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有两章专门写他在秦城农场过新年，题目分别叫“秦城农场过春节，最是伤心除夕夜”和“秦城农场迎新岁，好戏连场共开怀”：“我在战犯所过了十个旧历年，也就是现在被称为春节的佳节。十次春节中，我认为值得专门写一章的，是1958年在北京秦城农场劳动锻炼中度过的一次春节。自从由功德林监狱搬到农场之后，大家的心情比过去都舒畅得多，因为抬头看不到窗子上面的铁栅栏，也看不到高高的围墙，仅仅这一点就使人的精神减去不少压力。何况伙食比过去好，特别是有一定范围内的自由，有时甚至会使人暂时忘记自己是犯人。（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秦城农场就是秦城监狱，只不过是不同时期、不同人员对那个地方的不同称呼而已，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也有相关描述：“（战犯）关押的地点也从市内德胜门外的功德林，迁至京郊以北燕山脚下的秦城农场，战犯们曾经分期分批参加体力劳动的地方，现在成了取代功德林集中关押战犯的秦城监狱。”
以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身份被俘的文强（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在《口述自传》和《新生之路》中，把功德林和秦城都称为“监狱”。
不管是农场还是监狱，待特赦战犯们在秦城的日子过得都挺“滋润”，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他们的伙食应该超过很多人，“娱乐节目”也是丰富多彩，甚至还可以进行一些带“彩头”的棋牌游戏，“文娱委员”宋希濂和缝纫小组副组长沈醉，更是“收获颇丰”——沈醉进入功德林后，在杜聿明当组长的缝纫小组当了组长，杜聿明特赦后，沈醉“转正”，沈醉特赦后谁当了组长，史料中没有记载，但徐远举之死，似乎跟缝纫小组的新组长有点关系。
徐远举如何因缝纫成品不合格又拒绝返工直至气得心脑血管病发作，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大过年的，咱们说点开心的事情，还是回到正题来聊聊宋希濂和沈醉的“战果”。
功德林战犯也是有穷有富，那是他们在被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同，被俘后有没有人送东西也很重要。
沈醉去参加卢汉召开的起义会议之前，是有所察觉的，他没有带手枪，却在口袋里装了一根金条：“根据卢汉扣留飞机、调动军队等情况看，他起义是完全可能的。于是我把身上的手枪、证件、钢笔等物都一一掏出来，交给胥光辅（保密局云南站副站长、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保存，自己只带了十两黄金在身上。”
沈醉随身带着十两黄金，被关进云南陆军模范监狱后，还有很多商人给他送钱送物，而徐远举和周养浩被抓的时候，口袋比脸还干净，所以后来不得不“捐弃前嫌”在沈醉那里蹭吃蹭喝，同样是保密局将军级特务，在沈醉之后担任保密局总务处处长的成希超就比较精明——他在鞋子袜子里藏了两千一百美元。
其实成希超根本不用那么费心思，他们被移交给解放军后，所有的私人财产都会受到保护，大笔“公款”才会被没收：“按规定，除了像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宋希濂、马励武等的几千上万两黄金，郭旭一手提箱美钞等，属于公款，应予没收外，凡带在自己身上的，即使也有些是公款，只要为数不太多，照样是归自己所有，虽由管理单位代为保管，自己要用时，仍可请求兑换一些使用。这些大官被俘时，身上往往带有大量美钞、黄金，所以花起钱来满不在乎。每逢年节，管理所同意买些香烟糖果食物时，有的一开口便是香烟十条、糖果十斤。有个别临逃走时，把身上的钱财和手表等全部抛弃。”
徐远举、周养浩、董益三等特务把钱财丢得干干净净，所以徐远举周养浩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不得不跟沈醉握手言和，董益三（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情报处处长）只好捡烟头抽。
徐远举周养浩在战犯管理所的人缘儿不太好，文强写诗相劝，徐远举也不听（文强和徐远举都当过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在徐前），过年的时候，估计也没人和他们玩儿，而沈醉就不同了，他和“白白胖胖受人喜欢（文强在《新生之路》中对宋希濂的评价）”的宋希濂一样，都是1958年春节娱乐活动的大赢家：“我们这次一连痛痛快快玩了三天，除演出外，还有各种棋赛和克郎球赛以及打桥牌、猜灯谜等。这次下棋等准许以糖果、香烟作为赌注。宋希濂的棋艺高，围棋、象棋都赢得不少糖果；杜聿明的桥牌打得好，也是常胜将军；我过去会打弹子（台球），所以打克郎球也赢了。”
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的描述更是妙趣横生：“胜利了的宋希濂来不及脱去鞋袜，像一只熊猫在大通铺上打滚，然后用衣角兜着战利品，边走边叫：‘吃糖，吃糖！’他特意走到王耀武跟前，用山东泰安话说：‘起床，起床！（王耀武有口音，经常把起床喊成吃糖）’”
宋希濂和沈醉都是功德林“开心果”，但他们也不是瞧得起所有人，杜聿明更是功德林里带过最多蒋军的，所以像徐远举周养浩那样的特务，他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自己赢的糖果，一般特务是沾不着边儿的，只有文强例外——文强虽然在蒋家王朝大部分时间干的都是特务行当，但却跟杜聿明私交甚笃：杜聿明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时候，文强就是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后来改为军统东北区，最后一任区长就是吴景中，也就是《潜伏》里的那个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处长兼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部督察处处长，文强原本已经离开军统，到长沙绥署当了中将办公室主任，是在杜聿明力邀下才来到徐州。
文强被俘后，杜聿明也没有忘了他这个老朋友，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有一天，门口的卫兵忽然送给我十包美国的骆驼牌香烟，我觉得奇怪，问：‘这个香烟是什么人送我的？’卫兵说：‘就是你那个头头。’我想我哪个头头，他说：‘就是杜聿明，他就关在你的隔壁，他也知道你就关在他的隔壁。’”
杜聿明在山东学习改造期间哪来的骆驼牌香烟，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答，沈醉的回忆录中已经说清楚：杜聿明再穷，那也是个中将，身上的“零花钱”，也够他买香烟抽一辈子了。
其实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也有“朋友圈”，杜聿明和文强那个圈子，沈醉能进去，徐远举周养浩董益三进不去，宋希濂最好的朋友是钟彬，他们和杜聿明都是黄埔一期生， “黄埔圈”都比较排斥特务，所以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可以“互通有无”，而出身黄埔却当了特务的康泽（三期）、徐远举（武汉分校七期）却往往会被排除在圈外。
蒋军内部派系林立，到了功德林也是，而且还有完整的鄙视链：黄埔的瞧不起杂牌的、杂牌的瞧不起特务，所有人都痛恨汉奸，作为鄙视链的“底层”，能像沈醉文强那样“朋友众多”的真没几个。
杜聿明有好吃的肯定先给文强，宋希濂有好吃的肯定先给钟彬，沈醉赢了糖果，肯定不会分给“老同事”董益三，至于徐远举周养浩能不能分一杯羹，那就得看他们的“态度”了。
不管是谁赢了糖果，估计都少不了王耀武那一份，因为学习委员王耀武在功德林比文娱委员宋希濂人缘儿还好：“每次学习完，各学习小组便向他汇报各组学习的情况，由他汇总向管理所汇报，管理所有什么事也由他向各小组去传达。这样做，首先消除了大家的顾虑，大家对王也很信任，有什么思想问题不愿和小组长讲的，便和他去谈，这就比向管理人员去谈少了许多顾忌。他的确是认真负责如实地反映问题，不仅得到领导上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学（战犯在管理所互称）’的信任。”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人情世故，汇聚了数百被俘将领的功德林更是一个大江湖，大圈子里有小圈子，小圈子还互相交叉，只有少数人连一个圈子都挤不进去，1958年的秦城农场春节热闹非凡，但也有人独自向隅，黄百韬兵团的二十五军军长就是其中之一：“在大除夕夜，大伙玩到半夜才去睡觉。我平日一上床，便和电灯一样，电门一闭，一会儿就昏昏入睡，蒙着头睡在我左边的陈同学，竟在被子里呜呜咽咽地哭出了声来。”
陈士章应该不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陈士章的历史原型，他这个正规军人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那就很说明问题了，陈士章也是颇有恶搞天赋的，第二天小组长问他为什么半夜偷着哭，他的回答够噎人，但组长却拿他无可奈何：“我昨夜做梦，梦见你死了，我舍不得你，所以哭了起来。”
说都知道陈士章是在变着法儿骂人，但他说得“情真意切”，说明他平时的心态，也是比较放松的，于是更有意思的问题的问题就留给了读者诸君：杜聿明和宋希濂在功德林都有“铁哥们儿”，好东西自然先给好哥们儿分享，沈醉赢了的糖果，会最先送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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