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政界人物高市早苗接连抛出强硬表态，东京方面同步大幅上调防卫开支，最新预算规模据多方测算已逼近11万亿日元大关。这一数字悄然刺破外界对日本“和平主义”形象的惯性认知——那层薄如蝉翼的和平外衣，正被现实一寸寸撕开。
空军大校戴旭一句直击要害的论断近期持续刷屏：“中国历史上从未以独立力量实现对日本的彻底决胜，但今日之中国，已有能力通过一次决定性行动终结历史隐患。”话语锋利，却非虚张声势，而是对东亚安全格局持续承压的真实映照：当区域稳定这口压力锅本就滚烫，日本非但未撤火，反而频频添薪加柴。
钱往哪花，刀往哪磨：日本军费涨上去，招数也变了
日本防卫预算近年呈现刚性增长态势，几乎连续多年保持上扬曲线。冰冷数字摆在眼前，“专守防卫”的官方说辞，在国际观察者眼中早已失去说服力，质疑声自然水涨船高。
高达11万亿日元的投入体量，早已超越常规装备更新范畴——它实质是在系统性重构作战体系，核心指向两个关键词：“实战可用”与“远程投送”。
武器采购清单更具说服力：远程精确打击导弹、亚音速/超音速巡航导弹、全天候战略侦察平台、多频谱电子对抗系统、新一代反潜巡逻机及水下探测网络，正加速列装。
从宪法框架下的“专守防卫”，转向法律明定的“反击能力”，其本质含义极为清晰：遭遇攻击后是否具备即时回击能力？能否将火力有效延伸至敌方纵深腹地？
目标所向虽未点名，部署逻辑却毫不掩饰：冲绳本岛、九州南部一线军事设施密集扩建，地下弹药储备中心加速落成，陆海空自卫队前沿兵力结构持续优化——所有动作均精准锚定第一岛链咽喉要冲。
政治氛围亦同步升温，国内保守思潮明显回潮，争议性人物频繁登上舆论前台。部分政要公然将台湾问题纳入日本“生存安全”范畴，抛出“台湾若生变，即为日本存亡之秋”的危险论调。
此类言论绝非即兴发挥，实为试探红线的战略试探，更是为扩军行动铺设舆论台阶。与此同时，历史认知领域悄然发生偏移：教科书对殖民侵略的表述趋于模糊，主流媒体对战争责任的讨论日渐稀释，纪念活动中的反思维度不断弱化——这种系统性“轻描淡写”，极易影响年轻一代的历史判断力，使其在信息茧房中被无形牵引。
支撑上述举动的深层底气，来自美日同盟的深度绑定。美方亟需日本在印太战略中承担更大防务角色，而东京则借力美国战略庇护伞，将自身军事行动空间不断拓展。
其直接后果是区域安全环境持续绷紧，潜在摩擦节点显著增多。海上舰机近距离对峙稍有不慎，空中识别误判稍一迟滞，都可能成为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军费飙升从来不是纸面新闻，它终将具象化为东海海域高频次的舰机跟踪监视，转化为南西诸岛周边日益常态化的联合演训节奏，最终沉淀为普通民众可感可知的安全焦虑。
历史账没算清，现实就会起刺：日本社会对战争的“服气”不够
戴旭所言“从未单独彻底战胜日本”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并非鼓吹对抗情绪，而是戳中了一种深植于历史肌理的集体心理症结：日本的战败，多属“武力耗尽后的停摆”，鲜见“道义溃败后的彻悟”。
回溯古代战事，唐朝白江口之战惨败后，日本并未沉沦，反而举国学习唐制、革新律令、强化水军建设。其心态更接近“技不如人”的清醒，而非“理亏于心”的忏悔。
元朝两次东征因台风折戟，日本顺势构建“神风护国”神话体系。这套叙事极具毒性，长期滋养着一种“天命所归”的优越幻觉，为后续扩张埋下伏笔。
近代甲午战争则堪称转折点：清廷惨败带来的不仅是领土割让，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膨胀的致命纵容。待至二战终局，本土遭原子弹摧毁、苏联红军横扫满洲，多数日本人将失败归因为“不可抗力”，而非侵略本质的必然溃败。
由此催生出微妙的心理错位：对美国存敬畏，对中国怀轻慢；对外回避战争罪责，对内缺乏系统性清算——右翼势力由此获得滋生土壤与操作空间。
这种历史认知偏差的现实投射极为清晰：反省不深，便易在外部环境变动时重燃扩张冲动。
经济长期萎靡之际，右翼势力惯于嫁祸外部；选举周期临近之时，政客热衷渲染“安全危机”以收割选票；美日同盟需要战略支点之际，东京乐于将地区敏感议题作为谈判筹码——最终买单的，永远是邻国人民的安全预期。
因此，中日关系的核心症结并非情绪对立，而是信任机制难以真正建立。缺乏明确、彻底的历史认罪姿态，缺少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保障，所谓“友好合作”极易流于外交辞令层面的礼貌性表达。
一边高呼“共同繁荣”，一边加速军备升级；一边强调“对话解决”，一边在涉华敏感议题上屡踩红线——如此言行背离，周边国家提高戒备等级，实属理性反应。历史旧账若始终悬而未决，现实矛盾便会日日生刺、处处扎人。
怎么破局：不求打仗，手里要有牌，桌上要有规矩
面对日本系列动向，中国所需绝非情绪宣泄，而应聚焦三项务实行动：精准研判趋势、坚决捍卫底线、科学转嫁成本。
首要在于硬实力筑基：远海远洋作战能力、全域覆盖预警体系、中远程精确打击矩阵、立体化反潜反导网络、第一岛链内外联合作战协同机制——这些构成国家安全的钢铁底盘。
底盘越坚实，对手越不敢妄动。威慑力的本质，在于压缩对方“动手是否划算”的误判空间，拉低其冒险收益比，迫使其回归理性权衡。
其次在于规则立信：海上舰机相遇行为准则、突发危机直通联络渠道、海上执法协作边界协定、敏感水域联合管控方案——这些看似枯燥的条文，恰是防止擦枪走火的生命线。
多数冲突并非蓄意引爆，而是由边界试探、识别失误、情绪共振等多重因素叠加所致。规则越细致、执行越透明，误判概率就越低。
第三在于综合施压：全球产业链话语权、庞大消费市场准入权、关键能源运输通道控制权、稀有金属供应链主导权、前沿科技合作优先权——这些都是可落地的战略筹码。日本经济高度外向，产业链深度嵌入亚洲分工体系。
把账算得清清楚楚，让日本企业界看清脱钩代价，让地方政府掂量合作红利，让普通民众感知对抗成本——这种理性计算，远比情绪化指责更具穿透力。对政客而言，失去选票的痛感，远甚于外交失礼的尴尬。
此外须重视舆论引导与历史教育双轨并进：对内坚持史实准确传播，对外坚定立场清晰传达；纪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识破历史轮回的相似剧本，避免重蹈被同一套话术蒙蔽的覆辙。
对日本国内秉持良知、主张和解的理性力量，应主动保留沟通渠道，区分极端右翼与普通民众的认知差异，防止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为全民对立，避免制造无法弥合的信任死结。
结语
日本防卫预算攀升、保守势力抬头、涉华敏感议题频繁挑衅——这些信号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东亚和平不会凭空降临。戴旭的直言看似凌厉，内核却是最朴素的警示：“切勿重蹈轻敌覆辙”。
中国无需主动挑起对抗，更不能将国家安全寄托于他国自律。唯有把底线划得清晰无比，把能力锤炼得坚不可摧，把规则建得细密可行，把代价算得毫厘分明，才能真正将战争风险拒之门外。真正的和平从不靠侥幸维系，唯有实力为基、理性为纲，方能行稳致远。
信源
《戴旭讲甲午战争：小战役，大败局》——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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