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四川乡下的某个教室里，粉笔灰还在飞舞，王化琴正带着孩子们念书。
大门冷不丁被撞开，几个公安干警闯了进来，没多余的废话，架起人就走。
旁边围观的乡亲们，眼神里啥意思都有。
在那会儿，只要谁被贴上“军统特务”的标签，基本上就是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王化琴自个儿心里跟明镜似的，那笔陈年旧账，到底还是找上门了。
过堂审讯就像走过场，快得很。
罪名没跑了：前国民党军统局特务，搞电报破译的。
在那个刚翻身做主人的年月，顶着这顶帽子，就是不折不扣的“人民公敌”。
照当时的规矩，等着她的就算不是立刻吃枪子儿，起码也得把牢底坐穿。
可偏偏就在判决书快要盖章的节骨眼上，一张薄得透光的信纸，愣是把她从阎王爷手里抢了回来。
递交这张纸的，是她丈夫陆长明，当时哭得那叫一个惨。
而写这封信的人，名字叫康乃尔。
这会儿的康乃尔，那可是新政府里的实权干部。
不少人觉得这事儿就是好人有好报。
话是这么说，可要是咱们把日历往前翻，把这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看，你会发现，这哪是什么运气，分明就是一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生死博弈。
这盘棋，早在十年前就开始落子了。
把时间倒回到抗战那会儿的成都。
当年的王化琴，那可是风光无限。
家里有钱，又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一口气能说英、法、俄、日四国话。
国民党那边把她当宝贝疙瘩，硬是拉进了体制内。
刚开始，她是奔着报效国家去的。
那时候的读书人，路子不多，要么奔延安，要么投重庆。
她先是在阎锡山手底下当政治教官，后来又被调到军统局，专门对付那些密密麻麻的电讯密码。
这活儿，外人看着是进了“核心圈子”，可对王化琴来说，简直就是受罪。
台儿庄那一仗打得太惨，她看见了国军前线士兵是真的拼命，可也看清了上面指挥烂到了根子上。
进了军统这个大染缸，心里的火苗子更是灭了一大半。
每天睁眼闭眼，全是自家人算计自家人，要么就是对异己下死手。
也就正赶上这时候，老天爷给她出了道难题。
那天，王化琴跟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忙活。
一份要抓人的名单递到了桌子上。
这可是绝密任务，目标是把成都地下党的一个秘密会议给一锅端了。
王化琴瞄了一眼名单，眼珠子差点掉下来。
那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三个字：康乃尔。
康乃尔是谁？
那是跟她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发小。
这下子，摆在王化琴面前的路其实就三条。
头一条，照章办事。
身为军统的人，抓地下党那是本分。
这么干，她自己安全，搞不好还能升官发财，但康乃尔这条命肯定没了。
第二条，装瞎。
也许别人能发现，也许这行动能黄。
但这纯粹是赌命，万一康乃尔被抓了，她这辈子良心都得受谴责。
第三条，通风报信。
但这第三条路，简直就是在刀尖上跳舞。
军统那帮人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通共”是死罪，“泄密”还得死。
再说了，她就在特务窝子里，四周全是眼线。
咋通知？
打电话？
肯定被监听。
写信？
黄花菜都凉了。
这就是个要命的死局：时间不够，信息不通，一旦搞砸了就没后悔药吃。
王化琴脑子转得飞快，没几分钟就拿定了主意。
她选了一招最狠、但也最管用的——自残。
“哎哟——！”
办公室里猛地传来一声惨叫。
同事们回头一瞅，只见王化琴满嘴冒血，眉头拧成个疙瘩捂着胸口，嘴里哼哼唧唧喊着“头晕”。
这姑娘对自己也是下得去手，为了演得像，硬生生把舌头给咬破了，一大口血喷出来，看着真挺吓人。
这一出“苦肉计”，立马让办公室乱成了一锅粥。
特务们虽然心狠手辣，但看着一个娇滴滴的女同事突然犯病，第一反应还是赶紧送医院。
趁着大伙儿手忙脚乱，王化琴顺顺当当地出了那个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的办公大楼。
到了医院大门口，她压根没进急诊室，趁着看守不注意，转身就跳上了一辆黄包车。
“去茶楼！
快点儿！”
十分钟，真是跟阎王爷抢时间。
王化琴冲进康乃尔所在的茶楼包间，推开门的时候，气儿都喘不匀，直接甩出了那个约定好的暗号：
“伯母病了！”
康乃尔脑子灵光，又是老江湖。
一听这话，再瞅见王化琴嘴角的血迹和那一脸的惊慌，心里瞬间跟明镜似的。
二话不说，也没有半点犹豫，康乃尔带着同志们脚底抹油，立马撤。
就在他们前脚刚走，后脚一大帮便衣特务就把茶楼围了个水泄不通。
王化琴躲在阴暗角落里，看着扑了个空的特务们，心跳得像敲鼓。
她知道，这一把她赌赢了，但也把自己推到了悬崖边上。
大伙儿可能觉得，人救下来了，这事儿就算完了。
其实，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
军统那帮人又不是吃干饭的。
行动扑了空，消息漏了底，傻子都知道出了内鬼。
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王化琴。
那天她“突然犯病”，时间卡得太准了；她离开办公楼的那会儿，正好就是情报泄露的时间。
王化琴成了头号嫌疑人。
在那段日子里，她实际上已经成了个“透明人”，吃饭睡觉都有人盯着。
就在这时候，第二个转折点来了。
这次做决定的，不是王化琴，而是负责查“内鬼”案的专案组头头，吕少将。
按理说，只要吕少将死磕下去，王化琴有一百条命也不够丢的。
但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特有意思，它往往不是按规矩走的，而是被人情世故给绊住了脚。
吕少将跟王化琴的老爹王连山是旧相识。
在国民党那个讲究“老乡、同学、宗亲”的圈子里，这层关系能救命。
吕少将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啪啪响：要是坐实了王化琴通共，作为引荐人和世交，他自己能不能脱得了干系？
把一个富商的闺女送上刑场，对他有啥好处？
琢磨来琢磨去，吕少将选择了“和稀泥”。
他利用手里的权力，把这事儿给压了下去，最后定了个查无实据。
这看着像是王化琴命大，其实是国民党内部烂透了的一个缩影——当人情面子比组织纪律还大的时候，这台庞大的机器早就锈得转不动了。
虽说捡回了一条命，但王化琴心里明白，这地方是龙潭虎穴，不能再待了。
1947年，她干了件大事：彻底不干了。
她辞了职，跑回泸州老家，嫁给了同事陆长明，老老实实当起了教书匠。
她想用粉笔灰盖住身上的火药味，想就这么安安稳稳过日子。
可她忘了，历史是有记性的。
1951年的审判庭上，王化琴面对的是生死关口。
就在这时候，康乃尔的那封信，成了救命稻草。
这里头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这封信，不是康乃尔听说王化琴被抓了才急忙写的，而是早在好几年前，康乃尔脱险后没多久就写好交给王化琴两口子收着的。
这就看出来康乃尔是个有远见的革命者。
他太清楚王化琴这个身份以后会是个啥麻烦。
他也知道，革命胜利后，算总账是免不了的。
王化琴救了他一命，这恩情不能光嘴上说说，必须得变成一张实实在在的“护身符”。
他在信里把那天茶楼里的惊险一幕写得清清楚楚，证明王化琴虽然身在曹营，但心是向着光明的，是给革命立过大功的。
当这封信交到昭化县县长胡谦手里的时候，事情彻底反转了。
胡谦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在这个要命的时刻，如果是一般人求情，那肯定不好使。
但这可是党内干部的书面证词，证明的是实打实的革命行动。
这就把王化琴从“反动特务”的那一堆里，拉到了“起义人员”或者“有功人员”的边儿上。
最后，胡谦拍了板：死刑免了。
死罪饶了，活罪难逃。
王化琴被判了管制，后来变成了软禁监控，这一管，就是整整三十年。
但这已经是那个年代能给出的最好结果了。
毕竟，人还活着。
1985年，71岁的王化琴安安静静地走了。
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随着政策落实，她又回到了讲台上，教书育人。
回头看王化琴这一辈子，你会发现这其实就是个关于“下注”的故事。
只不过，她押的不是钱，是良心。
在军统最黑的时候，她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押注了人性里的那点善。
她咬破舌头的那一刻，其实是在给自己的灵魂赎身。
而康乃尔留下的那封信，就是对这份良心投资连本带利的回报。
要是当年王化琴选择了明哲保身，哪怕她后来躲过了战乱，也绝对躲不过建国后的清算。
因为没了那次救人，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没有任何立功表现的特务。
老天爷是公平的。
所有的狠劲儿，所有的善念，所有的算计和孤勇，最后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给出一个公道的价码。
王化琴用半口血，换回来一条命。
这笔买卖，做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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