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世纯】
美俄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已于本月5日到期,而在人类失去了最后一份核军控条约以后,本周,美国人开始考虑扩核。
根据TWZ网站本周对美国全球打击司令部各位“消息灵通人士”的采访,美军目前正在考虑以“有啥用啥”的方式扩充核武器。具体而言,就是把条约时代裁撤的核弹头重新安装回载具里头。
就这么一寻思
目前美国空军现役76架B-52H轰炸机里,仅有46架被允许携带核武器。而在条约失效以后,根据美国空军和海军的初步意愿,美军计划将所有76架B-52都恢复具备核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计划将处于未部署状态的100枚“民兵Ⅲ”洲际弹道导弹恢复成部署状态,顺便将部分“民兵Ⅲ”洲从条约规定的单弹头改为成多弹头。而在海军方面,美国现役的“俄亥俄”型核潜艇在条约规定下只能携带18枚“三叉戟2D5”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未来美军将把这些弹道导弹核潜艇恢复成满载状态——也就是携带24枚。
截至2024年5月,美国拥有约3708枚核弹头,其中1770枚处于部署状态,1938枚为储备备用。部署的1770枚核弹头中,有400枚弹头部署在3个发射井的“民兵Ⅲ”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上,970枚部署在14艘“俄亥俄”级潜艇搭载的“三叉戟2D5”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上,300枚弹头位于美国本土的核打击轰炸机基地,100枚战术核弹部署在欧洲基地。
在经过这一轮扩充后,美军的核兵器数量将略高于目前的New START 水平,包括500发“民兵Ⅲ”洲际导弹,288发“三叉戟2D5”潜射洲际弹道导弹,76架B-52核轰炸机和21架B21,以及包括300枚B-61系列核弹和500枚有核改装能力的AGM-86系列空射巡航导弹组成的庞大核武库。在扩充未部署兵器以后,经过笔者初步计算,美军核力量部队将大约拥有2500枚处于部署状态的弹头,比现有的Start状态下部署弹头的高1000发左右。
对于美军而言,这是在美俄脱离《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体系束缚以后 ,能够短时间内扩核的“上限”。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项扩核计划仍然停留在纸面上,五角大楼没有在2026财年预算中批准这一庞大的扩核计划,而美国全球打击司令部也非常实诚,承认这一扩核计划的前提是“只待总统一声令下”——言外之意就是目前这一扩核计划仍然处于“允宜研谋改善”状态。
但涉及核武器的事情,终究也是个世界大事儿。对于外界观察家而言,美国此番扩核表态,无疑是对中俄方面——尤其是中国——的军事施压。而除了军事施压以外,美国人已经开始了道德上的指控——美国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副国务卿迪纳诺(Thomas DiNanno)本周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指控称,2020年6月22日,中国曾秘密实施一次当量约数百吨的核试验,并“采用相关技术降低地震监测的有效性,以掩盖试验活动”。迪纳诺称中方此举违背“禁核试验承诺”。
指责一个拥核国家擅自开展核试验,在后冷战时代按理说应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但在特朗普时代国际政治普遍缺乏严肃性的今天,这一消息在我方驳斥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辟谣以后,未能掀起什么波澜。尽管美国人有枣没枣打三杆式的施压还在继续,但总的来说,这些接二连三地施压证明,在2月5日人类失去核安全保险以后,美国方面的态度已然明确——美国不接受一份没有中国的核条约。
对美国而言,在去年9月3日的高调展示以后,中国的核问题早就不是可以装死的“屋子里的大象”,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人称之为“Pacing Threat”。“中国成为和美俄比肩的核大国”这句话,在几年前还是美国核学术界耸人听闻的鼓吹,如今正逐渐变成军事事实。
对,井里头有弹
至少美国空军最高负责人愿意为这句话背书,空军上将肯尼斯·F·威尔斯巴赫(Kenneth F. Wilsbach)今年8月份就警告说,中国的核武器“即将达到”美俄的New Start水平——到2030年,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达到1500枚,这一数量将使北京的核武库与美国和俄罗斯相当。中国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正在增长,这是美国必须研发“金穹”系统的原因。
对于美军而言,他们希望维持一家独大的核武器态势,也就是美国的核武器规模和技术水平能同时压制中俄。但2026年的美军面临一个小小的问题——美军的下一代核载具全部都处于研发状态,需要至少到2035年才能入役部署。而其中最关键的两种载具:核潜艇和陆基井射弹道导弹,都处于延宕状态。
按照2020年的规划,目前规划的12艘“哥伦比亚”级潜艇到2036年前才会全部建造完毕,“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则将于30年代开始退役。即便美军能提高“哥伦比亚”级的建造频率,从原来的“三年一艘”,提高到“两年一艘”,美军的核潜艇部队数量也要到2030年才能维持现状,在2035年也仅仅增加4艘左右——何况,事到如今,“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已被官宣延宕,延宕时期虽不算长,但美军依然无法在2027年前拿到第一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
而民兵III导弹并没有一个严肃的、可供执行的长期延寿计划
相比于核潜艇,“哨兵”(LGM-35)洲际导弹系统的延期更为致命。当下,“哨兵”导弹项目已经处于瘫痪状态,这是由于美军“贪小便宜吃大亏”导致的——美国空军当时并未充分认识到所需实体建设规模之大,这使得“让哨兵凑合用民兵Ⅲ型导弹发射井”这一降本增笑手段已不可行。而“哨兵”项目在没有批挖井钱之前,已经超支了81%,达到1409亿美元,而当下美国空军不知道从哪儿省出一笔挖井的钱。换句话说,“哨兵”作为一个井基洲际弹道导弹,却连个挖井的预算都没有。显然整个项目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什么“有序推进”的严肃项目了。
海陆进展都不顺利,当前进展比较顺利的就是B-21项目了。B-21目前作为美国空军的骄傲,各种节点基本稳定,没有遇到明显延期。美国空军计划购买至少100架B-21,并从本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部署。由于B-21在美国的“三位一体”核威慑下已然“一家独大”。包括米歇尔空军研究所在内的老牌智库已经开始鼓吹让美军装备“200架B21”,以在常规和战略方面打赢新一轮太平洋战争。
对于美国而言,30年代的核威慑能力下降已经成为某种必然情况,而美国人深知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看得出来他们的虚弱。也因此,美国人现在正进行两手准备——一方面像笔者前文提到的那样,扩大冷战留给美国的核武器遗产,至少在数量上超过中国;另一方面则试图将“楚汉争霸”的New Start条约扩容,改成“新三国演义”式的三方条约。
现在的态势有点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末第一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的态势。彼时由于陷入越战,美国在核军备方面的军费受限,未能提出新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采购计划,同时停止增加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等“纯粹核载具”的数量。而苏联则在1962年以后开始扩充自己的核载具,到了70年代初,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突破了1400枚,在核载具整体数量上达到了美国的核武库水平。
在这样的情形下,由于美苏两国的导弹产能相同,且现有的核数量已经达到了大规模确保摧毁(WMD)的水平,双方进一步扩军已经缺乏必要性,因此美苏最终在内外因素下于60年代末走上了谈判桌。而对于美国而言,将中国拉入军备谈判的框架是一种历史的惯性。纵观近代史,从《华盛顿海军条约》到《中导条约》,深谙利用谈判桌争取优势的美国,是习惯于将对手拉到谈判桌上的。
但美国人似乎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对于一种“New Start”式谈判,并不感兴趣。笔者这里给出一个暴论:有苏一朝,美苏之间的核军控协议,从来都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和冷战热斗,而是被美苏两国领导人视作是“世界双雄”体位的象征,是“周礼”一样的“大国体面”象征。
谈完了跟核扩军有关的物质层面,笔者想谈一谈物质世界以外的层面。
美苏的冷战热斗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争斗,而作为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方,苏联人很喜欢通过展示核力量,来作为和美国人进行核军控谈判的筹码。而自赫鲁晓夫时代结束以后,谈判本身则被赋予基于阵营对抗的政治意义和冷战环境下的道德高点。苏联的领导人往往会通过将美苏之间达成的各种军控协议——无论是70年代的《全面禁止大气层内核试验》还是《第一阶段战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作为一种“冷战一极”的阶段性成果展示给世界。
但对于苏联而言,不幸的是,这种军控谈判很快从单纯的国家利益或者阵营义务,转变为苏/俄领导人的个人诉求。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和《中导条约》(INF)的推进并非基于苏联的国家利益,而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政治诉求。在苏军上下几乎集体反对苏共中央关于裁撤RSD-10弹道导弹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几乎是脱离苏军,在单独与欧洲媾和的状态下迫使整个苏联接受了《中导条约》。
这一媾和,后来被这位急于求成的苏共领导人写进其《改革与新思维》里,作为“改革派”的功绩高调宣传。与之相对的,苏军的军事需求在这种国际新闻头条的影响下,异化成了“保守派的祸国主张”,进一步加剧了苏联内部的离心离德。很难说当苏军抛弃整个苏共领导层的时候,《中导条约》在里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可以说,冷战末期各种核军控条约签署,恰恰是苏联政治不正常化的一种体现。而随着红旗落地苏联解体,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人则乐于通过将核军控“周礼化”,显示出“美国世纪”的世界秩序已经和红蓝争霸的50年有着本质区别。而从废墟中爬起来的俄罗斯依然乐于通过条约的形势,证明自己是举足轻重的大国。
这也是为何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和奥巴马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原因——俄罗斯和梅德韦杰夫需要美国为这个常任理事国的核地位进行背书,而奥巴马则因为这一条约,获得了如今特朗普心心念念的诺贝尔和平奖,证明自己是一个“美国好总统”。
从1994年《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生效,到2026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具有法律约束力且附带核查机制的军控协议仅仅存在了超过31年,比笔者年轻。因此,我们熟悉的“相互核透明”,不如说是一个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高度制度化的军控时代的特殊时期。看起来,美俄这种“南北朝”的局面似乎应该持续很长时间,如果没有我们祖国崛起的话,这种过家家式的核条约应该成为和太阳日出日落一样的常识。
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复兴,与此同时,我们的祖国尚未完成统一。我们的核扩军,正如我们一以贯之地宣布的一样,是为了复兴打下的“战略基石”。中国不是苏联,我们的核武器是为了祖国利益服务的,而不是为了阵营优越感等“面子”存在的。一个没有完成祖国统一的国家,从任何角度讲,也不可能去追求所谓“超级大国”的脸面。
而在现存国际秩序下,美国从来没有也不打算像承认苏联是“超级大国”一样,给予中国同等但无用的“体面”。美国人能够给予中国最大的“体面”,就是默许中国完成未竟的事业——祖国统一,但这对于美国而言又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在国家情感方面,中国人民也不会像斯拉夫人和美国人一样,将“相互检查核设施”视作是什么胜利的标志或者大国的象征。我们的近代史充满了屈辱和不平等条约,而核武器从一开始就和民族脊梁和民族崛起强绑定。从1964年的一声惊雷开始,核武器就已然成为这个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而民族精神是不可交易的——不会有任何有尊严的中国人在核武器问题上进行什么“交易”。
这是一种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文化隔阂,正如赫鲁晓夫理解不了我们对于“联合舰队”的愤怒;以及卡特政府理解不了为何中国人无法接受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平等驻军”。笔者认为,在他们能够理解这种基于近代史而来的民族感情之前,我们没必要在这种问题上反思什么,正如笔者从来不理解苏联人为何会拿耗尽几代人心血凝结的核兵器去做基于大国赢学的谈判。
1999年,在北京美国大使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国人时至今日也很难接受有一支外军驻扎在国境线内——哪怕这是对等驻扎
国家感情之外,从技术角度而言,时代的发展也让基于90年代技术水平下New START式的核透明条约变得不合时宜。而悲哀的是,上到五角大楼和白宫的领导层,下到那些有名的当代军控学者,他们甚至不会考虑技术因素下的核谈判。
少数几个在技术问题上稍微有那么点脑子的文章,来源于著名的美国智库研究员Eleventh Decker,这位中国大西北导弹井发现者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写的文章中表示,和美俄不同,中国的核兵器是为了核实战而部署的,大量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车会被伪装或者隐藏在山区的秘密隧道里,在隐蔽状态等待核反击。
与之相对的,美俄的核兵器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技术因素下“光明正大”地部署在井、机场和核潜艇里。这种“核实战”的部署使得中国的官兵们天然抵触New Start式的互相透明核查——毕竟这会大大减弱中国的核反击能力。而目前的特朗普政府“自以为是”,要求建立中国无法接受的美苏式核查机制,这会让谈判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
特朗普政府显然不打算在对华的核谈判问题上循序渐进。这个自说自话的内阁,在对华问题上充满了种族主义的歧视。后冷战时代的对苏联解体等“黑天鹅”事件的守株待兔、新保守主义带来的宗教狂热、冷战余孽带来的重大意识形态冲突和逆全球化带来后现代仇恨,导致特朗普内阁在对华核谈判这个问题上,完全不可能总结任何一条有执行性的、不是基于仇恨的、可以说出口不被我方嘲笑的观点。
而在中美当前这种军事互信——尤其是战略武器互信几乎为零的状态下,我们的选择似乎很简单:没有正常人想回到那个核阴云笼罩世界的岁月。而当世界最大核霸权主义的权柄不是由期许和平的正常人把持时,势均力敌永远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最好砝码。
对于2026年的我们而言,旧的世界秩序本就和旧《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一样不合时宜,中国也没有什么必要给予这个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什么太好的脸色。在9·3阅兵已然震撼世界的当下,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走向和美俄平起平坐的核地位。正如毛主席一句老话说的那样: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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