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6日，太原城北寒风凛冽，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勒马远眺，望着前方密布沙袋工事的太原城墙，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意，语气笃定地对部下说道：“太原，指日可下。”
彼时的板垣，正值志得意满之际。作为侵华战争中的急先锋，他率领第5师团一路追击卫立煌部，长驱直入逼近太原，心中早已将这座孤城视为囊中之物。这份狂妄，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于他手中的两张“王牌”。
第一张王牌，是藏匿在太原城内的日本特务送来的绝密情报，上面清晰标注着中国守军所有炮兵阵地的位置。在板垣看来，炮兵是守城的核心力量，只要集中炮火摧毁这些阵地，太原的防线便会不攻自破，守军失去火力支撑，只能沦为待宰的羔羊。
第二张王牌，是他对自身火力的绝对自信。尽管太原北城城墙上，中国守军士气高昂，沙袋工事层层叠叠，但板垣对此嗤之以鼻。在他眼中，这种冷兵器时代的防守战术，在日军现代化重炮的轰击下不堪一击。他甚至不屑一顾地认为，即便傅作义是声名远扬的守城名将，曾成功守住天镇、涿州等地，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也终将身败名裂。
板垣刻意遗忘了不久前的忻口会战——正是他率领的第5师团，被中国军队凭借坚固城防阻击了23天，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若非寺内寿一紧急调遣第20师团攻占娘子关，形成前后夹击之势，他或许仍被困在忻口的拉锯战中。这份刻意的遗忘，为他后续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就在板垣畅想速胜之时，太原城内的傅作义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他深知板垣的狂妄与狡诈，并未被动防御，而是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部署：将最精锐的218旅，交给旅长董其武，驻守日军主攻的北城和西城。
这一决策在当时备受质疑——从兵力分布来看，太原东南两侧日军兵力更雄厚，理应派遣精锐驻守，而傅作义却反其道而行之。实则傅作义早已看透板垣的心思：忻口会战的失利让板垣颜面尽失，他必定会集中兵力猛攻北城、西城挽回颜面；且板垣在日军内部威望极高，部下为维护其面子，不会在东路、南路投入过多兵力。
11月6日拂晓，日军的进攻如期打响。令人意外的是，日军炮火并未轰击城墙，而是越过城墙，精准落在太原城内的一座大公园里——那里正是特务情报中标注的炮兵阵地。炮击结束后，日军步兵蜂拥向城北冲锋，可刚进入开阔地，就遭到中国守军炮兵的猛烈反击，伤亡惨重。
板垣彻底懵了，他万万没想到，精心策划的炮击竟一无所获。他不知道的是，早在前一天，孙兰峰就向傅作义提议清查城内特务，傅作义瞬间警觉，断定炮兵阵地位置已泄露。他当机立断，紧急下令将炮兵阵地转移至学校操场——这个看似毫无隐蔽性的地方，反而让来不及传递新情报的特务彻底失效。
炮击失利后，板垣恼羞成怒，下令集中所有重炮轰击城墙。在日军炮火的狂轰滥炸下，太原城墙很快被炸开缺口。可当日军步兵冲进缺口时，却发现城墙上的军帽皆是摆设，根本没有守军驻守——这又是董其武的妙计。他仅在城墙上安排少量观察哨，将主力部队藏匿在城墙外的隐蔽工事中，待日军进入开阔地，便展开猛烈反击。
尽管太原城最终因兵力悬殊、后援断绝而失守，但傅作义的巧妙布局和董其武的英勇抵抗，让板垣付出了惨痛代价，也打破了他速胜的妄想。董其武更是凭借此战一战成名，太原会战后不久便升任101师师长。
太原失守后，傅作义因与阎锡山就失守责任产生争执，愤然离职，调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转战绥远。1940年，日军趁势反扑，攻占河套地区及五原等地——这里不仅是战略要地，更有丰富的矿藏资源，早在抗战爆发前，就已被日本列入掠夺计划。
失去五原这个养马、产粮的重要基地，傅作义的部队陷入绝境，但他誓言夺回失地。经亚麻来会议周密部署，傅作义决定利用春分开河的天时、乌加河的地利，于1940年3月发起五原反攻战，而阻截日军援兵的重任，再次落到了董其武的101师肩上。
战役打响后，董其武率领101师直奔乌加河，成功摧毁河上三座桥梁，彻底切断日军援兵通道，为攻城部队扫清障碍。彼时的五原城内，日军负隅顽抗，战斗异常惨烈，傅作义部付出巨大伤亡，多名团营级军官壮烈殉国，但将士们同仇敌忾，最终于3月22日收复五原，歼灭日军皇族水川伊夫中将及大批日军官兵，缴获无数军备。
五原战役的胜利，是全面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首次收复失地的战役，震惊全国。董其武也因战功卓著，升任暂编第4军军长，其威名从此响彻绥西大地。
从太原城的巧布迷局，到五原城的浴血反击，傅作义的谋略与董其武的英勇，书写了抗战史上的一段传奇。尽管太原最终失守，但中国军人的血性与智慧，让不可一世的板垣征四郎付出了代价；五原大捷的荣光，则彰显了中国军民抵御外侮、绝不屈服的民族气节。那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将士，用生命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成为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不朽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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