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岁孩子,对着镜头笑一下,换8套衣服,拍8个小时,能赚11万。

这不是童话故事,是2026年春节前,一个叫“闪闪”的小女孩明码标价的广告行情。 品牌方私下算过账,这11万里面,至少有6万6,纯粹是“王思聪女儿”这个标签撑起来的。 而她的亲生父亲王思聪,给过她的全部“抚养费”,是怀孕时的一笔5万元“打车费”,外加一句“没钱,你自己忍一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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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马年除夕前几天,闪闪的妈妈黄一鸣,给她穿上红色中式小棉袄,录了一段拜年视频。 两岁多的小女孩奶声奶气地念:“一祝爷爷奶奶福如东海,二祝姥姥姥爷新年快乐……”视频传遍网络,但那句特意放在最前面的“爷爷奶奶”,就像石沉大海,没等来王健林夫妇半个字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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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孩子天真的祝福,一边是豪门彻底的沉默。 这场持续了近三年的拉扯,早已不是简单的八卦,它撕开了一个单亲妈妈绝境求生的账本,也照出了流量世界里,一个孩子被标价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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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回2023年6月,黄一鸣生下了女儿闪闪,随她姓黄。 那时她没公开孩子父亲是谁,只在网上说“孩子命好”。 直到2024年6月,她才摊牌,放出聊天记录,直指生父就是王思聪。 记录里,她讨要孩子的奶粉钱,王思聪的回复只有七个字:“没有钱,你忍一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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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她发现自己被拉黑了,所有联系方式都被切断。 从那天起,王思聪再没就这件事说过一个字。 不承认,不否认,不探望,不给钱。 闪闪的户口本上,父亲那一栏,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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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鸣必须自己养活女儿。 她抓住了“王思聪前女友”这个标签,转型做直播带货。 她选中的王牌产品是美瞳。 凭借话题度和专业讲解,她的直播间很快火了。 最风光的时候,单场直播销售额能突破百万元。 她甚至用赚来的钱,在杭州买下江景房,把工作室也搬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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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她看起来是个成功的独立女性,靠自己在杭州站稳了脚跟。 每月直播收入能达到15万到25万。 她给闪闪报读昂贵的国际幼儿园,雇了两个育儿保姆,想给女儿拼一个安稳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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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的顺风顺水,在2025年底戛然而止。 一纸新规落地,美瞳被明确列为医疗器械,禁止在直播间销售。 这道禁令,精准地斩断了黄一鸣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仓库里的囤货成了废品,她的月收入从巅峰时的数十万,暴跌到不足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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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生活开销不会停止。 她在直播里算过一笔账,每月固定开支超过4万元。 杭州的房租每月15200元,两个照顾孩子的阿姨工资加起来17800元,再加上闪闪的奶粉、尿不湿、早教课,钱像流水一样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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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断了,账单还在。 黄一鸣被逼到了墙角。 她试过其他产品,但效果远不如美瞳。 她也曾向王思聪那边寻求法律途径,但对方拒绝配合亲子鉴定,让法律程序寸步难行。 走完相关程序后,对方只愿意每月支付1000元抚养费,对这个家庭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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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路好像都堵死了,除了身边那个刚刚会走路、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女儿。 黄一鸣很早就为闪闪注册了独立的社交账号,叫“闪闪酱”,平时分享一些成长日常。 她发现,只要闪闪出现在镜头里,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就能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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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开始微妙地倾斜。 真正的转折点是一条童装广告。 闪闪穿着一条蝴蝶结小裙子,照片发出去后,那条裙子3分钟就卖出了3000件。 品牌方惊呆了,合作邀约像雪片一样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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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闪的“商业价值”被发现了。 她的单条视频广告报价,从几千块一路飙升,最终定格在11万元。 找上门的不仅有童装,还有奶粉、幼儿零食、早教产品。 超过七家专业儿童经纪机构主动接洽,想签下这个两岁多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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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现场却充满了成人世界的规则。 为了拍出最佳效果,闪闪曾连续更换8套衣服,灯光反复调试了12次。 一次拍摄进行了近8小时,两岁的孩子累了,开始哭闹。 工作人员用糖果安抚她,拍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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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鸣把这种工作称为“玩”,收入则解释成“给女儿的成长基金”。 面对“利用童工”的质疑,她巧妙地规避着。 她不签正式的广告代言合同,因为法律规定十岁以下未成年人不能代言。 她只说是“记录日常”,是妈妈分享孩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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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闪的童年,还没真正开始,就已经被镜头和合同包围。 她比同龄孩子更不怕生,镜头感十足,甚至会在妈妈直播时,说出“赚钱搞米”这样的行业术语。 她的五官神态,被无数网友拿着放大镜比对,都说她长得太像王家人,尤其是那双眼睛,“神似王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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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13日,北方小年,黄一鸣发布了那条著名的拜年视频。 闪闪穿着红色礼服,口齿清晰地把祝福语一条条念完。 她把“爷爷奶奶”放在第一条,顺序安排被网友反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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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里,黄一鸣穿着家居服站在一旁,全程带着浅笑,但眼神总是不自觉地扫向镜头。 那眼神里有期待,有委屈,也有一丝“我已经做到这一步了”的意味。 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这是在给王健林夫妇‘上春晚’呢,看你们给不给亲孙女一个镜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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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家那边一如既往地安静。 王思聪久居国外,那几天正被拍到带着四位女伴在香港商场血拼,没有回内地过年的打算。 王健林年过七十,还在全国各地为万达的项目奔波,压力巨大。 即便看到视频,碍于儿子的态度和家族声誉,他也只能选择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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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隔空喊话”没有收到回音,却让黄一鸣的困境更加赤裸地暴露出来。 她不仅在外部承受经济压力,家庭内部也矛盾重重。 黄一鸣直播赚的钱,大部分直接打入了她母亲的账户。 她母亲掌控着经济大权,连闪闪的户口都登记在自己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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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鸣在直播中崩溃哭诉,说自己连孩子上哪所幼儿园都做不了主。 有一次,母亲未经她同意,直接把闪闪从杭州的幼儿园接回了安徽老家。 母亲开出的条件是,想接回孩子,就得去跟王思聪复合。

黄一鸣感觉自己像个“人肉提款机”,每月辛苦直播,收入却被母亲抽走至少10万元作为“养娃费”。 她曾提出想自己管理财务,却引发了更激烈的家庭矛盾。 这种控制,让她的处境雪上加霜。

闪闪的生活,因此被割裂成两个画面。 一面是视频里,在专业影棚灯光下,穿着精致童装摆拍的甜美笑脸;另一面是安徽老家幼儿园的监控画面里,她玩着积木,而手机另一端的妈妈,只能通过远程监控默默看着。

2026年初,黄一鸣在直播间彻底放下了强硬姿态。 她红着眼眶,声音哽咽地说:“我只求你能偶尔来看看孩子,让她的人格不要残缺。 ”她说自己愿意签协议,可以不要一分钱抚养费。

而同一时间,王思聪正被拍到在东京银座的童装店,为当时的女友精心挑选连衣裙。 他送给女友的一个包,价值20万。 这个数字,是闪闪拍两条广告的总报价,也是黄一鸣母女近五个月的生活费。

幼儿园老师发现,闪闪在角色扮演游戏里,总是抢着要当“爸爸”。 但当别的小朋友问她爸爸是做什么的时候,她抱着一个玩具平底锅,想了想说:“爸爸就是煎蛋给妈妈吃的人。 ”全班只有她,从来没收到过父亲节礼物。

黄一鸣的直播间标题,有时会直接写上:“三年没抚养费,蹭点流量赚钱养娃怎么了? ”她面对质疑显得很坦然,她说自己没有别的选择,难道要带着孩子去大街上捡垃圾吗? 流量,成了她手里唯一的、无奈的“抚养费替代方案”。

这场纠纷里,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逻辑里。 黄一鸣在生存和母爱之间挣扎,试图用流量填平经济的深渊。 王思聪用彻底的沉默筑起防火墙,回避一切法律和道德责任。 王健林在家族声誉和潜在亲情之间,选择了维持现状。

而闪闪,这个2023年出生、本该无忧无虑的两岁孩子,她不懂为什么妈妈总要她对着黑黑的镜头笑。 她也不懂,为什么视频里说了“祝爷爷奶奶福如东海”,却从来没有爷爷奶奶来看过她。 她更不知道,自己一个笑容的价格,被标在了11万,而其中六成,源于一个她从未见过、也从未承认过她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