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兵的摊位
立秋后的江城，天亮得渐渐晚了。
清晨五点二十分，天色还是青灰色的，中山路西段的梧桐树影里，李广田已经把三轮车停在了老位置上。他弯下腰，从车斗里搬出几块木板，一块一块拼成桌面，又抖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仔仔细细地铺平。摆上鞋垫、针线包、几双手工纳的棉拖鞋，最后是一个磨掉了漆的铁皮盒——那里面装着他全部的零钱。
动作不快，但稳。八十三岁的人了，腰椎还有旧伤，弯腰久了就疼。他扶着车把站了一会儿，等那阵酸劲儿过去，才慢慢直起腰。
“李大爷，今儿来得早啊。”隔壁卖煎饼的老周正在支炉子，隔着烟雾冲他喊。
“睡不着。”李广田应了一声，把三轮车后轮垫上一块砖头。这条路是个小坡，不垫砖车会溜。
老周递过来一杯热豆浆，用塑料袋系着口。李广田接过来，捧在手心里焐着，没急着喝。豆浆烫，他舍不得放凉，就这么捧着。
这条街往东三百米是菜市场，往西通着几栋老居民楼，早晚人流量不算小。李广田在这里摆摊整三年了，卖的都是他自己做的活儿。他年轻时在部队学过皮具修补，退伍后在皮鞋厂干到退休，如今闲不住，在家里支了个摊子，缝鞋垫、补皮包、换拉链。手艺好，价钱公道，老主顾不少。
豆浆喝完的时候，太阳从梧桐叶缝里漏下来，碎成一片片光斑。李广田把空袋子叠成小方块，揣进上衣口袋，然后从车斗里摸出一个军绿色的搪瓷杯，拧开盖子喝水。
杯子是六三年的，杯身磕了好几处，红漆描的“赠给最可爱的人”八个字，只剩六个了。他不常用这个杯子摆在外头，今天不知怎么，顺手就带出来了。
第一个顾客是个穿校服的姑娘，拎着一只开了线的帆布包。
“爷爷，这拉链还能修吗？”
李广田戴上老花镜，把包翻过来看了看：“能修。拉链头松了，换个新的，三块钱。”
姑娘蹲在摊子边等。李广田从工具箱里翻出一把黄铜拉链头，用钳子捏紧，又拿蜡块在齿上蹭了两下。阳光落在他手背上，青筋凸起，骨节粗大，但手指很稳。
“好了。试试。”
姑娘拉了两下，笑了：“比原来还顺。”她掏出一张五块的纸币。李广田从铁皮盒里翻出两个钢镚儿递过去，姑娘摆摆手：“不用找了爷爷，这么早出摊辛苦。”说着就跑远了。
李广田没追，把两块钱放进盒子，抬头看了看天。
这个点儿，菜市场门口的人多起来了。有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过来搭话，问棉拖鞋有没有四零码的；有骑电动车的小伙子停下，从车筐里拎出一双开了胶的运动鞋。李广田一一应着，话不多，活儿细。
十点半光景，日头有些毒了。他把三轮车往树荫下挪了半米，刚坐下，就听见一阵嘈杂声从街口传来。
第二章 扣车
来的是三个穿制服的人。
走在前面那个四十来岁，国字脸，胸牌写着“中山路街道综合执法”。他步子迈得大，目光扫过一排摊子，在李广田的三轮车那儿停住了。
“大爷，这儿不能摆摊。”
李广田站起身。他个子不高，背微微驼着，但站着的时候胸膛还是习惯性地挺着。他没争辩，点了点头：“我知道。我这就收。”
国字脸愣了一下。通常这种开场白之后总有一番拉扯，吵的、骂的、装听不见的，什么都有。面前这老头儿倒爽快，一句多话没有。
他语气软了些：“大爷，不是跟您过不去。这条街是严管路，上头反复开会强调过。您看您这车停在这儿，行人不方便，也影响市容。”
李广田已经弯下腰往车上拾掇东西了。鞋垫叠齐，针线包放好，棉拖鞋摞起来。他的动作还是那样稳，只是速度快了些。老周煎饼摊子已经熄火了，正往三轮车后斗塞铁板，眼神不住往这边瞟。
“大爷，您贵姓？”国字脸掏出本子。
“免贵，姓李。”
“李大爷，您这车……”
李广田停下手里的活儿，抬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很平静，没有哀求，没有愤怒，甚至连委屈都没有。国字脸却觉得喉咙有些发紧。他干了十五年执法，见过各式各样的眼神，但这一眼他看懂了——这老头儿不是不怕，是习惯了。
“按规定，您的车要先暂扣。您下午来队里办手续，交了罚款，车可以领回去。”他顿了顿，“罚款两百。”
李广田没说话，把最后几双鞋垫装进编织袋，又把铁皮盒揣进怀里。他扶着车把站了一会儿，然后松开手，退后两步。
老周忍不住开口了：“同志，这大爷八十多了，退伍老兵，平时规规矩矩的，从没给人添过乱。今天能不能通融……”
“老周。”李广田打断他。
国字脸握着笔的手紧了紧。他看了看本子上空白的处罚栏，又看了看面前这个沉默的老人。梧桐树影在他花白的短发上晃动，一件灰色旧衬衫洗得发白，袖口缝过，针脚细密。
“大爷，您是当兵的？”
李广田点点头：“六一年入伍。”
“六一年……那您参加过……”
“没赶上。”李广田淡淡地说，“入伍第二年中印边境就打完了，后来一直驻防青海。没打过仗。”
国字脸沉默了。他父亲也是当兵的，参加过南疆作战，转业后在街道办干到退休。他想起父亲说过，真正上过战场的人，反而不爱提那些事。
他合上本子：“大爷，车我先不开走。您今儿先回去，明天再出摊换个地方，往东走三百米有个疏导点，那边可以摆。”他转头对身后两个年轻队员说，“帮大爷把东西搬上车。”
老周一怔，赶紧过来搭手。李广田还是没说话，只是把三轮车车把往国字脸那边推了推。
“您这是……”
“车你扣走。”李广田说，“规矩不能坏。”
他把编织袋拎起来，背在肩上，往街东头走去。灰色衬衫在梧桐树影里明灭，肩上的袋子沉甸甸的，压得他的背更弯了些。
国字脸看着那个背影，忽然喊了一声：“大爷，您下午一定来队里啊！”
背影没回头，只是抬了抬手，也不知是应了还是在告别。
中午十二点，李广田回到城北的老小区。
五层红砖楼，外墙皮剥落了好几处，楼道灯坏了半年也没人修。他住在三楼，爬一层歇半分钟。三楼过道里堆着邻居家的旧家具，他侧着身子挤过去，掏出钥匙开门。
屋里很静。老伴三年前走的，儿子在广州工作，一年回来一趟。两室一厅的房子，家具都是八十年代的，茶几玻璃下压着儿子一家三口的合影，电视柜上供着老伴的遗像。
他把编织袋放在门边，换了拖鞋，先去给遗像擦了擦灰。然后进厨房，从电饭煲里盛出昨晚剩的米饭，敲个鸡蛋炒了，就着一碟酱菜吃完。洗碗的时候他听见楼下有人喊：“李大爷在家吗？”
是社区的王主任，三十出头的年轻女人，说话嗓门大。李广田开了门，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水果，脸上带着些不自在。
“大爷，上午的事我听说了。街道那边我已经打了招呼，您那车下午就能去领，罚款也免了。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一个人跑那么远摆摊，咱们社区有帮扶政策，您也不申请……”
“我自己能动。”李广田说。
“能动是能动，可您毕竟是老兵，当年为国家出过力，现在该国家照顾您……”
李广田没接话。他看着窗外，楼下有个老太太推着轮椅上的老伴在晒太阳，轮椅轧过水泥地上的裂纹，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
王主任叹了口气，把水果放在茶几上：“大爷，您那车明天我去帮您领回来。这几天您先歇着，别出摊了。往后要去疏导点也行，我帮您办个证。”
她走后，屋里又静下来。李广田在沙发上坐了很久，茶几上那袋水果他没动，电视也没开。夕阳从西窗斜斜地照进来，在遗像的玻璃框上折出一道细长的光。
他忽然想起六一年入伍那天。也是在这样一个下午，绿皮火车把他们拉到青海，一下车满眼都是戈壁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老兵教他们打背包、站夜岗、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保养枪械。那几年他没喊过苦，退伍后进了工厂也没喊过苦，退休了老伴生病、医药费压得喘不过气，他还是没喊过苦。
可今天坐在三轮车后斗里的那些东西——那几双手工的棉拖鞋是他花半个月纳的底，那套皮具修补工具是跟了他二十年的老伙计——他一样也没能带回来。
他把手伸进衣兜，摸出那个军绿色的搪瓷杯。杯子空空，早晨的豆浆已经喝完了。
第三章 陌生的访客
翌日清晨，江城还在薄雾中打盹。
中山路西段的老位置上，梧桐树影如常，只是那辆蓝色三轮车不见了。老周照例出摊，炉子支起来的时候下意识往旁边瞥了一眼——空着的，连垫车轱辘的那块红砖都不见了。
他叹了口气，刚往铁板上浇面糊，忽然听见一阵低沉的引擎声。
那不是早高峰私家车的动静。声音浑厚，平稳，从街口缓缓压过来。老周抬头，手里的竹蜻蜓悬在半空。
一辆黑色轿车正沿着中山路驶来，车身修长，漆面锃亮，车头那面标志性的红旗在晨光里静静招展。它开得很慢，慢到不像在赶路，倒像在寻找什么。路过煎饼摊子时停了一停，旋即又往前滑行几米，在李广田往日摆摊的位置边稳稳停下。
老周手里的竹蜻蜓掉在铁板上。
车门开了。先下来的是一个穿深色夹克的年轻人，三十出头，寸头，腰背笔挺。他环顾四周，微微点头，然后侧身拉开后座车门。
一只黑色布鞋踏在地上，接着是一根紫檀木手杖，最后是整个人的轮廓。
那是一位老人。
他的年纪很难估量——头发全白了，白得像青海湖边的盐碱地，但梳得一丝不苟。面容清癯，颧骨微高，眼窝有些陷，可那双眼睛没有老年人的浑浊，反而沉静得像深潭。他穿着一件半旧的藏青色中山装，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手里拄着手杖，立在晨风里，纹丝不动。
“是这儿？”他问。
“是这儿。”年轻人低声答，“根据街道执法记录，昨天上午九点十七分，李广田同志的三轮车在此处被暂扣。他本人于九点四十分步行离开。”
老人没说话，目光扫过空无一物的地面，扫过梧桐树下的阴影，扫过老周手里那根还没捡起来的竹蜻蜓。他抬起手杖，轻轻点了点地上的某处——那里有一小块地面颜色略深，是李广田常年垫车轱辘的地方。
“在这儿。”他说。
中山路开始喧嚷了。
晨练的大爷大妈围过来，买菜的主妇拎着篮子驻足，送完孩子的电动车慢下来，骑手单脚撑地，扭着头往这边看。那辆红旗轿车太扎眼了，整条街十年没出现过这种级别的车。更扎眼的是那个白发老人，他站在一棵梧桐树下，像一株移植到城市里的老松树，与周遭格格不入，又自成一派。
“那是谁啊？”
“红旗车，市委的？还是省里的？”
“不像，省里车牌不是这个号……”
老周被几个熟客围住问东问西，他张了张嘴，发现自己什么也答不上来。他只看见那个年轻人走向他，礼貌地点点头：“您好，请问昨天在这里摆摊的那位老人家，他平时住在哪里？”
老周咽了口唾沫。他看了看那辆红旗车，又看了看树下沉默的白发老人，忽然福至心灵：“您说的是李大爷？李广田大爷？他住城北，灯泡厂老家属院，三号楼三单元三楼东门。”
年轻人道了谢，走回老人身边低语几句。老人点了点头，又最后看了一眼那块地面颜色略深的地方，然后转身，上车，关车门。
红旗轿车调了个头，缓缓驶离中山路。
人群没有散。老周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竹蜻蜓还在地上，面糊在铁板上已经焦了。
九点半，城北灯泡厂家属院。
李广田正在阳台上侍弄他养的那盆君子兰。花是五年前老伴从花鸟市场抱回来的，那时还只是一团瘦弱的绿叶，如今叶片肥厚，中心抽出一支挺拔的花箭。他每天浇水、转盆、用湿布擦拭叶片上的灰尘，等它开花。
楼下忽然热闹起来。
他住惯了老小区，知道这个点儿通常是收废品的三轮车按喇叭，或者哪家两口子吵架。可今天的声音不一样，没有吆喝，没有争吵，只有一种低沉的、密集的嗡嗡声，像蜜蜂搬家。他直起腰，从阳台往下看了一眼。
三单元门口不知什么时候聚了一堆人。有住一楼的刘婶，有遛狗回来的老赵，还有几个他叫不上名字的年轻面孔。他们都没在说话，只是齐齐望着同一个方向。
李广田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门口，车头一面红旗，在九月的阳光里纹丝不动。
他的手停在君子兰的叶片上。
车门开了。先下来一个穿夹克的年轻人，接着是一个穿中山装的白发老人。老人抬头，目光扫过这栋灰扑扑的红砖楼，扫过剥落墙皮上攀附的爬山虎，扫过三楼那扇敞开的阳台窗户。
他们的视线在九月的半空中相遇。
李广田不认识他。六十二年军旅生涯，从青海戈壁到江城工厂，他见过的人成千上万，不记得这张脸。可那个老人站在楼下的姿势，那种脊背挺直的静默，像极了他自己。
他转身，走向门口。
三楼过道还是那么窄。邻居家那套旧沙发依然堆在那里，蒙着积年的灰。李广田侧身挤过去，握住门把手，拉开门。
楼梯间传来脚步声。一下，两下，三下。不疾不徐，手杖点在水泥台阶上，清脆，笃定。那声音在三楼过道里停下。
李广田站在门内。
穿中山装的老人站在门外。
六十二年了。从青海戈壁的风雪到江城九月的阳光，从二十三岁的新兵蛋子到八十三岁的白发老翁。他们不曾见过面，可当彼此的目光再次相遇时——是的，再次——李广田忽然觉得胸腔里那颗苍老的、曾无数次在夜岗听风沙呼啸的心脏，重重跳了一下。
老人拄着手杖，微微欠身：“李广田同志。”
李广田没有说话。他的手还搭在门把上，骨节泛白。
“我是彭远征。”老人说，“彭慎行的儿子。”
过道里的穿堂风忽然停住了。那套积灰的旧沙发、邻居家虚掩的防盗门、窗外爬山虎摩挲墙皮的沙沙声，一切都在这一刻凝固。
李广田的眼眶骤然红了。
他没有动。没有请人进来，没有说“请坐”。他只是站在门内，看着门外这个白发苍苍的陌生人，看着那张与他素未谋面、却又仿佛熟悉了一辈子的脸。
良久，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
“老首长……还好吗？”
彭远征没有回答。他垂眼看着手杖，紫檀木的杖身，扶手处磨得温润。他没有说“父亲已经去世二十三年了”，也没有说“他临终前反复提起一个叫李广田的战士”。他只是从中山装内袋里慢慢取出一样东西，递过来。
李广田没有接。他低头，看着那东西。
那是一张照片。黑白，泛黄，边角卷折，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墨迹已褪成淡蓝。他把照片翻过来。
照片上是一排年轻士兵，穿着六〇年代的老式军棉袄，站在漫无边际的戈壁滩上。风沙模糊了大部分人的脸，只有中间那个举旗的，年轻，黑瘦，目光亮得惊人。旗子上字迹不清，隐约可辨“尖刀连”三个字。
他认出了自己。
六十二年前，青海，冬季拉练。他是连队最年轻的兵，被选为旗手。那天零下三十二度，钢制的旗杆粘掉手上一层皮，他没吭一声。
他也认出了照片上另一个人。
站在他左后方，半张脸隐在阴影里，但那双眼睛他忘不了。那是一个沉默的营长，从不跟士兵说闲话，每次夜岗都来查哨，走之前总会替他掖一掖被风掀开的棉帘子。
彭慎行。他的老营长。
彭远征轻声说：“父亲走之前交代我，一定要找到你。他说当年那个扛旗的小鬼，不知道转业后过得好不好。”
楼道里很静。刘婶不知什么时候退下了，楼下的人群也悄无声息。只有窗外那蓬爬山虎还在风里轻轻摇。
李广田低下头。他把照片贴在胸口，像年轻时贴在军大衣里那张同样尺寸的黑白全家福。他的肩微微颤抖，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彭远征伸出手，扶住他的手臂。隔着两层衬衫、六十载光阴，老营长的儿子握住了老战士的手腕。
“李广田同志，”他说，“我来晚了。”
第四章 寂静的轰鸣
消息像长了脚，从城北灯泡厂家属院出发，穿过早高峰的江城，抵达每一个李广田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耳朵里。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社区王主任。她正在街道办事处开晨会，手机震个不停。第一条消息是刘婶发来的语音，六十一秒，语无伦次：“王主任你快来！三单元门口停了一辆红旗车！不是普通红旗，是那种、那种……”她说不清是哪种，王主任已经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半小时后她赶到家属院，红旗轿车已经开走了，三单元门口聚着的人还没散。刘婶拉着她衣袖，压低声音却压不住兴奋：“那人姓彭！说是老首长家的儿子！专门来找李大爷的！”王主任听着，心跳突突的，一时竟说不出话。她做社区工作八年，走访慰问过李广田无数次，从不知道他口中的“老部队”有这样一个分量。
然后是中山路西段的老周。他收摊比平时早了俩小时，推着三轮车往回走时，迎面撞上几个老街坊。“老周你听说没有？李大爷那个事……”他点点头，没吭声。这一天他往城北方向看了很多次，面糊添了三回水，葱花切得格外细碎。傍晚收工时他老婆问他今天营业额怎么少了，他没答，只说：“明天早点去，占个好位置。”
再然后是那些李广田的老主顾们。穿校服的姑娘是在同学群里看到的消息，截图模糊，转了好几手，但“红旗车”“老兵”“中山路”几个关键词连在一起，她一下就认出来了。她翻出书包里那个刚修好的帆布包，拉链顺滑如新，低头看了很久。
最后是国字脸。
他叫周国平，中山路街道综合执法大队中队长。下午三点他接到大队长电话，让他去一趟办公室。他以为又是哪条路段整治不力，进门却发现大队长亲自站在饮水机旁泡茶，杯子用的是待客的那套青瓷。
“老周，昨天你扣过一辆三轮车？”
周国平心里咯噔一下。他站得笔直，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原原本本汇报了一遍。大队长听得很仔细，不时点头，最后放下茶杯，看了他一眼。
“那个李大爷，今天有老战友的后人来看他了。省里也打了招呼。”大队长顿了顿，“你昨天处理得挺好。”
周国平没有说话。他想起老人退后两步松开三轮车把的样子，想起那句“规矩不能坏”，想起那个在梧桐树影里慢慢走远的灰色背影。他的喉结动了动。
“那车……”
“去领回来。”大队长说，“亲自送回去。”
傍晚六点，夕阳在梧桐叶间碎成金箔。
周国平骑着三轮车穿过城北的大街小巷。这车他骑了十三年——不是同一辆，是同一种。蓝色车斗，黑色把手，铃铛锈得按不响。昨天他还坐在执法车里跟着这辆车，今天他亲自蹬着踏板，穿过老城区的晚高峰。
灯泡厂家属院到了。
三单元门口比平时安静。没有围观的人群，没有交头接耳的邻里。只有一个老人坐在单元门外的花坛边，面前摆着两个马扎，其中一个空着。
周国平停好车，走过去，在那只空马扎上坐下。
李广田看着他。
周国平张了张嘴，发现不知道该称呼什么。叫“李大爷”太轻飘，叫“同志”他又不够格。最后他只是说：“车给您送回来了。后斗里那些东西都在，一样没少。”
李广田点点头。他手里捧着一个军绿色搪瓷杯，杯身的红字只剩六个：“赠给最可爱的人”。
“喝茶。”他把杯子递过来。
周国平接过去，捧在手心里，没喝。他低着头，看着杯口升起的细细的白汽，很久很久没说话。
夕阳一寸寸往下落。爬山虎的叶子被晚风翻动，发出细碎的簌簌声。三楼那盆君子兰在窗台上静静伫立，花箭又拔高了一截。
周国平把杯子放回去，站起来，立正。
“李大爷，”他说，声音有些涩，“昨天我不该扣您车。”
李广田抬起头。
“您是按规矩办事。”他慢慢说，“我违反规定在先，您没做错。”
周国平摇头。他想说很多话，想说十五年前他父亲去世时他正在街上执法，赶到医院只赶上进太平间；想说他这些年见惯了推搡叫骂，以为所有摆摊的都是为多赚几个钱；想说他不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八十多了还出来受这份累，直到昨天看到那双眼睛。
但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又站了一会儿，然后骑上车，消失在暮色里。
李广田独自坐在花坛边，手里攥着那张黑白照片。
下午彭远征走后，他把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背面那行钢笔字他认出来了——是老营长的笔迹。六十二年前戈壁滩上的冬季拉练，他扛着连旗走在队伍最前面，不知道身后那个沉默的营长什么时候拍下了这张照片，又什么时候在背面写下了日期和一句话。
日期是1962年1月17日。那一年的除夕，他是在青海的帐篷里过的，吃的是冻成冰疙瘩的饺子，老兵们逗他唱歌，他唱了一首《我是一个兵》。营长坐在角落里，没有鼓掌，只是冲他点了点头。
那行字写着：“李广田，尖刀连旗手。青海，零下三十二度。”
他没跟彭远征说太多话。六十年未见，他不知道老营长后来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什么时候生病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这个找上门来的“老首长家的儿子”——叫同志太生分，叫名字又太僭越。
他只是问了一句：“老首长……葬在哪儿？”
“东山公墓。”彭远征说，“十三区，六排。”
李广田点点头。他没说要去，也没说为什么问。
暮色四合。他站起身，把照片小心地揣进贴身的内衣口袋，扶着三轮车把，慢慢往楼上走。
楼梯还是那么陡。他爬一层歇半分钟，在三楼过道里侧身挤过那套旧沙发，掏出钥匙，开门，换鞋。屋里没开灯，老伴的遗像在电视柜上静静望着他。
他走过去，把照片从怀里取出来，轻轻放在遗像旁边。
“秀兰，”他轻声说，“老营长的儿子来看我了。”
遗像里的人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和六十三年前他们在厂办婚礼时一模一样。
李广田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窗外最后一缕天光沉下去，家属院的路灯亮起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第五章 向阳之地
彭远征离开江城的前一天，又去了一趟灯泡厂家属院。
这一次他没坐那辆红旗轿车，只带了那个年轻的助理，两人各拎着几样东西。不是礼盒，是李广田用得上的：一副新的老花镜，度数正好配他验过光的；一盏充电式台灯，小区电路老化常停电；一双软底布鞋，鞋垫是他年轻时常穿的那个老牌子。
李广田没有推辞。他收下东西，让两人进屋坐，去厨房烧水泡茶。
彭远征站在客厅里，目光掠过茶几玻璃下压着的全家福，掠过电视柜上那盆待放的君子兰，掠过遗像旁那张黑白照片——照片还在原处，和遗像并排摆着。
他认出那是父亲的笔迹。
水开了。李广田端来两杯茶，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三人在旧沙发上坐下，谁也没先开口。
窗外的爬山虎被风掀起一角，沙沙声细细碎碎。阳光从叶片间隙筛进来，在茶几上印出流动的光斑。
彭远征放下茶杯，从怀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茶几上，推到李广田面前。
“这是父亲遗嘱里交代的。”他说，“不多，是他在世时攒下的一点稿费。”
李广田没有看信封。他看着彭远征。
“老首长……写书？”
“写回忆录。”彭远征说，“六十岁离休后才开始动笔，写了二十年。出版社起初不愿出，说这类书没人看。他自费印了三百本，寄给战友和战友的后人。去年整理遗物时，我在他床底下的纸箱里翻出三本存书。”
他顿了顿。
“其中一本，扉页上写了你的名字。”
李广田低下头。他的手搁在膝盖上，骨节凸起，微微颤抖。良久，他说：“我文化不高，看不懂那些。”
彭远征没有接话。他从助理手里接过一个布包，打开，取出一本书。深蓝色封面，没有腰封，没有名人推荐语，只在左下角印着一幅简笔画——那是青海戈壁滩上的一丛骆驼刺。
他把书放在茶几上，放在牛皮纸信封旁边。
“李广田同志，”他说，“父亲在书里写，1962年那个冬天，全营只有你一个人没冻伤。你把自己的棉手套给了哨兵，把手插在怀里焐了一整夜。第二天升旗，你握着钢制旗杆，手掌粘掉一层皮，血把旗杆都染红了。你没喊疼，也没跟任何人说。”
李广田没有说话。他看着那本书，目光越过三十二年的戈壁风沙，越过四十二年的工厂流水线，越过八十三年的晨霜暮雪，落在那个二十三岁的自己身上。
那个年轻人站在零下三十二度的青海大地上，手里握着一面结满冰凌的军旗，风把他的脸吹裂了，他还在笑。
彭远征站起身，立正，向李广田敬了一个军礼。
他的军姿标准得无可挑剔——那是三十年前父亲手把手教出来的。那时他还是个少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对“敬礼”这个动作如此严苛。后来他懂了：父亲教的不是敬礼，是敬重。
敬重那些站在风雪里的人。
李广田慢慢站起来。他的背还是微微驼着，腰伤让他的站姿不再挺拔。但他抬起右手，五指并拢，掌心向下，抵在眉梢。
他回了一个军礼。
六十二年前，老营长在他第一次敬礼时说：“李广田，你的手抖什么？”他说：“报告营长，我紧张。”老营长难得笑了一下：“紧张什么，军礼是敬给国家的，国家不会嫌你手抖。”
如今他的手还在抖。但他的脊梁没有弯。
彭远征放下手，最后看了一眼这间朴素的老屋，看了一眼遗像旁那张黑白照片，看了一眼茶几上那本不曾翻开的书。
“李广田同志，”他说，“父亲临终前说，他不后悔当兵，不后悔去青海，也不后悔在那个风雪除夕没让大家吃上热饺子。他只后悔一件事——退伍时没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他顿了顿。
“他说你是他带过最好的兵。”
李广田垂下眼睛。他的手还在膝盖上，微微蜷曲着，像年轻时握住那根冰凉的旗杆。
“老首长过誉了。”他说，“我只是个普通战士，没打过仗，没立过功，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
彭远征摇头。
“守住自己岗位的人，”他说，“也是英雄。”
他走了。脚步声在三楼过道里渐渐远去，手杖点在水泥台阶上，清脆，笃定，像来时一样。
李广田独自站在客厅里，很久很久没有动。
阳光从西窗斜斜地照进来，在遗像的玻璃框上折出一道细长的光。那本深蓝色封面的回忆录静静躺在茶几上，封面左下角的骆驼刺被光镀了一层淡金色。
他走过去，拿起书，翻开扉页。
上面果然写着一行字，是老营长的笔迹，比照片背面那行字更苍老了些，但一笔一划依然沉稳：
“李广田同志存念。
彭慎行
一九九七年春”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用钢笔新添的，墨迹比正文深：
“父亲卧床时写的。他看不清字了，让我握着他的手描这一行。——彭远征”
李广田把书合上，贴在胸口。和六十二年前那张照片一样，和四十年前那封家书一样，和三年前老伴临终前握着他的手一样。
他没哭。他是老兵，早就不习惯哭了。
他只是低着头，很久很久。
两天后，李广田重新出摊了。
不是中山路西段。王主任给他办好了疏导点的证，新摊位在菜市场东门，有遮阳棚，有固定的停车位，旁边是个修鞋的老陈，他认识二十年了。
老周的煎饼摊子也搬过来了，就挨着他。炉子支起来的时候，第一锅面糊老周没卖，铲了两张热腾腾的煎饼果子，用油纸包好，放李广田的工具箱上。
李广田没客气。他咬了一口煎饼，慢慢嚼着，阳光从遮阳棚的缝隙漏下来，细碎如金箔。
第一个顾客还是那个穿校服的姑娘。她远远跑过来，书包上挂着一只新的帆布袋，袋子上绣着一面小国旗。
“爷爷，我今天不是来修东西的。”她从书包里掏出一盒月饼，双手递过来，“中秋节快到了，这是我自己做月饼课学的，您尝尝。”
李广田接过月饼。他不太会表达，只是点了点头。
姑娘笑着跑远了，马尾辫在阳光下一甩一甩。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老主顾们陆续来了。有的送茶叶，有的送水果，有的什么都不送，只是在摊子前蹲下，让他给皮鞋换个跟，给背包缝个扣子。活儿都不大，价钱照旧。李广田一样样接着，话不多，活儿细。
中午休息时，他从工具箱底层摸出那个军绿色的搪瓷杯。杯身那八个红字又少了一个，“赠”字的“曾”半边已经磨没了，他还是不舍得换。
老周凑过来，递了支烟。李广田摆摆手，说不抽。
“李大爷，”老周憋了好几天，终于问出口，“那辆红旗车……那人……是您老首长的儿子？”
李广田看着杯口升起的热气。
“是。”
“那您老首长……”
“走了二十三年了。”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烟掐灭在鞋底，揣进自己兜里。
“大爷，”他说，“往后这条街我帮您看着。谁要再为难您，我第一个不答应。”
李广田没说话。他把搪瓷杯的盖子拧紧，放回工具箱底层。
下午四点，太阳开始西斜。菜市场人流渐稀，修鞋的老陈收摊了，卖菜的小贩在收拾台面。李广田没有走。他坐在遮阳棚下，膝盖上铺着一块未完工的鞋垫，针线密密匝匝。
他缝得很慢。眼睛不太好了，新配的老花镜比旧的那副清楚，但他还没习惯。每下一针，都要凑近看一看。
最后一针收线，他打了个结，用牙咬断线头。
鞋垫面上绣着两个字。不是“平安”，不是“福寿”。
是“山河”。
他把鞋垫翻过来，平平整整地叠好，放进了工具箱最里面。
那里还放着一本深蓝色封面的回忆录，和一张六十二年前的黑白照片。
阳光从遮阳棚的边缘探进来，落在他的手上。那双手布满老年斑，青筋凸起，骨节粗大，但依然稳。
他慢慢把工具箱合上，扣好搭扣。
远处传来菜市场收摊的电铃声。有人在喊他：“李大爷，明儿还来吗？”
他抬起头。
“来。”
他把三轮车推出摊位，慢慢往城北骑。晚风从梧桐叶间穿过来，带着九月特有的温凉。西天烧起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像极了青海戈壁上那些没有风沙的黄昏。
三单元楼下，那盆君子兰还在阳台上静静伫立。花箭已经很高了，顶端的苞片微微张开，露出里面一抹嫩黄。
李广田停好车，在花坛边坐了一会儿。他没有上楼，只是看着那盆花。
秀兰走那年，这盆君子兰第一次开花。他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他浇水时发现花箭顶端裂开一道细缝，里面蜷着三朵嫩黄的花苞。他喊秀兰来看，她已经听不见了。
后来君子兰每年都开花。他也每年都等。
手机响了。是儿子从广州打来的视频。
“爸，中秋节我请了假，带小浩回来看您。”
李广田看着屏幕里孙子那张圆乎乎的脸，点了点头。
“爷爷，我想您了。”小浩凑近镜头，鼻尖顶在摄像头上。
李广田不知道说什么。他想了想，说：“爷爷也……也那个你。”
他没说“想你”。这辈子他都不太会说这种话。
但孙子听懂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挂了视频，天已经黑了。家属院的路灯次第亮起，把花坛边这个老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他慢慢站起来，从怀里摸出那个军绿色搪瓷杯。
杯子空了。
他没有起身去打水，只是把杯子握在手心里，像握着六十二年前那根冰凉的旗杆。
楼上的君子兰在暮色里静静伫立。
明天，它会开花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