重要的，命和孩子重要。”
建国前夕，又有人劝她出国，说协和会变，医生地位未必安全。她回应一句十分朴实的逻辑：
“病人都在这儿，我走了，她们怎么办？”
新中国成立后，林巧稚成为全国妇产科的代表性人物。但权力职位她都不感兴趣，唯一想做的两件事，预防宫颈癌，和写科普。
她和团队跑遍城乡县镇，一家医院一家医院设立实验室。她是这场除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而且她不是那种“只讲科研”的专家，她亲自在农村主持培训，为数不多能把医疗术语翻译成“农嫂能听懂、人能记住”的大夫。
她还主编了我国最早妇女科普书《妇女卫生保健》，一书在手，广大乡村姐妹们开始第一次知道怎么识别早孕、怎样坐月子、如何防妇科病。
到了六十多岁，很多医生早就退居幕后。可林巧稚还在接生。
野外送医、山区旅行、县医院讲座，她都照跑不误。
她住协和职工宿舍，医院专门为她保留门诊号。产妇有需要，只要护士一个电话，她连夜起床，披大衣直奔产房。
同事都问她：“您这样一把年纪不该歇歇了么？”她说：
“我退休可以，孩子可不会排队等你休息。”
1980年，林巧稚被诊断患胃癌，医生多次建议她暂停工作。
可她却说：“这辈子看过上万个子宫，不写完这部《妇科肿瘤》我舍不得走。”
她在床边摆满了参考资料，绝大部分章节她亲自口述，由弟子代笔、整理、修订。
病榻之上的她，仍在关注临床标准、数据代表性和术语是否地道。
最后一次闭眼前，脑中想的不是亲友欢聚，也不是功名利禄，而是：“还有那个早产的病人，血压正常了吗？”
她弥留之际，院里专门为她举办默哀仪式。没有鲜花，没有喧哗，就连悼词都很平实。
但医护人员都知道：这个瘦瘦小小的老人，憋了一口气为的不是“医界泰斗”光环，而是希望这个世界上再多一些产妇被平安迎接，再少一些灵堂前的五岁小姑娘。
没错，就这么简单。但这四个字，大概也是她一生的写照。
她用54年，一心只做一件事，不插针眼不图虚名，只顾乎产床上的呼吸变化。
她把分娩这件事，从粗陋、危险、不被重视，做成了母婴安全的无障碍通道。
她用一生证明，妇产科，从来不“低人一等”，也从来不是“流血流泪的角落”，而是生命最初的守护场。
她走时安静，但她留下的，是中国医学界再响亮不过的名字。
林巧稚，一生未婚，一心接生。
她走了，但如果你今天去北京协和医院走一趟，依然会看见她的名字，依然有人站在产房外轻轻说：林医生，谢谢您。
你是否也想过，我们今天看似平常的医护保障，又有多少人，像她一样，用一生走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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