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私人利益”与“总统利益”交织的模式，让外国政府感到既有机会又不确定。这种“个人外交”排除“机构化外交”是特朗普外交的独特特征，可能重塑美国与世界的互动方式。
特朗普已经进入了他第二次总统任期的第二年。过去的一年，特朗普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完全颠覆了二战以来历届美国总统的传统模式，在调解冲突、攻击别国、增加关税和摒弃盟友几大方面尤为突出，整个世界被他搞得不得安宁。
这一切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能够实施，就在于特朗普彻底改变了用人方式，不管是军事、外交还是情报领域，都使用外行亲信替代长期以来的各部门内行专家。
最典型的就是把高尔夫好友、商人维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处理从中东到俄罗斯、乌克兰到伊朗到格陵兰的几乎所有重大外交与谈判事件，而且经常是幕后操作。
以至于许多国家对美国的外交信息和联系，不再经过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而是纷纷寻求与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建立关系。
前不久，英国《金融时报》专门就此发表整版长篇分析文章，标题为《特朗普的后门渠道》。
该文章重点分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外国政府如何绕过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等传统正式外交渠道，转而直接培养并接触特朗普身边的少数亲信特使与顾问，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后门渠道”（back channel），以此影响美国外交政策。
过去外国政府与美国的沟通，传统上都依赖于政策制定过程和机构，而现在则转向“特朗普亲信圈”，纷纷试图接近那些能够在总统耳边私语的少数特使和顾问。
这些亲信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出身的维特科夫、伊万卡的丈夫库什纳和财政部长贝森特等私人或非正式代表。这种方式看起来更加自然、更加高效，因为特朗普倾向于听取亲信的意见，而不是职业外交官或官僚体系。
特朗普为什么不信任职业外交官或官僚体系呢？
一是作为素人总统，特别是经过第一任期后，特朗普对传统外交机构的不信任。他认为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效率低下、脱离现实，常被“深层国家”（deep state）所影响。
二是特朗普的决策风格就是偏好私人关系，商业是交易快速决策，而不是正式的官僚程序。
而一些外国政府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库什纳在中东外交中发挥的作用中获得经验，知道接近特朗普的家人、商业伙伴或私人顾问更有效。他们也认为通过私人渠道，如高尔夫球场会晤和商业利益讨论，更容易推动外交往来的议程。
现在欧洲、亚洲、中东等多国政府都积极接触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等，从乌克兰和平到稀土能源交易等议题都是如此，甚至早在特朗普第二次当选总统后，不等到他正式就位，一些外国代表就已经开始与他的亲信接触会晤。
这种后门外交其实隐藏风险很大，绕过职业外交官的把关，可能导致缺乏专业性和政策不连贯，也可能混淆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如商业机会和家族关系等。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削弱传统的机构角色外交正在损害美国国际战略的一致性。但与特朗普国内外所有政策连带观察，这种后门外交也不是孤立出现的，只是特朗普执政风格的一个方面。这种方式确实也具有更灵活、更快速、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长远结果令人担忧。
这种“私人利益”与“总统利益”交织的模式，让外国政府感到既有机会又不确定。这种“个人外交”排除“机构化外交”是特朗普外交的独特特征，可能重塑美国与世界的互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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