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东北那嘎达的农村,特别是旧社会那会儿,有个让外地人琢磨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怪事儿。

你推开一家门,炕上坐着俩大老爷们。

一个是坐地户的正经丈夫,另一个是后来加进来的搭伙兄弟。

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孩子咋叫人。

不管这娃是谁的种——是原配留下的,还是后头那个男人播的——只要一开口,必须管那个原配叫“爹”。

那真给了这孩子生命的老爷们呢?

不好意思,只能屈尊叫声“二叔”,或者是“二伯”。

这就是老百姓嘴里常念叨的“拉帮套”。

乍一听这事儿,不少人脸立马就拉下来了,觉得这也太埋汰了,简直是乱了伦理纲常,纯属旧社会的脏东西。

这话糙理不糙,骂得也在理。

可你要是光盯着“乱”字看,那这事儿你还没看透。

咱们把那层道德的窗户纸捅破,回到那个连树皮都被啃光的苦日子里瞅瞅。

你会发现,“拉帮套”这事儿,压根就不是为了那点男女之事,它是一张关乎全家老小性命的“保命条约”。

在这张按了手印的契约上,每一个牵扯进来的人,都在解一道让人心惊肉跳的算术题。

咱们先唠唠第一个做决定的人,就是那个后进门的男人——也就是真正干“拉帮套”这活儿的主角。

翻翻当年的民间野史,或者像《鸡林旧闻志》这类老书,你会发现这帮人脑门上都贴着同一个字:穷。

大清快亡那阵子,关内实在没活路了,成千上万的人那是拿命去赌,“闯关东”这三个字背后全是血泪。

上路的时候,绝大部分都是光杆一根,男多女少,那是遍地都是。

好不容易活到了东北,为了填饱肚子,这帮老爷们大多钻进了矿坑,或者进了深山老林去伐木。

这些地界儿有个共性: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

那时候哪有什么安全帽、保险绳?

断胳膊断腿那是家常便饭,这就给后面的故事埋了雷。

可话说回来,一个身强力壮、没病没灾的单身汉,咋就甘心去给别人家“拉帮套”呢?

这笔账,咱们得细算。

当年的黑土地,虽说地大没人种,可想讨个婆娘,比登天还难。

一来,女人那是稀罕物;二来,成个家得有房、有地、还得有彩礼。

对于一个流浪过来的穷小子,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摆在他眼前的路,其实就两条。

头一条:打一辈子光棍。

等到老了动不了,没人端水,死了没人埋,老X家的香火到这儿就算断了。

在那个把宗族看得比天大的年代,这比杀了他还难受。

第二条路:去人家里“拉帮套”。

这条路的门槛那是相当低。

不用买房,不用置地,现成的都有。

他只要掏出一样东西——把子力气。

他迈进这个门槛,顶上那个废了的丈夫,下地刨食,养活这一屋子人。

换回来的好处是,他有了个遮风挡雨的窝,有个女人给缝缝补补,还能留下个一儿半女。

但这笔买卖,他亏得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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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的地位,那是低到了尘埃里。

原配丈夫才是正主儿,哪怕瘫在炕上拉屎撒尿,那也是一家之主。

名分?

想都别想。

最狠的一条规矩就在这儿:孩子绝对不能跟他的姓。

哪怕孩子血管里流的是他的血,户口本上也得写原配的姓。

辛苦操劳一辈子,拉扯大的娃管别人叫爹,管自己叫叔。

这买卖划算吗?

搁现在看,那简直是赔到底裤都不剩。

但在那个节骨眼上,对于一个注定要绝户的穷鬼来说,这是一种“低价进场”的无奈。

用汗水换个落脚地,用名分换个基因流传。

他不傻,他是真没别的招儿了。

第二个被逼着做决定的,是这家里的女人。

在好多关于“拉帮套”的闲话里,女人常被描绘成不知羞耻的样子,甚至有风言风语说,有的娘们不等男人点头,就把野汉子领进了屋。

这种事儿有没有?

保不齐有。

但这绝对不是大头。

绝大多数的情况,看看阿芳和老张这两口子的遭遇就明白了。

老张原本那是把好手,家里的顶梁柱。

谁成想在工地上干活,脚下一滑从高处栽下来,下半截身子没了知觉。

这在旧社会,基本就是给全家发了死亡通知书。

那时候的农村,哪有什么低保、救助?

地主家的租子不敢欠,孩子张着嘴嗷嗷待哺。

女人咋整?

那时候的媳妇大多裹着小脚,下地干活根本不行。

家里没了壮劳力,就像大车没了轮子,寸步难行。

摆在阿芳面前的路,其实比男人更窄。

路子A:守着瘫巴丈夫硬挺。

结果大伙都能猜到,全家饿死,或者把孩子插根草标卖了抵债。

路子B:改嫁。

这就意味着得把瘫痪的丈夫扔下不管。

老张离了人伺候,没几天就得烂在炕上。

再说,带着拖油瓶改嫁,村里人的吐沫星子能把脊梁骨戳断。

路子C:找个人来“拉帮套”。

这个决定的核心心思就一条:保住这个家别散。

女人在这个局里,那是里外难做人。

她是把两个大老爷们拴在一起的绳子,也是这个怪异家庭的实际当家人。

她一边得伺候瘫在床上的前夫,端屎接尿,还得维护他那点可怜的“一家之主”的面子;另一边还得哄着后来的男人,让人家心甘情愿地把力气掏出来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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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活儿,没点高情商和能忍的本事,根本干不下来。

在东北那块儿,这种关系甚至磨合出了一套大家心照不宣的“土规矩”。

就拿睡觉这事儿来说。

一铺大炕,中间扯道帘子,或者横个柜子。

这头睡着原配两口子,那头睡着拉帮套的。

这种尴尬和憋屈,换个正常人谁能受得了?

可为了活命,为了孩子嘴里那口饭,阿芳们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第三个,也是心里最苦的决策者,就是原配丈夫。

咱们再回到老张这儿。

刚开始阿芳提这茬的时候,老张那是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理由太简单了:男人的脸面往哪搁?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戴绿帽子”,还是把人领到眼皮子底下来戴,戴得那叫一个敞亮。

在那个老封建社会,这是把祖宗八代的脸都丢尽了。

那后来老张咋就点头了呢?

故事里有个细节特别扎心:“瞅着媳妇那张越来越黄的脸,还有孩子们那可怜巴巴的样儿”。

老张心里的算盘珠子,拨来拨去,最后还是停在了“活命”这两个字上。

他心里明镜似的,自己已经废了。

如果不低头,老婆孩子眼瞅着就是死路一条。

同意“拉帮套”,等于把自己身为男人的核心权利——那种事儿的权力和干活的权力——都交出去了,手里就剩个空名头和孩子的冠名权。

那个叫老李的光棍进门了。

地里的庄稼,老李收了;水缸里的水,老李挑了。

作为交换,老张得装作没看见媳妇和老李的那点事儿。

甚至在称呼上,还得客客气气管老李叫声“老弟”或者“大哥”。

这是一种带血的让步。

在东北的老规矩里,这种让步被赋予了一种悲壮的“体面”。

为了让这事儿看起来不那么牙碜,老百姓约定俗成:

不管老李干了多少活,流了多少汗,这个家对外还得姓张。

等老张咽气那天,摔盆打幡的还得是孩子。

这是世道给这个忍气吞声的男人,留下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可是,这种建立在活命压力上的“三人行”,那是相当不结实。

这是一个典型的“两个脑袋指挥”的怪胎,早晚得出乱子。

刚搭伙那阵子,大伙为了活命,还能凑合过。

老李图个窝,老张图条命。

可日子一长,肚子填饱了,人心里那点阴暗面就往外冒了。

老张躺在炕上,眼瞅着那俩人进进出出,心里能不长草吗?

嫉妒、憋屈、窝火,这些情绪像野草一样疯长。

他开始找茬,开始摔摔打打。

老李那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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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更不是滋味。

“老子累死累活养活你们一家子,连个名分都没有,还得受你个废物的窝囊气?”

阿芳夹在中间,那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悲剧往往就这么发生了:一次拌嘴,动了手,老张从炕上摔下来,没几天就走了。

这几乎是大多数“拉帮套”家庭躲不开的宿命。

这种关系违背了人想独占另一半的本性,它只能在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暂时维持。

一旦日子稍微好过点,或者火气攒到了头,散伙是迟早的事。

有个事儿得说清楚,“拉帮套”虽然东北闹得最凶,但也不是东北独一份。

像内蒙、华北那些地界儿也有。

但东北的情况最特别,也最普遍。

为啥呢?

除了刚才说的“闯关东”导致的光棍多,还跟东北特殊的干活路子有关。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东北的矿山、林场遍地开花。

这行当,那可是高致残率的坑。

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如果不“拉帮套”,这个家就得散架。

要在南方,宗族势力大。

谁家出了事,族里的公田、义庄多少能给口饭吃,或者族里长辈出面安排过继、改嫁。

但在全是移民的东北,宗族那是虚的,大伙都是外来户,谁也顾不上谁。

所以,“拉帮套”就成了穷苦人之间一种没招儿的互助。

这是一种被逼到墙角的办法,是带着血泪的生存大智慧。

随着日头流转,这种事儿最后还是没了。

没了的原因,不是因为人心突然变善了,也不是因为谁讲大道理讲通了。

根儿在两点上。

第一,手里有活儿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些年,日子好了。

女人不再是裹着小脚只能围着锅台转的附属品,她们能顶半边天,手里有了挣钱的本事。

丈夫要是病了,媳妇一个人也能扛起这个家,犯不着再去依附别的男人。

第二,国家给兜底了。

低保、医保、残疾人救助……

这些现代社会的保障,把“拉帮套”那点功能全给顶了。

你看电视里一报谁家困难,政府立马就去救济,社会上捐款的也多。

那个冷冰冰的公式——“男人废了=全家饿死”,被彻底砸碎了。

回过头再瞅瞅,“拉帮套”这段往事,既荒唐又真实。

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旧社会底层人活得有多难。

在那个年月,为了活下去,什么脸面、伦理、感情,统统都能摆上摊位做买卖。

现如今,咱们在北方地界儿几乎再也找不着这样的家庭了。

这不光是风俗改了,更是这个时代的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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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终于不用再做那种要把心揉碎了的算术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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