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都在不断膨胀,然而这种情况却在2022年迎来了转折点。
连续2年的时间,我国的死亡人口都在不断上升,从2022的1041万人到2023年的1110万人,而且人口死亡率也在上升。
与之相对的则是出生人口的不断下降,这也不免令人感到心慌。
那么,2024年我国的死亡人口有多少呢?面对有可能到来的人口死亡高峰又该如何应对呢?
2023年全国死亡人口是1110万,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死亡数字破千万,当时很多人用“百年一遇”来形容。
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093万,表面上看确实比前一年少了十几万,一些解读就开始松口气,说“高峰大概过去了”。
问题在于,这种“回落”很大程度上是疫情拖出来的后遗效应。
2023年那拨冲高,是前几年压着的病、拖着的老人,被一波病毒和并发症集中击中了,本来未来几年要发生的部分死亡,被提前挤到了那一年。
所以2024年稍微低一点,不是健康状况突然大幅改善了,而是统计意义上的“透支效应”:一部分本该后来发生的已经先走了。
真正要看的,是死亡和新生儿之间的“剪刀差”。
2024年出生人口大约954万,对比1093万的死亡,相当于一年净少了接近140万人。
这个数字,不是偶然,是趋势。
生的人越来越少,走的人维持在千万量级,就意味着所谓“人口负增长”已经从新闻里的新鲜事,变成了年的常态,今后每年都会重复。
更长远一点看,现在离场的主要还是战争年代、建国初期出生的那一批人,数字不小,但还不是“最猛那一波”。
真正的“时间炸弹”,埋在1960年代初那几届婴儿潮里。
1963年,全国新生儿超过2900万,这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一年内多出一个澳大利亚人口。
这批人现在刚六十出头,身体普遍还可以,是商场里消费最舍得花钱的一拨人,也是各大景点广场舞大军的主力。
可再过十来二十年,当他们整体跨过75、80岁,死亡曲线才会迎来真正的“大坡”。
届时,每年死亡人口可能不是一千多万,而是会冲到两千万级别,这才是系统性压力的极限测试。
再加上今天的医疗水平比过去好多了,人均预期寿命逼近80岁,多数人不是“突然走”,而是长期和慢性病耗着。
现在统计上,心脑血管、肿瘤、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已经占到了全部死亡原因的八成多。
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怎么活到终点”和“怎么体面地走完最后十年”,会成为绝大多数家庭避不开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少数人的不幸。
人口结构的变化,最先露出端倪的地方,是跟“人多才有生意”的行业。
教育就是典型。
几年前,多孩家庭、学区房、早教班还在“军备竞赛”,最近两年,倒下的是民办幼儿园和培训机构。
仅2024年,全国就有大约1.5万所民办学校注销或停办,很多县城的幼儿园干脆合并,教室空着没人上。
这对老师、教培从业者来说,是一轮硬生生的洗牌。
有人转行做互联网,有人进体制考编,更多的人只能去做和原专业不太搭的服务业。
往大的说,这是“少子化”的第一道连锁反应,原本围着孩子转的产业,开始缩表。
再往后,会影响到教材出版、儿童用品、亲子旅游等一大堆上下游。
另一头,制造业的样子也变了。
表面上看,劳动力变少,似乎要担心“没人干活了”,但实际走进沿海工业区,会发现另一种画风。
厂房里灯关着,机器不停转,所谓“黑灯工厂”。
过去一条生产线站几百号工人,现在只剩下几位工程师,看着屏幕调程序,机械臂、传送带、AGV小车在各自轨道上默默运转。
这不是老板突然心疼工人,而是人力成本和招工难倒逼出来的选择。
年轻人不愿吃苦、宁愿进服务业和新兴行业,再叠加人口总量下滑,用机器替代人,是维持产能、控制成本的必选题。
结果就是,中国从“一个工人对应一台设备”的粗放模式,正在往“一个工程师管几十台设备”的精细模式过渡。
以前我们习惯讲“人口红利”,人多、工资低,可以支撑大规模制造和基建。
现在越来越多行业靠的是“工程师红利”,谁家懂自动化、懂软件、懂系统集成,谁能在同样的工人数量下干出更高的效率、更复杂的产品。
当然,这种转型对个体是残酷的。
没跟上技能升级的人,很难在新的岗位上站稳。
工厂愿意多花钱请几个能看懂代码的技术员,却不愿再养一大批只会简单重复动作的普工。
教育行业那些失业的老师,如果不能转成职业教育、心理辅导、养老服务等新赛道,也容易被时代甩下。
简而言之,少人不一定意味着国家整体变弱,但一定意味着“低技能换口饭吃”的路越来越窄,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要么往技术、管理、服务深水区游,要么就得接受收入和稳定性同步打折。
人口老了,不只是养老金账户里的数字在吃紧,而是从医院到殡仪馆,再到保险公司、互联网企业,都开始重新设计“老年版”的产品和服务。
先看医疗端。
前些年,很多家庭在重大疾病面前的习惯是“四个字”:不惜代价。
老人进了ICU,一天几千上万,家属咬牙也得撑。
哪怕老人清醒时说过“不想受那么多罪”,到了关键时刻,大多数子女还是会选择抢救到底,因为社会评价、亲戚舆论、内疚感都会推着你做“看上去最尽力”的选项。
这两年,安宁疗护和居家护理开始变成一个正式的行业。
国家层面在多个城市试点长期护理保险,把“失能但没到死亡边缘”的这段长时间照护,纳入医保和社保体系。
各种地方也在布局,开设安宁病房、鼓励社区护理机构、培训专业护工,让老年人有机会在减轻疼痛的前提下,安静度过晚期,而不是在器械和滴滴声中被“吊着”多活几个月。
另一方面,连“身后事”都开始数字化。
一线城市传统墓地价格高、土地紧张,一块墓地动辄几十万。
于是,所谓“数字墓园”“网上纪念馆”“云祭扫”开始出现,不再强调“有一块实体地方埋着”,而是通过手机、网页去完成追思。
这背后既有现实考虑,也对应着家庭结构变化。
独生子女独自在外打拼,清明节未必回得去老家,只能通过网络给父母留一段话。
技术公司也敏锐地嗅到这块需求,有的做“AI复声”“数字人纪念”,通过整理生前视频、音频,让逝者在屏幕里“说话微笑”。
这当然会引发伦理争议,有人觉得是安慰,有人觉得是对死亡的打扰,但它客观存在,而且会越来越多。
制度层面,“长护险”作为继养老、医疗等之后的“第六险”,正在很多城市试点。
简单说,就是通过个人缴费+单位缴费+财政补贴的方式,提前为“失能后的照护费用”攒一笔钱。
这样,等你或者家里老人真的失能了,可以用这笔钱请护工、住机构,而不是完全指望子女亲自照料。
这一整套变化指向一个现实,传统那套“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模式,很难再承受住一个高龄社会的冲击。
我们这一代人,一边还记得小时候院子里一群孩子疯跑的画面,一边又要学着给父母选护工、给自己算养老金。
能做的,大概只有两件:
一是尽量让自己在“工程师红利”的时代不被淘汰。
二是早点认清,所谓安全感,不再来自“我有几个孩子”,而是来自“我有没有规划好自己的最后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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