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院在2026年2月9日通过一项法案，这项立法针对台湾地区形势，规定如果认定大陆行动对台湾构成威胁并影响美国利益，美国相关机构需要推动将中方从几个关键国际金融组织中排除出去。法案从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起步，委员会在2025年11月25日报告了这份草案。草案最早在2025年2月24日提交，焦点放在金融参与限制上。法案通过后，立刻送往参议院审议，等待进一步处理。
这项立法的内容直指如果出现威胁台湾安全、经济或社会系统的行为，美国财政部、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部门要在可行范围内行动，涉及的组织包括二十国集团、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保险监督协会和国际证券委员会。法案还设置了总统可以根据国家利益豁免某些组织的条款，确保执行上有灵活性。法案没有涉及全球结算系统，这一点让它在实际操作上留有空间。
法案通过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美国对台政策调整。早在2020年，美国签署支出法案，其中包括台湾保证法，推动对台军售常态化，帮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审视美台交往规则。那一年，台湾成为美国对外军售的主要客户之一，采购美制武器规模很大。2024年7月，特朗普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访问时，公开表示台湾应该为防务向美国付费，还提到芯片产业被台积电转移的问题，导致台积电股价出现下跌。
接着，2025年12月18日，美国宣布对台军售，涵盖火箭炮和无人机等装备，规模创下纪录。中方随后宣布对多家美国军工企业和高管实施反制措施。这次军售引发岛内讨论，社会对军费负担和外部依赖的意见分歧增大。2025年12月26日，针对赖清德的弹劾提案在台湾民意机构通过，网络签名活动参与广泛，反映出岛内对倚外谋独和以武谋独的质疑声浪。
从制度角度看，将中方排除出这些多边机制不是简单的事，需要其他成员配合。中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些组织中有发言权，排除行动可能引发全球供应链和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美国企业和社会也可能受影响，这让法案的实际执行面临挑战。中方有反制工具，比如2021年6月实施的反外国制裁法，为对等回应提供法律基础，还与多个国家签署本币互换协议，跨境支付系统覆盖广泛国家。
此外，中方外汇储备结构优化，数字货币布局推进，在多边平台上推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等机制发展。这些举措扩展了合作网络，减弱潜在排除的影响。台湾岛内也不是统一意见，社会对持续军费上调有怨气，弹劾事件就显示出内部矛盾。
法案延续了美国打台湾牌的做法，一方面作为选举筹码，特朗普需要展示强硬姿态；另一方面，通过军事、金融、外交施压，将台湾当作杠杆；同时，军售带来实际利益，金融议题制造舆论压力。岛内有声音指出，美国这是在摆姿态，不会真正为台湾出兵，2022年8月佩洛西访台后，解放军环岛军演跨越海峡中线，改变了台海格局，美国前官员承认那次访问代价大于收益。
现实中，美国国会通过这类法案已是常态，从2020年的台湾保证法到现在的保护台湾法案，都在推动对台支持，但执行上往往留有余地。法案通过众议院后，参议院审议成为下一步焦点，总统签署是最终关口。整个过程显示美国对华政策的多线并进，但也暴露内部协调的复杂性。
台湾地区领导人在面对弹劾和军售压力时，协调内部事务，回应外部动态。特朗普的访谈和政策推动，影响了股市和舆论。卢卡斯作为法案提出者，在委员会中处理相关议案，推动立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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