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底下，让人最心烦的是什么？
回家过年堵车，买年货堵车，出去旅行堵车，哪哪都是堵车。
车子咬着车子，人头挨着人头，寸步难行，仿佛满世界到处都是焦灼的喧闹声。
在古代，造成交通拥堵的居然是过年为领导送礼的官员。
《后汉书·梁冀传》记载：...冀、寿共乘举车……游观第内……鸣钟吹管……或连继日夜……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今日所谓门包，殆肪于此。”
也就是说，最迟在东汉，就流行送“门包”了。
拜谒梁府的人太多，想要进入东汉权臣梁冀豪华、堂皇的府第，得先打通看门人关节，塞了“门包”银子才能通禀。
结果，梁府门前排了长龙，堵得那叫一个水泄不通，看门人收银子赚了个盆满钵满。
宋朝时，官场走门路、通关节之风大盛。
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写道：“皇祐、嘉祐中，未有竭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 有一人号‘望火马’，又一人号‘日游神’，盖以其日有奔趋，未尝暂息故也。”
皇祐（1049-1053)、嘉祐(1056-1063)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在那个年代有专门负责帮忙“跑官”的掮客，两边传递消息替人弄一顶乌纱帽。
其中有两个人腿脚利索，替人办事一路小跑。一个人外号“日游神”一样，另外一人叫“望火马”，终日奔忙不息。
送礼之风的根子不在于礼，而在于权；不在于送，而在于求。
如果赵匡胤看到自己打下来的《太平年》被这帮不肖子孙如此糟践，会不会气的从棺材里爬出来？
春节送礼收礼，是古代官场盛行千百年长盛不衰的“潜规则”。
明朝周晖在《二续金陵琐事》：同样记载了万历年间南京春节送礼的壮观场面：
除夕前一天，周晖外出访客，至南京内桥，看到中城兵马司衙门前聚集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每人手捧食盒，竟使道路堵塞。
经打听，原来这些人都是来给中城兵马司送春节礼物的。
当时的南京设五城兵马司，每城兵马司分设正副指挥，掌管本城区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渠、看守囚犯及消防等事项。
名为兵马司，实际不掌兵。衔门不大，正副指挥品级都很低。春节之前，中城兵马司门前都有这么多送礼的人，其他更大、更热的街门，送礼的盛况可以想见。
历史上每当一个王朝走下坡路时，贪腐之风总是愈演愈烈，春节送礼也更加盛行，并且堂而皇之地进行。
春节给上司或有关衙门送礼，由暗夜变为朗朗白昼，由地下转为公开，世风、官场之风的败坏一至于此！
有贪官自然也就有过年非但不收礼，还要出差“加班”的清官。
苏轼就写过一首诗《除夜》，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叙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这首诗写的是过年这天，苏东坡奉命前往常州、镇江等地赈灾。诗中写出了当地老百姓因为受灾而艰难的惨景，让人感叹。
在除夕之夜，他不愿打扰地方官员和百姓，独自一人在河边的小船上度过。于是，我们才看到这样的诗句。
历史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王朝的兴衰，也照见了人性的幽暗。过年送礼本是人情往来的温暖表达，却在权力的催化下异化为攀附与交易的门径。
从东汉梁冀门前的车水马龙，到宋、明官场的趋炎附势，有人在这面镜前露出贪婪的嘴脸，有人却如苏轼一般，在万家灯火时独自驾一叶扁舟，去往那些更需要光亮的地方。
送礼之风之所以千年不绝，并非人情有多么身后，而是权力自带的“吸附力”。
真正有效的反腐，不仅仅是查处几个贪官、惩治几个行贿者，而是要让整个社会明白：靠送礼换来的安全感，永远不如靠清白赢得的从容；靠关系铺就的晋升之路，永远不如靠本事走出的康庄大道。
当送礼从潜规则变成明规则，从私下变成公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便已病入膏肓——这不是简单的世风日下，而是整个社会为贪婪支付的代价。
然而，历史同样告诉我们，总有人愿意做那逆流而上的孤舟。
苏轼在除夕夜的奔波，是对百姓疾苦的担当，更是对自身清白的坚守。他用行动证明，权力可以不被谄媚污染，节日可以不被利益绑架。
这种清廉不是装出来的清高，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信念——当所有人都在低头钻营时，他选择抬头看路；当所有人都在忙着送礼时，他在忙着赶路。
历史记住的不是那些门前车水马龙的权贵，而是那个在寒风中默默赶路的背影。#天南大北地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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