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汉武帝晚年的征和二年，那几年朝廷气氛很紧张，皇帝多疑，动不动就查人。
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当时任太仆，结果挪用了军费，数额高达一千九百万钱。
这在当时是重罪，按律要杀头，公孙贺已经是丞相，又是年过花甲的老臣，可在儿子出事这件事上，他只是个急着救孩子的父亲。
他向汉武帝保证，只要自己抓到朝廷通缉多年的要犯朱安世，就用这份大功抵儿子的死罪。
皇帝点头，他就亲自布置抓人，很快，朱安世被押进大牢。
表面看，这是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谁知却是灾难的开始。
朱安世进狱后破口大骂，说公孙家要大祸临头。
他上书告发，说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私通，还说公孙家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下埋木偶行巫蛊诅咒天子。
巫蛊在汉武帝晚年是最敏感的词，谁碰谁死，公孙贺原本以为抓人能换儿子一命，没想到等于把一颗炸弹亲手送到自己门口。
皇帝一旦起疑，事情就不再是查案，而是清算。
结果很快下来，父子下狱，家族被牵连，一个看似“立功”的举动，最后成了灭门的引线。
公孙贺的前半生其实很风光。他年轻时就是太子刘彻身边的近臣，算是一起长大的旧人。
后来又娶了卫子夫的姐姐，成了卫青的姐夫，算是外戚集团的一员。
再加上他多次随军出征，对匈奴作战立下战功，一共七次参战，其中跟随卫青出击右贤王那次，战果很大，俘虏和牲畜数量惊人。
那时候，他是实打实的功臣，可问题在于，功劳再大，也挡不住朝局变化。
卫青死了，霍去病早逝，卫氏外戚的势力逐渐走下坡路。
公孙贺后来被拜为丞相，别人觉得这是顶峰，他自己却当场痛哭，说这位置会要命。
他不是矫情，而是看清了前任丞相们的下场：被杀的，被逼自尽的，一个个都没善终。
汉武帝晚年对大臣的要求已经不只是能力，而是绝对安全。
丞相看似位极人臣，其实天天如履薄冰，公孙贺既有战功，又有外戚身份，在皇帝眼里既重要，也危险。
他越是小心翼翼，越难摆脱被盯上的命运。
等巫蛊案的风刮起来，他这种既有地位又有背景的人，反而成了重点目标。
曾经的荣耀，在那个多疑的时代，变成了负担。
巫蛊案后来被证明多有冤情，但在当时，只要被牵进去，基本没有翻身机会。
汉武帝晚年身体衰弱，对权力更敏感，最怕的就是有人图谋不轨。
巫蛊这种事，本来就难查清真假，可一旦有人举报，就足以成为动手的理由。
公孙贺的功劳并没有成为护身符，因为在绝对皇权面前，过去的战绩不等于未来的安全。
皇帝担心的不是他有没有真做巫蛊，而是他有没有“可能”威胁到皇权。
朱安世的告发，等于给了皇帝一个顺水推舟的借口。
查案很快扩大，牵连越来越多，最后不仅公孙贺父子死在狱中，连太子刘据，卫子夫也被卷进来，酿成震动朝野的大案。
说到底，这是晚年权力高度集中又缺乏制衡的结果。
皇帝一句话，生死立判，没有真正的独立审理，也没有可以抗衡的力量。
公孙贺的悲剧，不只是个人倒霉，而是身处一个猜忌压倒理性的环境。
功臣可以一夜成罪人，忠臣也可能被当成隐患。
历史翻过去几千年，这段故事提醒人们：当权力没有约束，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次风暴中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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