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问题来了，这四个国家为何要“去中国化”？
日本是最早开启“去中国化”进程的国家之一，其行动始于明治维新时期。
1868年明治维新启动后，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这并非空洞的宣言，而是成为日本社会发展的核心方向，引领日本全面向西方学习。
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的“去中国化”并未采取彻底割裂的方式，而是显得更为精细和温和。
1946年，日本政府公布《当用汉字表》，严格限制常用汉字的数量，规范汉字的读写方式，虽曾以全面废除汉字为目标，但并未实现。
在制度层面，日本全面借鉴西方，政治上学习德国和英国的体制，经济上推行西方的工业化模式，教育上引入西方的教育理念。同时，日本官方刻意改写历史叙事，将中国描述为落后的封建社会，以此凸显自身选择的“正确性”。
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李承晚担任总统，战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韩国将“去中国化”作为重要政治目标。
但韩语中大量词汇源自汉字，法律、医学、学术等领域高度依赖汉字词源，取消汉字后，同音词增多，语义辨识难度加大，阅读和交流出现诸多不便。这种现实困境，迫使韩国政府做出政策回调，企业招聘重新强调汉字能力，大学也逐步恢复部分汉字教学。
如今，汉字虽未彻底从韩国消失，却已退居幕后，主要出现在古籍、书法、部分学术领域。韩国的“去中国化”虽态度激进，但受现实条件制约，未能实现彻底割裂，呈现出“政策激进、实践回调”的特点。
19世纪中后期，法国殖民统治在越南全面确立，传统的汉字体系和科举制度逐步被废除。
1965年新加坡独立，李光耀担任总理，由于国家面积狭小、资源匮乏，且存在多族群结构，新加坡做出了以西方化为核心的战略选择。
这四个国家的“去中国化”历程，源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采取的方式与达到的程度各不相同。
它们或主动改写叙事，或激进切割符号，或被迫接受替换，或主动战略取舍，背后都是国家发展与民族认同构建的探索。
而新加坡的全面西化，也成为四个国家中最独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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