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到了，新成立的政权碰上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这次不是跟敌人拼刺刀，而是要给自己人分蛋糕——定工资、评军衔。
这活儿简直就是个烫手山芋，给高了有人不服气，给低了当事人肯定有一肚子牢骚。
就在这堆让人头大的名单里，有个名字最让人挠头，简直是个无解的难题。
这人就是郑位三。
他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可以说是彻底的“三无人员”：没挂军衔、没担职务、没好身体。
照着那年的规矩，既然已经不在部队干了，原则上就不给授衔。
可郑位三更绝，他不光没穿军装，连地方上的那一摊子事也没管。
因为身子骨早就散架了，他唯一的“任务”就是躺在武汉的病床上，后来转到北京，还是一样养着。
这么一个不干活、没星没杠、长年卧床的病号，这工资条该怎么开？
按常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工资这就没法谈，顶多按退休那档给点生活费。
可真要这么干，估计当时不少身经百战的老帅、老将军都得把桌子掀了骂娘。
最后解开这个死结的，是毛主席。
主席给了一句话，让不少人大吃一惊：“位三同志定行政三级，待遇跟副总理一样。”
行政三级是个啥分量？
那是国家顶层领导才有的待遇。
一个常年不露面的“闲人”，凭啥拿副总理级别的薪水？
这笔账，要是光算1955年的事肯定算不通，得把日历往前翻，看看他在最绝望的当口，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把时针拨回到1932年。
那会儿鄂豫皖根据地，简直乱成了一锅烂粥。
蒋介石搞那个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实在扛不住，决定拔营起寨，往川陕那边转移。
大部队前脚一走，后脚这就成了个烂摊子。
当时的处境是：主力撤得干干净净，国民党的兵像梳头一样，一遍遍地把根据地往死里“犁”，人心散了，老百姓吓坏了，地方上的党组织基本被打残了。
这节骨眼上，摆在郑位三跟前的路其实就两条。
一条是跟着大部队撤。
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本能反应，毕竟背靠大树好乘凉，跟着主力虽然也要吃苦，但心里多少有个底，有个照应。
另一条是留下来。
留下干嘛？
当那个所谓的“游击总司令”。
这名头听着挺响亮，实际上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主力一走，敌人那一肚子邪火肯定全撒在留守的人身上。
留下来，不光要对付像海一样多的敌人，还得面对早就崩盘的民心。
郑位三咬咬牙，选了这第二条路。
他伸手接过了这块烫得掉皮的“游击总司令”令牌。
他是怎么琢磨的？
要是大伙都跑了，鄂豫皖这块红牌子就算彻底砸手里了。
必须得有人当那个“钉子”，哪怕是颗生锈的钉子，也得死死钉在敌人的脚后跟上。
可做这个决定的代价，大得让人不敢想。
那段日子，是大别山斗争最惨烈的时候。
为了躲开追杀，郑位三领着队伍和家属不得不往深山老林里钻。
代价是啥？
是他全家老小的命。
他老父亲受不了山里的瘴气，加上没吃的，身上烂满了毒疮，活生生病死在山沟里；老母亲饿得发疯，吃了有毒的野菜，也没挺过来；他的发妻在躲避敌人搜山的逃亡路上，冻死在了荒郊野外。
就连他那还没长大的闺女，都只能趴在他二弟的背上，在枪林弹雨里跟着部队像野兽一样流浪。
郑位三自己也没好哪去，浑身上下长满了疥疮，疼得钻心窝子，可他还得咬牙硬撑着。
他死撑着不走，不光是为了活命，更是为了“造血”。
就在那种绝境里，他硬是把散兵游勇聚拢起来，拉起了六个游击师或者独立师，凑了差不多五千号人。
后来红25军重建，急需人手，郑位三二话不说，把自己这点辛苦攒下的家底，成建制地全塞进了红25军。
这种“把家产全送人”的气魄，一般人真做不到。
他这是在拿自己的命，给主力部队续那一口气。
要说1932年的留守是惨烈，那1935年的留守简直就是“瞎打”。
1935年7月，红25军决定往西边打，配合中央红军北上。
命运这东西总是爱开玩笑。
郑位三，又一次成了那个被留下的“弃子”。
这回，他被扔在了陕南，也就是鄂豫陕根据地，带着留下的那点武装力量——红74师。
名义上是个师，其实刚开始也就几百号人。
最要命的是，红25军这一走，把电台也带走了，或者是出了别的岔子，反正结果就是一个：郑位三跟上头彻底断了线。
打仗最怕这个。
没电台，你就成了聋子、瞎子。
你不知道中央在哪儿，不知道主力在哪儿，甚至不知道敌人的大部队往哪儿开。
那时候的郑位三，面对的是一种能把人逼疯的孤独和恐慌。
满眼都是大山，全是树，到处是敌人，唯独没有自己人的半点消息。
咋办？
是原地解散各自逃命，还是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
郑位三用了一个笨到家但特管用的招来搞情报。
没电台，他就当“读报员”。
他带着队伍想方设法去搞国民党的报纸，甚至去截敌人的私人信件。
他像个拼图高手一样，从敌人的战报、新闻、家书这些字里行间，琢磨局势，判断敌人往哪动，甚至推测中央红军到了什么位置。
就靠着“读报纸”打仗，郑位三带着红74师在老林子里钻了整整两年。
这两年，他非但没被吃掉，反而把队伍给滚大了。
刚接手那会儿，红74师才600多人；两年后，这支孤军竟然扩到了2000多人。
但这背后的代价是身体彻底垮了。
深山里的恶劣环境，加上神经时刻绷得紧紧的，郑位三落下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
那年头哪有药？
疼起来只能硬扛，甚至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战士们偶尔弄点肉想给他补补身子，他死活不吃独食，大伙没有，他就跟着饿。
正是这两次要命关头的“留守”，彻底毁了他的健康，但也把他的历史地位给钉死了。
再回头看1955年那个评级的难题。
主席为啥特批他行政三级？
因为在革命这本大账里，有一种功劳叫“兜底”。
冲上去攻城拔寨是大功；但在主力撤退、盘子要崩的时候，愿意留下来收拾残局，愿意在没指望的绝境里护住那点火种，这种功劳更稀罕。
郑位三就是那个专门负责“兜底”的人。
他两次被扔在最凶险的地方，两次把攒下的家底全交给了主力，自己带着残兵在深山里像野人一样求生。
他的爹娘、老婆都为此搭上了命，他自己的身子骨也彻底熬干了。
这行政三级的待遇，不是发给一个“病号”的低保，而是国家补发给一位在至暗时刻没让火把熄灭的“守夜人”的工资。
虽说拿着副总理级的待遇，可郑位三晚年的日子过得依然清贫得很。
他那些工资，大都拿去接济老区的乡亲和烈士的后代了。
也许在他心里头，那些死在深山老林里的亲人和战友，才是他这辈子永远还不清的一笔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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