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开始吧。
1939年，西班牙内战进入最残酷的阶段，虽然还没公开宣布，但弗朗哥派的叛军即将获胜已成定局。在马德里，克洛蒂尔德在共和派报纸上发表政治漫画，并抚养着五岁的儿子巴勃罗。她的丈夫奥古斯丁在前线作战，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想法：把巴勃罗送到莫斯科，直到局势平息，直到他们能去接他。因为一旦弗朗哥派获胜——这已是必然——他们夫妇必死无疑。克洛蒂尔德断然拒绝，她坚持孩子必须留在身边。
书名《输掉战争的孩子》已经预示了结局。终有一天，奥古斯丁的战友鲍里斯·彼得罗夫敲开了家门，不再给任何选择余地。无论愿不愿意，孩子都被带走了。克洛蒂尔德追逐载着儿子的汽车那一幕令人心碎。那个孩子是她和一个她早已不再爱、如今更觉憎恶的男人的结晶。“透过车窗玻璃，她能看到儿子泪流满面的脸，绝望地挥舞着双手。她站起来，不顾周围发生的一切，追着车跑。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发出了声音，但在她的嘴边，儿子的名字从未停止：‘巴勃罗！’‘巴勃罗！’‘巴勃罗！’”
在俄罗斯，巴勃罗至少找到了一个家庭和另一位母亲——安雅。安雅是彼得罗夫的妻子，这段婚姻同样毫无爱意。作为一名艺术家，她也是一位异见者。“苏联充满了沉默。恐惧。她也感到恐惧。恐惧偷偷阅读禁书。恐惧别人看到她的诗作。恐惧她的音乐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恐惧大声说出任何可能被视为叛国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恐惧被剥夺继续创作的权利。”
至于巴勃罗呢？这部分就不剧透了。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被送往各国的37500名儿童中，约有3000人去了俄罗斯。其中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
众所周知，住房问题日益严峻，让人的生存空间备受挤压。在西班牙，成千上万的租户走上街头游行，超过500人——其中许多人有工作——每晚睡在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在其他国家，例如阿根廷，对于年届四十的“年轻一代”来说，拥有自己的住房几乎已成奢望。这也是为什么作家沃尔特·勒兹卡诺出版了小说《终有一天，屋顶不再压垮我》，讲述了一位绝望的租户对房地产公司进行报复的故事。
无处栖身的念头难道不会纠缠我们、改变我们吗？当然会。值得注意的是，莎拉·贝伦·奥拉特虽然是心理学家，但她敏锐地指出，困扰我们的往往不是个人创伤或某种化学物质的缺失，而是现实本身。
奥拉特清醒地指出，“只要你想，你就能做到”或“快乐是一种选择”这类话术，实际上忽略了影响心理健康的结构性因素。她批评心理学为了显得“科学”，采纳了侧重于神经递质失衡的简单化解释，却抛弃了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视角。她解释说，情绪问题不能仅从生物学角度理解，也不能仅归因于个人意志，因为工作不稳定、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条件等因素对幸福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奥拉特写道：“优绩主义假设我们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拥有相同的条件和机会，而努力程度是决定成败的唯一因素。”她认为这一概念的荒谬程度堪比“地平说”。书的推介语发出警告：“心理咨询室里有一头大象，它的名字叫‘环境’。”的确如此。
雨果·阿尔科纳达·蒙作为一名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读起来像小说，但这确是事实：十多年来，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直是两名使用虚假身份的俄罗斯特工的家。路德维希·吉施和玛丽亚·罗莎·梅耶·穆尼奥斯——这是他们的化名——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他们在阿根廷出生的孩子直到多年后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俄罗斯人。
正如《Infobae》报道的那样，阿尔科纳达·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展上解释说，如果不考虑俄罗斯的背景以及曾是克格勃特工的普京这一人物，就无法理解这些间谍的故事。他打趣道：“对我们来说，间谍是像海梅·斯蒂乌索这样的人……或者是你派去监视别人，结果只会弄得草木皆兵的业余人士，就像当年监视我和我家人的那些人一样。”
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主张梦并非毫无意义的幻想，而是通往潜意识的特殊途径。弗洛伊德认为，梦表达了被压抑的欲望，特别是那些无法在清醒生活中显现的欲望，其象征性内容可以通过他称为“自由联想”的分析方法来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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