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这话不是随口说说。
宁都会议后，这位曾经指挥红军三次反"围剿"大获全胜的军事统帅，被剥夺了兵权，成了没人敢接近的"木菩萨"。
谁能想到，就是这段"鬼都不上门"的至暗时刻，成了他人生最大的考验，也成就了后来的历史转折。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着不到一千人上了井冈山。这个决定，当时看就是"逃跑"。
中央的指示很明确：攻打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夺取政权。毛泽东偏不听，带着队伍往山里钻。理由也简单——敌人太强，硬碰硬就是送死。
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大为恼火。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你居然往山沟里跑？会议当场决定：开除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但毛泽东不管这些。
他在井冈山搞起了"农村包围城市"，创建根据地，发展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打得国民党军队晕头转向。
1929到1931年，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中央苏区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三次"围剿"。每次都是以少打多，以弱胜强。红军从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根据地越来越大。
战绩摆在那儿，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当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同时还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看上去风光无限。
但问题也来了。党中央的主要领导换了好几茬，新来的这批人，很多跟毛泽东压根不认识。更要命的是，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洋学生"，看不上毛泽东这套"土办法"。
分歧开始酝酿。
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发起乐安宜黄战役。连克三城，俘敌50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前线指挥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都很兴奋——这仗打得漂亮。按计划，下一步要打南城。
8月24日，周恩来带队到了南城近郊一看，傻眼了。守敌三个师，工事坚固，地形不利。毛泽东当机立断：不打了，撤到宁都休整，等敌人露出破绽再动手。周恩来同意，朱德同意，王稼祥也同意。
前线四个负责人联名给中央发电报，解释为什么改变计划：敌军固守据点，应该让他们离开工事，在运动中消灭。但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不干了。
电报一封接一封催促：继续北上，威胁南昌，支援其他根据地。还指责前线"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给群众十二分不好的影响"。矛盾公开了。
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联名发电：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否则急于求战只会造成更大错误。我们主张先夺取南丰，准备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第二天，周恩来又单独写信给中央局：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的办法。没用。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咬定一条：毛泽东"从中作梗"，是"保守退却"，是"右倾"。宁都会议的种子，就这么种下了。
10月3日，江西宁都小源，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室在江西省军区司令部作战室，山林茂密，地主庄园改成的防空驻地。气氛从一开始就不对。
第一天，周恩来还在前线赶来的路上，会议由任弼时主持。
后方中央局的人一上来就要求"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就是那个要求"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指示。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的情况下，应该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而不是临敌主动出击。
任弼时、项英、顾作霖这些后方委员，一个接一个批评毛泽东。
说他"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
说他"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表现最多"。
说他"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说话声一句比一句高。毛泽东沉默不语，低烧未退，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时不时咳嗽几声。
周恩来赶到后接手主持会议。
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留前方助理；二是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执行。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毛泽东不能离开前线。王稼祥、朱德也坚决反对让毛泽东走。但多数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毛泽东"承认错误不够"，如果由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自己也看出来了——中央局不信任他。既然这样，他也不勉强，坚决不同意由自己"负指挥战争全责"。
会议最后通过的决定：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这话说得客气，实质就是剥夺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周恩来心里不安。会后第三天，10月14日，他在一份红一方面军战役计划上仍然署上三个人的名字：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
他去送别毛泽东，说："润之，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啊！"
毛泽东回应："恩来，您放心吧！前方如有需要，可以来个电报，我还可以回去帮忙。"目送周恩来离去时，毛泽东眼里含着泪。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4个月，基本没人来看。期间他见到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两人长谈，意见渐趋一致。罗明出院后，在长汀召开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
博古等人路过长汀，罗明劝博古去看看正在"养病"的毛泽东。
博古冷冷地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汇报了按毛泽东指示开展游击战的情况，博古十分反感。
4个月后，毛泽东被召回瑞金，主持政府工作。职务还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实权全无。更糟糕的是，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反罗明路线"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整毛泽东的。
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一个接一个被牵连。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毛泽东的亲属也遭殃。
弟弟毛泽覃，被撤职，并被威胁开除党籍。
弟媳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
大舅子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
贺怡想不通，到姐姐贺子珍家痛哭失声。毛泽东在一边静静听着，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啊！"
后来，毛泽东到云石山云山寺休养。
那地方荒凉冷清，只有一个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菜。毛泽东有时读书，有时跟赵和尚聊天。
没人敢来看他，没人敢跟他说话。
贺子珍后来回忆：当时真的是门可罗雀。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
1965年8月5日，他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但就在这段至暗时刻，毛泽东没有消沉。他利用时间研读马列著作。从漳州等地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出来，不够就向同志借。埋头读，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读。
1957年，他对曾志感慨："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同时，他还以政府主席身份继续工作。
领导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抓政权建设。开展查田运动。推进反贪立法。时刻关注第五次反"围剿"战局，不断提出军事建议。只是，没人听。
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红军伤亡5500余人。博古、李德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把红军带入了绝境。战略转移，已经不可避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全权负责转移事务。最初的长征名单上，没有毛泽东。是周恩来极力争取，才允许毛泽东参加。
长征开始后，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毛泽东提出请求：要跟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这个请求至关重要。
毛泽东当时因疟疾折磨，身体虚弱，只能坐担架。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轰炸，右腹部重伤，也坐担架。张闻天身体还好，时而骑马，时而步行。三个人的担架，变成了移动会议室。
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着躺着谈。行军谈，休息谈，宿营住在一起还在谈。
毛泽东反复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分析长征途中的困境。张闻天和王稼祥逐渐接受了他的观点。
王稼祥不无忧虑地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入湖南通道。第二天，中央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毛泽东是被周恩来破例邀请参加的。参会人员只有七个：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会上，博古、李德坚持按原定计划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针锋相对：蒋介石在湘西布下重兵，北上就是送死。应该转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争论激烈，李德气得中途离开会场。
毛泽东继续做其他同志的工作，从兵力部署、战场形势、战略思维等方面反复说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论，他的主张最终得到多数人赞同。会议决定：转兵西进，进军贵州黎平。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后来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2月18日，黎平会议进一步确定向遵义挺进。
12月20日，在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张闻天和王稼祥头挨头躺在担架上。
王稼祥问："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叹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他接着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这句话说到王稼祥心坎里了。
橘园中担架上的谈话，让遵义会议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进行人事变动。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月1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琵琶桥一栋灰砖楼房里召开。
会议室正中顶壁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油灯，屋子中央一张板栗色长方桌，四周围着一圈折叠靠背椅。参会人员约20人。
博古作主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困难。周恩来作副报告，强调主观错误。张闻天接着作了系统全面的"反报告"，逻辑严谨地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毛泽东随即作长篇发言。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客观，而是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
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他带着伤、发着烧，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观点，尖锐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
伍修权后来回忆："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
这是关键一票。经过三天激烈讨论，会议作出四项重要决定：
一、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
三、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随后，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军事行动。会议传达后，全党全军欢呼。
周恩来1972年谈到遵义会议时说："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
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权，到1935年遵义会议重新获得领导地位，整整两年多时间。这两年多，毛泽东经历了"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的至暗时刻，经历了亲属被牵连的痛苦，经历了被说成"木菩萨浸到粪坑里"的屈辱。
但他没有消沉，没有放弃，没有报复。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在逆境中读书学习，在等待中积蓄力量。正是这种在低谷中不低头、在误解中不放弃的坚韧，成就了后来的历史转折。
1944年，毛泽东在谈到遵义会议前的历史时强调："应作两方面的分析，既要指出错误，也要看到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这些基本问题上没有争论。
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偏向。"
这不仅是评价历史，更是一种境界。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次跌倒后都能重新站起。毛泽东用两年多的忍耐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因此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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