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692年，康熙老爷子坐龙椅的第三十一个年头。
紫禁城深处，康熙正翻阅着一叠厚厚的手稿。
看着看着，这位大清掌门人的脸色越来越沉，最后甚至一拍桌子，把旁边负责记录的官员吓了一跳。
摆在案头的这部稿子，正是还在修撰中的《明史》。
照着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新朝代给旧朝代写史，通常都有个心照不宣的套路：那就是要把前朝往泥里踩。
前朝被写得越是不堪、越是昏聩，新朝代坐天下才显得顺理成章。
修史的文官们自以为摸透了心思，写到明太祖朱元璋和明宣宗朱瞻基的时候，笔尖下全是贬损的词儿。
在他们想来，这才是“站队正确”，是递给康熙的一份见面礼。
谁知道，康熙完全不吃这一套。
他把稿子推回去，撂下了这么一段话：
“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
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
这话翻译过来特别直白：朱元璋那是开国的大英雄，朱瞻基是守业的好皇帝，你们这帮人拿着放大镜找茬，专挑人家的小毛病骂，我没这个德行，也没这个本事，更没想过要干这种缺德事。
为了这茬儿，康熙后来甚至给明朝定了个极高的调门，叫“治隆唐宋”。
言下之意，明朝治理国家的水平，比唐朝宋朝那会儿还要强。
这事儿乍一琢磨，挺邪门。
大清明明是踩着大明的尸骨进的关，康熙干嘛要费这个劲去维护“死对头”的面子？
这其实是在算账。
一笔关乎“人心向背”和“谁是正统”的政治账。
在康熙眼里，要是任由史官往明朝身上泼脏水，确实能图一时痛快，但这后面的麻烦可大了去了。
大清入关没多久，汉人的反抗劲头还没过。
要是把明朝彻底否定了，那就等于否定了汉文化的根儿，大清作为一个“关外来”的政权，往后就只能靠刀把子压人，别想让读书人真心归顺。
反过头来，把朱元璋供起来，承认明朝的伟大，其实是在对外释放信号：大清不是“外人”，而是接过明朝接力棒的合法继承人。
康熙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只有把前朝捧高了，现在的位子才能坐稳。
可偏偏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康熙当年拼命维护的“大明形象”，到了后来的几百年里，还是稀碎了。
有很长一段日子，只要提这俩字，大伙儿脑子里蹦出的词通常是：政治黑漆漆、特务满天飞、大门紧闭谁也不理。
为啥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这就得翻开另一本账簿了。
但这回算账的，不是咱们中国人，而是欧洲人。
带头的是那个叫黑格尔的德国大哲学家。
在他那套著名的历史哲学理论里，直接给中国判了“死刑”。
他放话说：“停滞不前，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中国的宿命。”
马克思后来的说法也受了这个影响，把中国形容成“小心翼翼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只要一碰着外面的新鲜空气（也就是西方的冲击），立马就得散架。
在这种视角底下，明清两代被一股脑儿打包，贴上了“封建末世”、“没落”、“死水一潭”的标签。
这种论调在学术圈和舆论场里霸榜了很多年。
直到最近这几十年，咱们把那个时代的账本重新抖落出来，搞了一次彻底的审计。
这一查，把大伙儿都惊着了。
头一个就是经济账。
美国有个汉学家叫彭慕然，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把数据细细算了一遍。
结果发现，在18世纪工业革命那个节点之前，中国江南地区的经济家底，一点不比欧洲薄。
那个所谓的“大分流”，也就是欧美全面甩开中国，那是18世纪往后的事儿了。
换句话说，明朝压根就不是那个走下坡路的“拐点”。
那会儿的明朝，别说不是“木乃伊”了，简直就是世界贸易的“超级吸金兽”。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里是这么描述他亲眼所见的：“中国地大物博…
造出来的瓷器和布匹，比欧洲最顶尖的工艺还要好上十倍。
老百姓日子过得富足，穿得那叫一个光鲜亮丽。”
靠着这种贸易上的绝对优势，全世界的白银都像潮水一样往中国流。
这哪有一点“停滞”帝国的影子？
再一个就是阶层流动的账。
好多人印象里，明朝阶级固化，豪强霸道。
可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里，死磕科举数据，最后挖出了一个吓人的结论：
明代官员的“向上流动率”高达50%。
啥意思呢？
就是满朝文武里，有一半人是真真正正从穷苦人家考上来的。
何炳棣说得很实在，这个流动比例，“哪怕是近代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恐怕都很难赶得上”。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在这个系统里，普通老百姓是真的有路子往上爬的，社会根本没有变成一潭死水。
既然明朝其实“挺能打”，那为啥现在这几年“明粉”越来越多了？
除了口袋里有钱、手里有家伙，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逻辑——这是一次关于“身份”的选择题。
大伙儿都知道，明朝是汉族为主建立的最后一个传统王朝，国祚延续了276年。
咱们对比一下，汉朝分西汉东汉，宋朝分北宋南宋，唐朝中间还被武则天插了一杠子。
明朝这个“276年”，含金量那是相当足。
明朝刚开张那会儿，其实做了一个特别关键的文化决策，叫“再造华夏”。
朱元璋那拨人，为了洗掉蒙古统治留下的印记，玩命推行“恢复汉官威仪”。
从官方推崇的朱子学，到科举考的四书五经，再到老百姓身上穿的衣裳，都在搞一场浩浩荡荡的“去胡化”运动。
甚至对那些留在中原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明朝也没搞种族清洗，而是定下制度，把他们慢慢融进华夏这个大族群里。
这种“华夏多元一体”的架构，说白了就是在修复汉民族的历史记忆硬盘。
如今这么多人喜欢明朝，潜意识里其实是在投一张“身份认同”的票。
随着中国经济腰杆子硬了，大伙儿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历史。
这才发现，原来咱们不总是那个挨打的受气包。
在14到17世纪，明朝那是东亚的带头大哥，是综合国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
《剑桥中国明代史》给的评价极高，说明朝是“一个充满巨大活力的时代”，“当时世界上最强大也最先进的国家”。
这种历史自信一回来，明朝的口碑自然就触底反弹了。
当然，这里头还有个没法忽视的情绪因素。
不少历史类自媒体分析“明朝热”的时候，总爱提B站、抖音上那些科普视频的功劳。
这没毛病，但还有一个更直白的原因，就像文章开头康熙算的那笔账一样——
既然清朝作为近代落后挨打的“背锅侠”，名声越来越臭，那作为对照组的明朝，自然就承载了大伙儿对“如果当初不这样”的所有美好幻想。
回过头看，历史其实就是无数个决策摞在一起。
康熙为了大清江山稳固，决定把明朝捧上去；
黑格尔为了证明欧洲是中心，决定把中国踩下来；
现代学者为了求个真相，决定让数据说话；
而今天的咱们，在看懂了这些决策背后的门道后，选择了重新去认识那个被误解的王朝。
这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信息来源：
中华书局版《明史》利玛窦《中国札记》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彭慕然《大分流》
《剑桥中国明代史》历史学家吕士朋相关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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