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叫雅斯贝尔斯，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轴心时代”。所谓“轴心时代”，是指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左右发生的一场非常重要的人类文明突破。这场文明突破发生在北纬25°到北纬35°之间的一个地理带上，同时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这么一个时间轴心上。
雅斯贝尔斯是个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谈到“轴心时代”的时候，他更多是从观念思想，也就是观念史的角度来谈的。所以他谈的主要是在“轴心时代”人类的这三个不同地区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思想变革或精神变革。而这些精神变革的结果，一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人类不同文明共同体的历史命运。比如说西方文明从“两希”传统的融合、更新，最后导致了基督教的产生，基督教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西方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那么同样在中国，经历了从商周一直到秦汉这段时间的变化，最后生成了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基本上成为中国人2000年来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大体相当的时间里，在印度，从婆罗门教、佛教一直到印度教，历经变革，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宗教信仰，一直到今天，印度教仍然是绝大多数印度人信仰的宗教。所以就此而言，“轴心时代”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变革，产生了对后来2000多年来一直具有巨大影响的一些价值体系和信仰形态。这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谈的问题。但是由于雅斯贝尔斯毕竟是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他的很多观点是比较形而上的，基本上是从思想逻辑中推论出来的。当然他也大体上考察了这些不同的文明地区，表述了大体上发生的历史情况，但是我始终认为他的观点有两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近年来，我一直对西方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发生过程比较感兴趣，同时也参照了中国文化在商周至秦汉之际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我觉得雅斯贝尔斯的第一个薄弱环节就是，他并没有从历史学角度来说明中国、印度和西方在“轴心时代”各自具体发生了怎样的文化变革，而只是从哲学角度论述了这个时代的重要精神革命所导致的文化结果，即导致了基督教、佛教—印度教以及中国儒家伦理这样一些思想体系的出现。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这些过程是怎么变化、怎么发展的？这可能应该是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肯定不能从思辨的概念里面直接推论出来，而必须要深入地进行历史研究。比如说，西方文明是如何从希伯来的犹太教传统和希腊的哲学理论中孕育出基督教的？基督教最初是如何从西亚传到西方，传到希腊罗马世界，然后怎么样一方面实现了希腊罗马的基督教化，另一方面又实现了更加深刻的基督教的希腊罗马化？
第二个薄弱环节，或者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轴心时代”？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轴心时代”来临之前，在旧大陆已经有了一些古老的文明形态，如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中国黄河流域文明以及西方的爱琴海文明。从文明的发生来说，在距今大约4000-5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文明形态。从地理上看，旧大陆的几个早期文明都分布在一个狭长的纬度带上，大体上都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之间。文明的发生往往是依傍一条或两条大河，以农耕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在游牧地区是不可能产生文明的。在文化上，早期文明地区的人们都崇拜大地和母神，具有很强的生殖崇拜和母权主义的特点，与后来的文明崇拜天空、崇拜男神不一样。
我们知道希腊文明是西方最早的文明形态，但是在我们所熟悉的希腊城邦文明之前，还曾经有过一个更加古老的爱琴文明，即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克里特文明与后来的希腊城邦文明差别非常大，它更接近于埃及和西亚文明。在东方，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也与秦汉以后的中国文明差别很大，“尊神事鬼”的色彩较为浓郁。在印度，在婆罗门教建立以前，曾经有一个哈拉巴文明，是由一些身材矮小的印度土著达罗毗荼人所创建，他们后来被来自西北方的雅利安语入侵者所征服，沦为社会底层。公元前14世纪前后，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入侵者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开始建立了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同样，两河流域从最早的苏美尔文明，历经变化，一直到新巴比伦，最后被来自北方的波斯人所征服，开启了波斯帝国的历史。与上述的文明变更相应，地中海南岸的古埃及文明也经历了一些历史变迁。人类最早发生的这五个文明一字排开，其中四个都是依傍一条或者两条大河为生，只有爱琴海文明是海洋文明，大家只要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
我最近在讲古希腊文明的时候，专门讲过一个观点，我认为旧大陆的这五个早期文明，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分别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就是东亚的中国，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葱岭（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世界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处于比较闭塞的状态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心。还有一个中心就是东地中海，包括三个文明，即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大家看看地图就知道了，从两河流域到腓尼基，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一带，这是西亚文明；然后是埃及文明，埃及文明主要是在尼罗河中下游地区；再然后就是爱琴海文明。这三个文明都处于东地中海世界，它们之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交往，因为跨越海洋是要比翻越高山大川容易得多，而且东地中海的航海环境比较便利。所以早在有史记载之前，这三个文明地区的人们彼此之间就多有交流和渗透。考察“轴心时代”来临之前这五个文明的基本状况，以及它们与北方蛮荒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恐怕就是雅斯贝尔斯理论要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了，乃至于至今还没有人可以解决。
为什么这些古老的文明在大体相同的时间里会不约而同地出现“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这些不同文明地区的人们，在没有彼此交往的情况下，尤其是东边、西边和中间印度这三块地方基本上没什么文化交流的情况下，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产生一批伟大的人物？例如西方出现了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当然还包括希伯来人中间出现的以赛亚、以西结等先知；在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这样一批伟大的诸子百家；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筏驮摩那这样一些重要的宗教创教者。他们所处的时代都差不多，他们为什么会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几乎同时出现呢？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而且更要命的是关于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资料可以借鉴。但我倒是得到过一个启发，我本人虽然现在在哲学系任教，但是我曾经学了七年历史，应该还是具备一些历史学根基。我当时在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深受世界史大师吴于廑先生的一个思想的影响，那就是关于游牧民族和农耕世界的冲突及其融合的理论。
这个问题后来没有人接着进行研究，非常可惜，我觉得几乎成了绝学。当然，吴于廑先生当年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难找到资料支持，他谈到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其中尤其第一次最为重要，那就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对爱琴海文明、西亚文明乃至印度河流域文明这三大文明的冲击。这次大冲击涉及三个古老文明，但是它并没有越过帕米尔高原，没有影响到中国，也没有影响到地中海南岸的埃及文明。这次大冲击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后果，我们发现所有受到第一次游牧民族大冲击的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在这次大冲击的尘埃落定以后，发生了重要的精神文化变革。
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结果来看，但是这一点并没有资料可以证实。我们发现，大家今天比较熟悉的那些民族概念，都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之后的结果。比如说希腊半岛出现了阿卡亚人、多利亚人等，是第一次大冲击的结果。在意大利的各种族群，包括伊特鲁里亚人、翁布利亚人、伊里利亚人等，还有偏北一点的高卢人，他们应该都属于广义的凯尔特人这个大族类。在欧洲最西部，比如早先的爱尔兰人、英格兰的威尔士人、苏格兰的皮克特人、法国的布列塔尼人、西班牙西部的族群等，基本上都与凯尔特人有关系。他们都是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冲击的过程中从东方来到西欧定居的，后来又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冲击时，被日耳曼入侵者赶到了欧洲的最西部。例如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不列颠，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是比凯尔特人更晚来的一些族群，而凯尔特人则被赶到了不列颠的最西部。此外，还有进入伊朗高原的赫梯人、胡里特人，以及米底人、波斯人，等等，这些族群都是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冲击时进入文明地区的。
这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来到欧洲和伊朗高原定居之后，就逐渐与当地文明世界的农耕民族相融合，最后促进了这些古老文明的“轴心时代”的来临。同样，还有一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向东南方向进入了印度河流域。这些人身材比较高大，皮肤比较白皙，他们征服了当地的那些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的达罗毗荼人，把这些建立哈拉巴文明的印度土著蔑称为“达萨”，“达萨”在雅利安语里就是没有鼻子的意思。可见这些征服者的鼻子比较高，所以他们把当地的土著叫作“没有鼻子的人”。由此可见，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身体形态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些肤色较白的征服者来到印度河流域之后，在后来的长期居住过程中，由于纬度辐射的原因，他们的肤色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是获得性遗传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印度上流社会的人，他们出身于印度的高级种姓，如婆罗门、刹帝利等，他们的相貌仍然非常像欧洲人，只不过肤色比较黑了。而那些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的社会地位却非常低下，他们主要生活在印度的南部地区，很多人都是传统的“贱民”后裔。所以，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中，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征服者分别向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冲入农耕文明地区，摧毁了人类的第一代文明（爱琴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形成了创建第二代文明的希腊人、罗马人、米底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文明边缘地带的凯尔特人，后来的“轴心时代”就是在这些第二代文明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当然，我们中国没有受到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的冲击，但是中国也在大体相同的时间里遭受了一直操持蒙古利亚语的游牧民族的冲击。从最早的《商书》《周书》里面所讲的“鬼方”、“獯鬻”、“玁狁”，还有杀死周幽王的“犬戎”，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匈奴，这些少数民族对华夏文明的冲击，实际上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冲击在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中国文明地区的表现，它同样也造成了一次文化大融合，导致了中国第二代文明形态（即秦汉帝国）的产生，并且使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一样，经历了“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
只有一个唯一的例外，它在大体相同的时间里没有遭受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大入侵，那就是古代埃及文明。埃及地处地中海南岸，由于地中海的阻隔，它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中幸免于难，埃及因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纯系种”，保持了其文化的纯洁性。古埃及文明虽然也曾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遭受了一次短暂的希克索斯人入侵，但是希克索斯人并不是从北方来的，他们属于与埃及人具有文化同源性的闪米特—含米特文化类型，而且这些入侵者很快就被赶走了，埃及文明又重新回到了“纯洁”状态。看起来埃及当时是非常幸运的，但是从文化发展更新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埃及的幸运恰恰也就是它的不幸。大家知道，生物学上的“纯系种”是没有生命力的，不经过不同品种的杂交，生命是不可能长期延续和发展的。古代埃及文明就是由于过分“纯洁”，所以它的文化生命力很快就开始衰竭了，逐渐蜕化为文明的“化石”。当经历了文化杂交的其他文明地区产生了第二代文明形态之后，埃及很快就成为这些新兴文明的俎上肉和盘中餐——它首先被波斯帝国的冈比西斯二世所征服，后来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然后又被罗马帝国所征服。到了公元7世纪以后，埃及地区又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征服，乃至于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完全被纳入伊斯兰教文明中。时至今日，埃及人以及广义的北非民族（包括利比亚人、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人等）都已经成为新阿拉伯人，完全被融入到伊斯兰教文明中。
我觉得，埃及今天就像它的典型文化象征一样，成为一个保持着古代文明木乃伊的历史金字塔，一个文明的“化石”而已。所以五个文明到了这个时候就只剩下四个了，而且其中有三个文明都遭受了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的大冲击，这些地区后来都产生了第二代文明形态，发生了“轴心时代”的文化大变革，产生了一些高级宗教，如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印度教等，形成了后来的基督教文明体系和佛教—印度教文明体系。在西亚地区，到了更晚一些时候，随着波斯文明的衰落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又出现了一个更新的高级宗教——伊斯兰教，取代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主流地位，最后形成了伊斯兰教文明体系。中国虽然未曾遭到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的冲击，但是同样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大入侵，这造成了文化杂交的历史结果，产生了第二代文明形态，并且经过“轴心时代”即商周秦汉之际的文化大变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文明体系。直到今天，人类社会仍然可以大体上划分为四大文明体系，即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南亚印度教文明和东亚儒家文明。这四大文明体系都是以某种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作为文化根基和精神纽带的。旧大陆文明基本上如此，深受旧大陆文明影响的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例如北美、大洋洲和南美地区基本上都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正处于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争夺之中。由此可见，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四大文明体系都是在“轴心时代”开始孕育，在后来的历史境遇中逐渐成形的。而“轴心时代”的出现，又似乎可以从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以及随后而至的文化大融合中寻找根据，虽然在这方面目前还找不到充分的资料，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这样一种推测。这就是关于“轴心时代”之所以产生的一种理论解释。
（本文节选自赵林《中西文化的精神分野》，有删节，标题为选者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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