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莫言的争议从未平息，最尖锐的批评直指其创作底色：心里非常扭曲，永远盯着黑暗。这并非简单的文学好恶之争，而是对其创作立场、价值取向与历史观的深刻拷问。当我们真正走进他的作品，会发现这种“只盯黑暗”的偏执，早已渗透在每一部代表作的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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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曾公开宣称，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在他的创作逻辑里，仿佛只有揭露阴暗、书写苦难、放大丑陋，才算真正的文学；歌颂善良、记录奋斗、书写光明，反倒成了低级的迎合。这种极端认知，让他的作品长期陷入只破不立、只黑不亮的扭曲状态。

在《丰乳肥臀》中，莫言用近乎病态的笔触，将近代中国的乡土社会描绘成愚昧、混乱、人性扭曲的荒原。小说里充斥着违背人伦的情节、粗鄙不堪的人物关系，将普通百姓的生活简化为欲望、野蛮与挣扎。他刻意放大底层的愚昧与粗鄙，却回避了普通人在苦难中的坚守、亲情中的温暖、乱世里的良知，把一个民族的生存史，写成了一部只有混乱与丑陋的“丑史”。这种选择性失明，本质上是对历史与人民的片面解构。

《檀香刑》则将暴力与血腥写到极致。莫言用大量篇幅细致描摹酷刑细节，把残忍当作美学来渲染，将暴力与痛苦无限放大。作品中，人性的光辉、正义的力量被彻底边缘化，读者看不到反抗的希望、救赎的可能，只剩下赤裸裸的残酷与绝望。他沉迷于展示黑暗，却不思考如何照亮黑暗；沉迷于书写痛苦，却不传递走出痛苦的力量，更像是在以审丑的方式博取眼球，而非以文学的良知唤醒人心。

《蛙》以计划生育为背景，看似是现实题材，却同样陷入只盯阴暗、不看全貌的误区。莫言聚焦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个别问题与个体痛苦，将其无限放大、极端化呈现，却回避了政策背后的历史背景、社会需求与时代局限，更无视无数家庭因此获得的生活改善与发展空间。他用局部的苦难否定整体的历史，用个体的遭遇解构时代的选择，最终把严肃的社会议题，写成了迎合偏见的负面叙事。

纵观莫言的创作，几乎形成了一套固定的“黑暗公式”：乡土必是愚昧的，历史必是沉重的，人性必是阴暗的，生活必是绝望的。他像一个永远背对阳光的人，眼睛死死盯住地面的阴影，拒绝看见时代的进步、人民的奋斗、民族的希望。真正的现实主义，是直面问题但不否定一切，是批判现实但心怀光明；而莫言的写作，是沉溺黑暗、放大丑恶、消解价值，用扭曲的视角解构一切、否定一切。

更值得警惕的是，他的“黑暗叙事”精准迎合了外部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当一个作家刻意回避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只把伤疤揭给别人看，把苦难当作卖点，其创作早已偏离了现实主义的初心。文学可以不唱赞歌，但不能只唱悲歌；可以直面阴暗，但不能沉溺阴暗；可以反思历史，但不能歪曲历史。

永远盯着黑暗的人，自己先活成了黑暗。莫言的文字里，有对苦难的猎奇，有对丑陋的沉迷，却缺少对民族的温情、对历史的敬畏、对光明的向往。这样的写作，或许能博取名声与奖项，却永远无法真正打动热爱这片土地、相信光明与进步的人。

文学的使命，是在黑暗中寻找光，在绝望中点燃希望，而不是把自己变成黑暗的一部分。只盯着阴影的写作，终究走不出狭隘的偏执，也担不起时代与民族赋予文学的真正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