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生存斩杀线,是民众生存底线的临界阈值,一旦遭遇失业、重疾、家庭变故,个人积蓄将快速耗尽,信用体系彻底崩塌,进而失去基本居住、生活保障,陷入不可逆的生存危机。多数美国民众仅能维持3个月的应急储备。而这副景象,与60年前的美国判若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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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美国,以底特律汽车工人为代表的产业工人,仅限于凭单一收入便可供养全家,无需配偶就业,便能承担郊区住宅、家庭用车与年度度假,无家可归是近乎天方夜谭的想象。这段繁荣期的逻辑,是美国推行的防御型社会改良,通过对高收入群体征收高额累进税,实现财富再分配。罗斯福至肯尼迪时期,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达94%,肯尼迪执政期仍到70%,这套制度彻底重构了社会财富分配格局。

资本的让利并非源于道德,而是冷战格局下的现实制衡,1960年代苏联航天、工业、核技术全面突破,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力,让美国统治阶层担忧国内劳工阶层的意识形态转向。为维系社会稳定,美国通过高税收构建了社保、公立教育与基建体系,阶层上升通道畅通,“美国梦”成为可触及的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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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扩张,同样推行类公平化改革,麦克阿瑟在日本强制土改,美国施压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实施减租、耕者有其田政策,以分配公平消解社会矛盾。这些举措,本质是冷战博弈下的防御性策略,也为后续东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冷战胜负渐分后,美国的社会逻辑彻底逆转。19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废除罗斯福时期的资本监管政策,大幅减税、放松金融管制、打压工会力量,产业资本加速向亚洲、拉美外迁,美国从工业帝国蜕变为金融帝国,国内产业空心化的状态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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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最核心的外部制衡,普通民众的“统战价值”彻底消失。顶层财富持续集中,中产阶层薪资增长陷入停滞,二者与苏联国力衰退形成高度负相关。没有了意识形态竞争的压力,美国无需再向民众让渡利益,社会公平、底层保障被逐步抛弃。

如今的贫富撕裂、政治极化,以及高悬的“生存斩杀线”,根源皆在于此。曾经触手可及的美国梦已成奢侈品,民众开始怀念高税收、高福利、有保障的冷战时期,但是却无法逆转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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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被美国主流社会刻意遗忘的历史,印证了最朴素的发展逻辑,无制衡的资本必然反噬自身,无底线的逐利终将摧毁社会根基。美国曾因外部制衡走向相对公平,又因失去制衡自毁长城,其兴衰轨迹,是对全球所有国家的警示,社会公平不是资本的恩赐,而是制度制衡与底线坚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