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理杂物，发现一本北大学生记分册，引起我对学校生活的回忆。写下以下文字，一是纪念自己已逝的青春，二是从学生的角度，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历史教学留点材料。
一
1955年8月下旬，我离开上海，来到北京，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这一年上海考取北大的学生，按大队、中队、小队的编制，集体乘坐铁路部门安排的学生专列北上。学生专列都是硬座，旅程时间很长，当时京沪之间火车一般要二十多个小时，而学生专列处处要为正常的班次让路，花了三十多个小时。长途跋涉，不能睡觉，但是大家都很年轻，而且对未来、对北京、对大学生活都充满了憧憬，一路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很快，就到了北京。这时北京站还在前门，出站以后，北大来车，把我们接到了学校。从此开始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报到以后，我们被安排在小饭厅住宿。当时的北大，有一个大饭厅，一个小饭厅。大、小饭厅靠在一起。大饭厅可以容纳上千人吃饭，小饭厅可以容纳三、四百人。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报告会、冬天放电影等),常在大饭厅举行，每个学生自带凳子(宿舍中配备的)来参加。小饭厅在周末则用来举行舞会。五十年代前期，舞会在北京各大学中是颇为流行的，1957年反右以后，舞会被视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就销声匿迹了。我们入学时，当年毕业的学生还没有离校(听说是因为搞肃反运动推迟了),房间腾不出来，于是只好将小饭厅临时改为宿舍。
小饭厅中住宿的除了历史系学生以外，还有中文系、哲学系、图书馆系的学生，济济一堂，热闹得很。不幸的是，在小饭厅内发生了一起悲剧。饭厅中有单人床，有双人上下铺。一位图书馆系的同学半夜里从上铺跌下来，引起脑震荡，没有抢救过来，第二天就去世了。这位同学与我来自同一中学(上海新沪中学)不同班，虽然没有交谈过，但面孔是熟悉的。当王水照(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与该同学同班)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们两人相对欷歔，心中都很难过。“出师未捷身先死”,刚跨进大学校门，就发生这样的意外变故，令人难以接受。此事发生以后，教育部通令全国高校，在学生双人床的上铺都装上护栏。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经历的很多事都淡忘了，但这起悲剧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小饭厅住了两个多月。北京冬天寒冷，按规定在每年的11月15日开始生火。在生火以前我们历史系的一年级男生搬进了14斋。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北大搬到燕京旧址。燕京大学校园风光秀丽，建筑美轮美奂，但规模有限。北大搬入后，向周围扩张，大兴土木，几年之内，建造了一大批教学楼和宿舍楼。原来燕京大学的学生宿舍都改成单身教师和留学生的宿舍，新建的学生宿舍有两类，一类是16斋至30斋，都是四、五层的楼房，有统一供应的暖气。新入学的历史系女生住的24斋属这一类。另一类是1斋至15斋，两层楼房，上下各两大间，每大间又隔成三小间，每小间有四张双人床，睡八人，中间有四张小桌子。小间虽然隔开，边上有过道，上面是通的。14斋便属于这一类。这种两层楼房没有暖气，每大间生两个大炉子，保暖效果不错。在14斋住了一年左右，搬进30斋，每间三张双人床，住5或6人，条件好多了，在30斋住了将近两年。大学四年级外出参加民族调查。五年级住新建的36斋。我在14斋、30斋、36斋都睡上铺。住30斋两年中在我下铺的是李宗一。宗一兄是调干生，原在银行系统工作。他为人诚恳，入学后担任班上的生活委员，热心为同学服务。他多才多艺，是北大话剧社的骨干。话剧社演出柯灵改编的《夜店》(原作高尔基),在北大轰动一时，宗一饰剧中店主独眼龙闻太师，获得广大同学的好评。毕业后到学部近代史所从事民国史研究，出版《袁世凯传》等著作，卓有成就。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不幸于1988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我闻讯赶到医院时，面对遗体，想起当年同窗的友谊，不禁悲从中来，热泪滚滚。
北大学生都有学号。我的学号是5506035。55是入学的年份，我们是北大55级的学生。北大是综合性大学，下有文理科十余系，历史系排列第六，故称06。35则是我的编号。这一届历史系新生有一百一十人左右，入学以后因学习紧张及其他原因，陆续有几位同学退学，保持在一百人左右，分成三个班，每班三十余人。一、二班是历史班，三班是考古班，我分在二班。在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大批党政机关干部上大学深造，称为调干生。我们这一年级学生中调干生将近二十人，其余都是由中学考上来的。在我们前面的54级和后面的56级，调干生比例都要大得多。北大文科各系有不少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二班便有三位，分别来自罗马尼亚、波兰和朝鲜。留学生有专门的宿舍，不和中国学生同住，每人从本班同学中选配一名辅导员。除了上课以外，他们一般不参加班上活动。一位朝鲜留学生曾到我们宿舍住过一段时期，后来也搬走了。
一年级各班都有班主任，一、三班的班主任都是本系的年青教师，二班的班主任是经济系的赵靖副教授。赵老师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可能因此便在历史系兼任班主任。但班主任实际上没有多大作用，到二年级便没有了。每班有班长，负责学习和日常生活事宜。实际上起领导作用的是党支部，55级一年级党支部书记是调干生郭罗基，他后来留在北大教政治课，“文革”中因反聂元梓出名，“文革”后一度又是名人，在北大待不下去，调到南京大学，后来定居美国。二年级起分为二个支部，一班支部书记仍是郭罗基；二、三班合为一个支部，书记穆舜英，也是调干生，一个很能干的女同志。大跃进期间常有全市性的群众集会，有一次集会她作为青年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过话，可见当时的地位。毕业后到新疆工作，长期担任新疆考古所所长，已去世。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普遍实行助学金制度。调干生有调干助学金，按工龄、原有职别分不同等级，二、三十元不等。普通学生的助学金亦分等级，具体标准是：伙食补助每月十二元五角，生活补助分二元、三元、四元三等。当时学生经济困难者居多，我所在班级大部分同学都领助学金，只有少数家境较好者例外。我的父亲因历史问题在肃反运动中被捕，家庭断绝经济来源，入学以后申请助学金，每月得到十四元五角，扣除饭费以后每月有二元零用钱，可供理发、洗澡、买笔记本之用。1957年父亲释放重新安排工作，但工资大大降低，只好继续领取助学金，直到大学毕业。刚入学时实行包伙制，吃大锅饭，拿着饭碗排队打饭，人人一样。早到的同学每人发大搪瓷饭碗一个，我们到得晚，就没有了。入学之初，伙食很好，有时竟能吃到大对虾。但随着时间推移，大锅饭难以为继，大概从1957年起，就改为食堂制，都用饭票买饭了。
二
我们入学时，历史系主任是翦伯赞，管理日常事务的是系主任助理夏自强先生。入学以后对新生介绍情况的就是夏先生。夏先生“文革”以后调到教育部。入学不久学校任命周一良先生为副主任。系里设中国古代史(主任邓广铭，副主任汪籛)、中国近现代史(主任邵循正，副主任陈庆华)、世界古代史(主任齐思和，副主任胡钟达)、世界近现代史(主任杨人楩)、亚非史(主任周一良)、考古(主任苏秉琦，副主任宿白)、国际关系史(主任王铁崖)等教研室。历史系有两个专业，即历史和考古专业。历史专业中又分专门化，即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等。当时北大的考古专业在全国只此一家。入学的新生可以自愿选择专业。开学不久，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请尹达来向新生介绍考古界的情况，动员大家选择考古专业。至今还记得他摸着脑袋说，自己当过几天国民党，差点把脑袋当掉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尹达同志，没有想到以后会在他的手下工作。我选择的是历史专业，因为本来就是想学习中国古代史的。
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以后，北大各系的课程安排都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结合中国的情况略有变通。新中国成立前大学一般都是四年制，院系调整后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实行五年制，就是学苏联的。五十年代历史系实行五年制的还有复旦大学，其他学校还是四年制。毕业以后才知道五年制吃亏了，因为工资待遇只按工龄计算，不考虑学龄。历史系一、二年级主课是中国古代史、世界上古及中世纪史，三年级是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四年级开始，历史专业再按专门化有不同的专题课。此外一、二年级还有政治课、外语课和体育课。一年级课程最多，除了主课、政治课(政治经济学)、外语(俄语)、体育以外，还有中国历史文选、逻辑、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志。后两门课都是学习苏联设置的。世界上古史、世界中世纪史和原始社会史的主要参考书都是苏联大学的教材译本，政治经济学直接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译本。此书在中国影响很大，毛泽东专门为它组织过读书班。主课和政治课都有课堂讨论，每学期举行一、两次，这是学习苏联的“习明纳尔”。考试也采用苏联的办法，实行口试，学生抽签答题，老师当场打分(五分制)。关于52年的院系调整和改革，多年来议论纷纷。就我自己的体会来说，调整和改革确有许多不妥之处，例如学苏联的办法搞口试，时间拖得很长，弄得教师和学生都很疲乏。又如实行五分制，看不出比百分制有多大优点。但不能否认，院系调整后历史系课程的设置比起旧大学来有很大的进步。新中国成立前大学历史系一般都是因人设课，缺乏系统性。院系调整以后历史系课程设置可以保证学生有较全面的基础知识，至少原来的设想是好的。
我上学时，教授都要为本科生讲基础课，这和现在大学的教学有很大的不同。当时北大历史系一、二年级的任课老师都是很有声望的专家。例如分别担任中国上古中古史教师的张政烺(原始社会至战国)、田余庆(秦汉魏晋南北朝)、邓广铭(隋唐两宋)、许大龄(元明清)。世界古代史是胡钟达，世界中世纪史是齐思和。中国历史文选是商鸿逵。张政烺、邓广铭、齐思和三位先生都是二级教授，是各自领域内的权威。田余庆、许大龄、胡钟达当时还是年轻讲师，但都很有声望，后来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商鸿逵先生是明清史专家，他讲授历史文选，自选教材，对于刚入门的学生来说是很好的基础教育，深受欢迎。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志这门课北大没有合适的教师，请来中央民族学院的林耀华、宋蜀华、陈永龄等几位先生讲课，他们都是我国民族学界的领军人物。50年代我国的民族调查和研究刚刚开始，人们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所知甚少。就我自己而言，过去接触的一点知识都限于传统中原王朝的历史，这门课宛如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由此启发，后来我对民族史和民族问题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逻辑课的教师则是哲学系的江天骥先生。这门课对于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很有好处，其实大学生不分文、理都应学点逻辑，现在似乎已没有了。主课都有按教学大纲编写的讲义。经过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以后，老师们讲课都很谨慎，一般都以教研室通过的讲义为据，再作一些补充和发挥，张政烺先生上课特别小心，基本上就是念讲义。讲义中西周是封建社会，实际上张先生认为两周是奴隶社会。1956-1957年期间北大历史系有一位苏联专家，一位东德专家，他们为高年级同学讲课，大概都是根据文化协定派来的。
一年级每周课程加起来都有二十多个课时，二年级有所减轻。课程大多安排在上午。每天上午六课时，每门课两个课时，各门课的教室不同，就要跑来跑去。当时北大教学楼都是以系命名的，如哲学楼、文史楼、生物楼等。文史楼一层是教室，二层是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办公室和教研室，三楼是阅览室，主要供中文、历史两系学生使用。没有课的时间，大家都上阅览室，一则因为宿舍很挤，二则在阅览室找参考书方便。但是阅览室座位有限，所以要早去抢位子。到了每个学期终了，有的课要考试，有的课则考查。每个学生都有一本记分册。从我的记分册上面的记载来看，一年级上学期考试三门：逻辑、俄文、中国古代史。考查四门：政治经济学、世界上古史、中国历史文选、体育。下学期考试四门：世界上古史、中国古代史、政治经济学、原始社会史及民族志。考查三门：俄文、中国历史文选、体育。二年级上学期考试三门：中国上古中古史、世界中古史、政治经济学。考查二门：英文、体育。下学期考试二门：中国上古中古史、世界中古史。考查二门：英文、体育。原来院系调整后全国高校学生除西语系外都要学俄文，北大也不例外。但从二年级上学期开始(1956年下半年),北大允许学生自行选择学习的外语语种，我因中学学的是英语，而且感觉俄语对学习中国古代史帮助不大，便报名改学英语。一年级时考试就是口试，按五分制(优、良、中、差、劣)打分。考查则只分及格、不及格两等。凡口试的课目，任课老师出一大堆问题，学生轮流抽签准备，口头回答，老师根据印象打分。百名学生，人人过关，每门课至少要三、四天。从记分册上各门课老师写的时间来计算，一年级上学期考试的三门课前后相隔九天，下学期四门课相隔十三天。这种考试方式拖的时间很长，学生紧张，老师更累，都有怨言。从二年级起，便都改为笔试。三年级以后，学校正常学习生活完全被打乱，再没有考试、考查，记分册上也就完全空白了。
我们入学时正值“肃反”运动以后，学校强调建立教学秩序，提出创建先进班活动，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以学为主，除了规定的政治课外，政治学习不多。班上同学来自四面八方，学习都很认真。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在高校师生中激起强烈的反响。班上很多同学在学习课程的同时，都开始考虑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那时我对明清史很感兴趣，常和郭松义在周末晚上去商鸿逵先生家请教，在不大的书斋里，老师谈治学，谈学林逸事，如坐春风，受益匪浅。松义后来一直从事清史研究，卓然成家，和商先生的教导不无关系。历史系经常有各种学术讲座。记忆中如吴晗先生讲过资本主义萌芽，侯仁之先生讲北京历史。翦老经常出国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如出席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去日本访问等，回来都要向本系师生介绍。他还专门为学生做过关于治学方法的报告。1957年4月，翦老还出面举办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请范文澜讲第一讲，题目是“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次讲座在北大引起轰动，听众踊跃，座无虚席。范老讲治学要“二冷”,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在我和同学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学术活动都使学生大开眼界，增加见识。历史问题讲座连续举行了四、五次，是中国史学界的盛事，后来，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也就无疾自终了。
三
1957年上半年，开始是整风鸣放，号召群众提意见，接着转入反右。整风反右，使我们的学习生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整风反右运动，北大无疑是重点。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相关回忆和研究作品。今天回想起来，仍感心痛。从5月中旬开始，北大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不少针对学校的种种问题，也有不少就国家和社会的各类问题发表意见。从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起，便转入了反右斗争。我们二年级下学期结束以前以参加校级批判为主，暑假以后，进入三年级上学期，各系各年级都开展反右派斗争。除了上课以外，其余时间都用来开会，揭发批判右派。据说各单位的右派都有比例，北大当然不能例外，在教师和学生中都打出一大批右派。历史系老教师中被打成右派的有向达先生。北大历史系有两位一级教授：翦伯赞和向达。他们两人都是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这在全国高校历史系中是罕见的，也是本系同学引为自豪的。向先生一直被视为进步教授，却没有能躲过“反右”这一关。据说他戴帽主要是因为主张成立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向先生是土家族),但批判他时突出的是“五朵金花”问题。向先生曾在一次发言中说：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只开五朵花，即古代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农民战争。他的讲话被认为是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的成就，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这是切中时弊的很生动的比喻，翦老当时还曾在一篇文章中对其加以肯定，不想“反右”开始后竟成了一大罪状。“五朵金花”在史学界广泛流传，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的一个专有名词，其来源即在于此。向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劳改，不幸去世。年青教师中也有右派，张广达、夏应元两位先生便遭此噩运。“文革”过后，张先生留在北大，从事隋唐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很大成就。20世纪90年代以后，到法国、美国等地从事研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夏先生在“文革”以后调到社科院历史所，我们成为同事。他专攻中日关系史，成绩斐然。退休以后，长期在日本讲学。我是在“文革”以后认识两位先生的，在交往中受益很多，对他们在逆境中奋起的精神深为钦佩。
北大历史系学生中打成“右派”者共二十八人。我们班定为右派的共有三人，约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学生右派的“罪行”形形色色，今天看来，真是可笑又可悲。班上右派之一雷光汉，他的主要“罪名”有二，一是当时北大有人为胡风鸣冤，雷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文史楼前，呼吁中文系老师就此表态。二是反苏，攻击苏联侵占中国的土地。另一位张学仁，他没有写过大字报小字报，“罪行”都是一些牢骚和不满，上纲上线，便成了恶毒攻击。第三位陈鸿生，是从三班转过来的，因为身体不好一个人单住，和班上同学很少来往，平时也不引人注意。突然爆出他有反动日记，便上升为系一级批判对象。一、三班也分别打出几名右派，其中最有名的是“文革”中惨死的沈元。雷光汉后来分配到新疆伊犁地区工作。1967年的一天，他到北京找我，说是当地武斗，来内地避难。住了一夜，匆匆而去。又过了一些日子，有关部门通知我和在北京的其他同学：雷已叛逃苏联，如果潜入国内活动，应立即举报，云云。对于他的“叛逃”,我们都深感疑惑。20世纪80年代，在《参考消息》上看到，雷成为哈萨克斯坦华侨中的著名人物。20世纪末雷回国探亲，到北京与老同学相会，对自己坎坷的经历，语焉不详。不久前读到萧默先生的《一叶一菩提》(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对雷在新疆以及被迫出走的状况有所说明。20世纪60年代初萧先生亦在伊犁工作，与雷结识。雷回国探亲时就住在萧的家里。他的遭遇在“右派”中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当年被指控为“反苏”的“右派”,后半生却不得不在前苏联的土地上生活，历史的诡异有如此者。萧先生说雷光汉已写完了他的人生回忆，衷心希望能早日面世。张学仁曾下放农村教书，“文革”后改行从事法学研究，是武汉大学法律系的教授。陈鸿生处理最重，被开除学籍，送去劳动教养，以后再无消息。
反右运动到1958年初结束，这时已是三年级下学期，紧接着开展的是“双反运动”。“双反”是反浪费、反保守，在大学里具体化就是红专大辩论，批判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拔白旗插红旗。教师要人人过关，引火烧身，连翦老也不能免。翦老是秘密党员，长期以民主人士面目出现。记得有大字报责问他为何不争取入党?他的回答是年纪大了，跟不上，慢慢来。又有大字报要他交出专用汽车，安心在系里工作。等等。总之，此时翦老还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得到保护，批评的火力是不猛的，烧而不焦，和后来1966年的批判不可同日而语。其他老师情况就不一样了，张政烺、邓广铭、齐思和诸位先生都被视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一漏网，都要接受批判，作出深刻的检讨。前些日子在旧书堆中找出一本《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其中便有齐思和先生的《批判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邓先生的“四把钥匙”(官制、地理、年代、目录)亦是批判的重点。“双反”以后，张政烺先生离开北大到中华书局、后到历史所，不难想见其中关系。学生中重点是批判白专道路，都要对号入座：你是又红又专，还是白专，或是既不红又不专。历史系还将红专大辩论的一些大字报搞了展览。这一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名为《历史科学的两条道路斗争》,后来又有《续编》,其中收录的便是各高校历史系红专辩论的大字报，为这场运动保存了珍贵的资料，名列首篇的便是北大历史系。现在论者一般重视整风反右，而对“双反”很少提及。其实“双反”是整风反右的继续，大跃进的先声，一脉相承，其对知识分子的伤害是很严重的，应该对此做专题研究。
在“双反”运动期间，学生中间要互相揭发批判，还要对老师揭发批判。和“反右”一样，除了上课以外，其余时间都用来搞运动。晚上还要加班，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星期天也不能休息。上课实际上是走过场，讲课的老师提心吊胆，听课的学生心不在焉，考试、考查一概取消。不幸的是，我居然被定为班上的白专典型，大会小会批判长达半个多月，既清算我想要成名成家的严重个人主义，又揭发我在政治上的种种右倾表现。有位同学指出我是“中间偏右”,“和右派只差一口气”,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知道他不是随便说的，实际上代表领导对我的基本定性。这使我明白了自己的位置。原来以为“山中无好汉，猢孙称大王”,自己被作为典型不过是滥竽充数；通过批判才知道关键是政治上落后所致，以后必须夹起尾巴做人。
1958年的“五四”,陈伯达在北大校庆大会上讲话，要求改造北大，“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这和当时号召的三面红旗是一致的。大跃进是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农村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大学当然相应也要共产主义化。什么是“共产主义大学”?按陈伯达的意思，就是要搞批判，厚今薄古，与工农兵相结合。用当时流行的话语来说，这位大理论家的讲话吹响了高等学校大跃进实则大折腾的号角。于是北大上下热气腾腾，大会小会，军事训练，下乡下厂。当时正值修建十三陵水库，北大学生组成一个民兵师，每系一个团，都用英雄人物命名(历史系称为叶挺团),轮流开赴十三陵水库工地，住在帐篷里，参加半个月劳动。从十三陵回来，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已形成，学校中各种活动更多，我们挖过游泳池(北大原来没有游泳池，1958年大跃进中由师生义务劳动建成),打过苍蝇，搞过超声波，做过木工，下乡宣传总路线，如此等等，花样繁多，目不暇接。大家都在兴奋和惶惑的状态下过日子，直到这一年七月的一天，系领导宣布：三、四年级都出去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调查，以此作为历史系落实大跃进的具体行动。
四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国家民委提出要编三套丛书，即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志和民族自治地区概况。原来中央民族学院有一个研究部，集中了一批从事民族研究的人才。1957年前后在研究部基础上成立了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民族研究所。编辑三套丛书的任务主要便由民族所承担。全国五十多个民族除了汉族和俄罗斯族以外都要编写简史、简志(人数较少者史志合编),各级民族自治地区都要编概况，工作量可想而知。民族所的研究人员有限，于是决定吸收北大历史系和中央民院历史系的师生参加。北大历史系三、四年级的学生和几位研究生都参加了这一工作。
我分配到新疆调查组。全组有四、五十人。主要是民族所研究人员、民族学院的师生和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此外还有几位音乐学院和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批在中央民院培训的新疆民族干部也参加了调查组。八月，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当时兰新铁路已开始建设，由兰州又坐了一段火车，然后改坐三天卡车到乌鲁木齐。路上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在乌鲁木齐集中学习，再按民族分组。新疆民族众多，凡主要人口在新疆的少数民族都要编写简史、简志。我分在哈萨克组，哈萨克族人口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占第二位，当时有五十万人左右。
9月中下旬，各分组分赴新疆各地，搜集资料。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北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巴里坤、木垒),我们先到伊犁自治州的首府伊宁，然后由伊宁出发到阿勒泰，由阿勒泰转到塔城，再从塔城经乌苏回到伊宁。1959年的春节是在伊宁度过的。这一年的三、四月间各分组都回到乌鲁木齐，集中编书。
当时新疆境内主要依靠公路交通。从乌鲁木齐到伊宁，路上走了三天。从伊宁到阿勒泰，阿勒泰到塔城，再由塔城到伊宁，每段交通也都需要三、四天。路途漫长，道路状况和交通工具质量都不很好。我们坐的都是载货的卡车。每天天刚亮就打好行李送上车，排成四列，旅客便面对面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随车颠簸，奔向远方。北疆的冬天气温很低，而且经常有刺骨的寒风，坐在卡车上，虽有调查组发的皮大衣和毡靴，仍然难以抵御低温，常常被冻得面无人色，下车都动弹不了。住的大多是汽车站附设的旅社，一个大房间内几铺大炕，每铺坑睡数人至十余人不等，按到的先后顺次排列，每人占一席之地，有时连男女都不分。在阿勒泰下乡调查，住过在荒野中孤零零的公社办公室，也睡过草原上哈萨克人的毡房。毡房中铺有毡毯，作为起居之用。晚上睡觉，草地的寒气透过毡毯上侵，令人难以入眠。牧民大多患风湿性关节炎，便是这种生活方式造成的。当时新疆交通事故很多，我在几个月长途跋涉中不止一次遇到过。在阿勒泰下乡，晚上天黑，马车下坡时对面有汽车开来，驾车的马受惊狂奔，车身颠覆，把我们都摔在路边，幸好没有受伤。从阿勒泰去塔城，先到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这个县城很小，和内地的村子差不多，从街的一头可以看到另一头，却有一个颇有规模的喇嘛庙。从和布克赛尔出发，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便动不了了，原来前轴坏了。开车的师傅说，幸好在平地上出的事故，如是下坡，那就要翻车了。茫茫戈壁滩，没有人烟，我们只好徒步回到和布克赛尔，等了三天，乌鲁木齐派车送来新的车轴，才得继续成行。当时年轻，对这样的生活不以为苦，都能坚持下来。
调查组组长是民族所的冯家昇教授。冯先生早年专攻辽史，后来钻研古回纥文，成为著名的维吾尔历史语言专家。我们称之为冯老。冯老是谦谦君子，和蔼可亲。具体管事的是副组长侯方若，民族所的办公室主任，地下工作出身的老干部，我们背后称之为“侯爷”。年纪较大的先生还有张锡彤、罗致平、程溯洛、史树青等。张锡彤先生是张广达先生的父亲，一位忠厚长者。父子两人联手翻译俄国学者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前后二十余年，孜孜不倦，始告竣事，称得上是学林佳话(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巴托尔德此书是世界名著,涉及多种语言文字，翻译难度极大。此书翻译出版嘉惠后学，为中国中亚史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罗致平先生主要从事翻译工作。程溯洛先生专攻唐宋时期回纥史。史树青先生在“文革”以后名气很大，是中国文物界的权威。他参加新疆民族调查时三十余岁，按其身份来说与我们老师同辈，但他没有架子，与两校学生关系融洽，我们称之为史公。他受博物馆之命收集新疆历史文物。在乌市集中学习时，侯爷严令所有成员必须全力投入，史公平时不敢独立行动，只好在午休时出去跑文物商店、旧货摊，回来再作检讨。我曾经跟他出去，发现虽然时间不长，他已把乌市文物行情调查得一清二楚。史公也是哈萨克组的成员，我们一起跑遍伊犁自治州各地，从他那里学到很多文物知识。例如，在伊宁他曾向我出示一本自制的“三区印谱”。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在1946年曾爆发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建立地方政权，设立各种机构。史公在某处见到多枚三区政府的各种印章，大为高兴，赶紧借来制成一本印谱。此物如在，也是很有价值的文物了。民族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定正清、杜荣坤、萧之兴是调查组的骨干，定正清是调查组秘书，组织能力很强，可惜英年早逝。杜荣坤、萧之兴后来都在新疆历史研究领域作出很大的贡献。荣坤曾任社科院民族所所长。之兴己辞世。他的传世作品不多，但不乏精品。1980年他首先对“文革”中吹得沸沸扬扬的《坎曼尔诗笺》提出怀疑，显示出深厚的功力和敢于求真的学术勇气，至今令人怀念。
事实上，由于当时对新疆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都缺乏认真深入的研究，资料也很缺乏，再加上执笔者水平参差不齐，编写并不顺利。稿子写出不少，能用的不多。1959年7月，北大学生被调回学校。调查组其他成员也陆续撤离。这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性的民族史、志编写并不成功。后来有关部门重起炉灶，组织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得以陆续成书。四年级一年我们都参加民族调查，当然没有也不可能上课，这是很大的损失。但平心而论，在举国若狂的大跃进年代，比起那些参加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大学同学，我们还是幸运的，在民族调查工作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在学校中学不到的东西。
参加各省、区民族调查的同学陆续回校，已到暑假。过了暑假，我们都是五年级的学生。系里为我们安排了一些专门化课程，想在毕业以前为我们补补课，以免出去以后太不像样，为人非议。其中之一是开设“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由多位老师分段讲授。这门课教授的是入门功夫，听讲以后深感受益。20世纪80年代我和陈智超兄邀请历史所部分研究人员共同撰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一书(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修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不少高校历史系列为参考书，便是当年这门课启发的结果。还应该提到的是，邵循正先生讲授元代史料，其中着重讲到了《元典章》,这使我首次对此书的特殊价值有一点认识。半个世纪以后，我和几位青年同志一起完成了《元典章》点校本(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追根溯源，应感谢邵先生当年的教导。
就在同学们努力补课并准备撰写毕业论文时，全国政治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九月召开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接着便由上到下开展批判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又是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北大副校长邹鲁风因此自杀。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言论的同时，学校大兴集体科研之风，以此作为实践三面红旗的具体行动。中文系55级在1958年用一个月时间编出一部红色《中国文学史》,轰动全国，成为北大的标兵，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五年级中国古代史专门化决定集体编写《中国农民战争史》,其他专门化也都有自己的集体项目。没有几天，领导认为按专门化编书仍不能适合革命形势的要求，于是历史专业全体学生六、七十人打破专门化的框框，共同编写《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从五四运动一直写到大跃进。经过两三个月的日夜苦战，在1960年的春天完成四十多万字的初稿。这份稿子完成以后再无动静，大概已作为废纸处理。这个题目很大很难，涉及的问题很复杂，在当时根本不具备写作的条件，勉强凑出来的文稿，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价值。在大搞集体科研的同时，还有多次学校内外的劳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抬棺材。北大在中关村附近征用了一块土地准备盖房，这块地内埋有居民的棺材，需要搬走。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们班。搬棺材在民间是很忌讳的事，好在我们都是无神论者，没有怨言，十几个人喊着号子把棺材挖出来运走，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很快便到了毕业的前夕，每个学生都要作毕业鉴定。领导上提出要把好这一关，不让不合格的产品漏过去，于是人人作检查，个个上纲上线，对五年来的言行作彻底地清算。我们班上一位同学来自农村，1957年回家探亲时对村里一些不良现象提了意见，村干部的告状信寄到学校，此时算账，他因此受到团纪处分。三班有一位同学据说在1957年反右前夕写过一封匿名信，也被查出来，逮捕法办，“文革”以后才得释放。毕业鉴定搞得大多数人胆战心惊。一到分配方案下来，没有多少留恋，连像样的告别活动都没有，赶紧各奔东西。
五
离开北大，已经半个世纪。回首大学的五年生活，有激情和欢乐，更多的是迷惘和痛苦。“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老同学聚会，都感叹时光的流逝，过去因为不断运动积下的种种矛盾和恩怨，业已烟消云散。同学蔡家骐在校时是朗诵社的骨干，后来是云南民族大学的教授，在民族学领域有很好的成就。他喜爱普希金的诗篇，我记得有这样几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便会成为亲切的怀恋。”这不正好符合我们现在的心境吗?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第2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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