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富豪崔国权，因与地产商杨树坪、余斌发生经济纠纷，在民事诉讼眼看要胜诉的关键时刻，被合作伙伴动用刑事手段“降维打击”。
对方通过一系列令人咋舌的官商勾结——涉及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最牛律师”陈卓伦——崔国权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数千万资产化为乌有。
最荒诞的是，那几十条赤裸裸交易司法权的短信，以及19份莫名“失踪”在检察院、价值3000多万的借据，至今仍像幽灵一样，嘲笑着阳光下的法治。
地产局的诱惑与陷阱
崔国权1954年出生于南海一个农民家庭，10岁丧母，家境贫寒。
他从11岁起便开始在广州与佛山之间往返贩卖鱼虾。凭借勤劳，他在1979年，也就是大多数人为几十元月薪奔波的年代，便已积累起超过一万元的财富。
此后，他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张，从承包农场到开办工厂，生产的“桂花”牌保温瓶远销海外。到90年代末，他已成为亿万富豪，是佛山第一辆凌志LS400的车主。
2001年，房地产的浪潮将崔国权卷入了与杨树坪、余斌的合作。报道详细还原了合作始末：余斌手握广州天河区龙口西项目和海珠区洲头咀项目，邀请杨树坪、崔国权共同开发。
崔国权因不熟悉地产行业，与余斌约定，他一次性投入，固定占股10%，后续投资由余斌负责。
为此，崔国权支付了人民币3000万元及港币600万元。为了应付合作方之一的国企越秀公司，三人还签了一份用于“应付”的无效合同。
然而，到了2002年中，项目需要追加投资时，余斌称自己资金紧张，并建议两人一起退出，转投另一个项目。
同年9月1日，三人坐下来结算。报道中提到了那张关键的“小纸条”：由杨树坪亲笔写下，承诺向崔国权退回人民币4240万元，这笔钱由3000万投资款、640万港币折算及600万借款组成。
如果一切顺利，这只是一次获利颇丰的退出。但当崔国权发现承诺的抵押物缩水、尾款无法收回，并感觉自己被联手做局后，商业纠纷迅速升级。
刑事手段介入与权钱交易
有人说的“降维打击”，在2005年成为现实。
当民事官司对崔国权有利时，佛山市检察院介入，以涉嫌“行贿罪”将其抓捕。报道证实，时任检察长廖东明已于后来落马获刑。
这是故事最荒诞，也是最新进展的部分。2025年12月26日，崔国权仍在向媒体求助，反映佛山市检察院在2005年搜查其工厂和住宅时，扣押了与案件无关的19份借据。这些借据是另一商人黄华江欠他3000多万元的凭证。
根据《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规定》，与案件无关的物品应在三日内退还。
然而，20年过去了，这19份借据“就像掉进了黑洞”。尽管当年批办此案的检察长廖东明已获刑，但崔国权的债权凭证却始终没有下落。
佛山市检察院曾表示委托给了九江镇信访办归还，但对方予以否认。这种“踢皮球”的处理方式，让崔国权追讨个人债务的路几乎被堵死。
四股力量的绞杀
崔国权为什么赢不了？
他在狱中想明白了一件事：他面对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一张网。
这张网上，有坐拥上市公司的地产大鳄，有佛山检察院的一把手廖东明，有广东“最牛律师”陈卓伦，甚至还有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
这是一条完美的食物链。
陈卓伦是黄松有的亲戚和校友，廖东明和蔡建芳是校友。他们互相输送利益，互相掩护。在廖东明的起诉书里，他甚至帮妹妹搞了个“空手套白狼”的地皮生意，而余斌就是那个配合演出的“金主”。
法院的判决书换了一茬又一茬，道理讲了一遍又一遍，但结果只有一个：崔国权，你输了。
只要价钱合适，正义是可以被定制的。
当司法权变成了权贵手中的私器，变成了整肃异己、掠夺财富的工具，那么，无论是卖鱼的崔国权，还是写代码的你，亦或是坐在办公室里的我，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头待宰的猪呢？
天黑了，闭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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