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共和国对宗教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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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编者按

(文章译文)

农民伊万·里亚博伊

纺织女工杜妮娅·伊万诺夫娜

人民对宗教的冲击

苏联农民眼中的宗教

世俗国家,教会与国家分离

科学——苏联青年的选择

新的“苏联信仰”——一位美国女共产党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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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美国记者,移居苏联并与一位普通农艺师成婚。

我们曾为安娜的婚姻倍感欣喜。

今日,我们译出这篇文章,她在其中如实记述了布尔什维克与教会之间的斗争。

文中可见,共产党人曾保护神职人员,农民恪守旧历法,青年一代则倾心于“新信仰”。

阅读本文,可知苏联如何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虔信圣像的国度变为无神之境。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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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路易丝·斯特朗(1885–1970),哲学博士,苏联公民配偶,美国国内声援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发声者。

20世纪30年代起,斯特朗频繁为美国期刊撰写关于苏联社会生活的稿件,向本国同胞介绍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

她坚信,苏联正在缔造人类历史上最为进步的社会形态。

本次刊发的,是斯特朗创作于1925年的另一篇作品——《苏维埃共和国对宗教的挑战》。

文中,斯特朗首先记述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部农民伊万·伊万诺维奇·里亚博伊与纺织女工杜妮娅·伊万诺夫娜的亲身经历。

我们得以窥见,在国家动荡的特殊时期,二人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其背后又有何种缘由。

通过更多亲眼所见的实例,她向宗教氛围浓厚的美国读者阐释:

苏联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为何摒弃宗教,转而坚信人类可自主掌控命运,无需依托超自然力量与陈旧偏见。

斯特朗此文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透过文章可感受到,当人主宰自身生活、认清周遭现实时,生命将获得何等的舒展与自由;

其二,此文并非单纯的宣传文本,它既记载了苏联早期的社会建设成果,也如实指出了反宗教运动中的失误与偏颇。

【史料小注:本文写于1925年,正是苏俄“反宗教运动第一阶段”高峰期。十月革命后,东正教拥有1/3俄国土地、超4万座教堂、30万神职人员,是仅次于国家的最强社会组织,因此成为苏维埃政权必须改造的对象。】

原文无章节与插叙板块,为便于阅读,译者予以增补。

文章译文

农民伊万·里亚博伊

伊万·伊万诺维奇·里亚博伊,来自俄罗斯与乌克兰交界的黑土产区,他用一整天时间讲述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他的回忆虽未铺陈繁复细节,却饱含着珍藏于心的鲜活片段。

他从自己出生的农舍讲起。

那是一间狭小的单间木屋,容纳了十六口人:

身为一家之主的祖父,掌管着家中土地与成员生计;

年迈体衰却悉心照料十个孙辈的祖母;

父母与叔婶,他们或协助祖父耕作,或受雇于当地地主务工。

而小屋中最醒目的陈设,是十八尊圣像。

家中每人对应一尊,另有两尊为祈福治病而购置。

圣像群的正中,是祖父珍藏的圣尼古拉像。

其余圣像则刻画着受难耶稣、三手圣母、骑马圣格奥尔基及诸位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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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把我们耍得团团转 玷污了圣殿: 将扩音器中的声响 冒充作上帝的旨意

神父把我们耍得团团转

玷污了圣殿:

将扩音器中的声响

冒充作上帝的旨意。

伊万清晰记得早年接受的教育。

他的父亲与叔父曾就读教会学校,学习古斯拉夫语宗教经文,却始终未能掌握母语的读写能力。

伊万幼年时,铁路修至村落附近,村中随之建起一所学校,仅有五分之一的儿童能够入学。

家境贫寒、需协助家中务农的男孩,均无法入校读书。

他们所需知晓的一切,皆由祖父口耳相传。

而像伊万这样出身多子女家庭的少年,不得不进城务工以补贴家用。

他们需要辨认路牌、给家中写信,因此必须识字。

伊万在一年级学会了俄语字母与十以内的数数,

二年级掌握了阅读与百以内的算术,

三年级——也是他求学的最后一年——学会了千以内的计算,还背熟了全部“上帝的律法”。

他不知晓千位以上的数字,却对世界的起源、耶稣受难的缘由、诸般罪孽对应的惩戒,以及赎罪避罚的方法了然于胸。

伊万还能读懂教会告示。

就这样,伊万成了一名“有文化的基督徒”。

伊万意识到,在苏维埃政权之下,自己的文化水平已然落后,宗教信仰也不再是生活的核心。

他渴求新知,并以实际行动求索:参与各类兴趣小组与课程学习,使用村中新落成的图书馆,订阅《巡回农艺师》杂志及各类报刊。

如今,村中所有儿童与成人皆可入学,伊万也不再践行宗教生活。

他告诉我,与他同住的父母、妻子、弟弟与弟媳,家中仍供奉着圣像。

“我把自己的圣三一像送给了弟弟,”他说,“我参加过战争,参与组建了区苏维埃,如今早已明白圣像毫无意义。我的长子有一尊祖父赠予的圣像,但年幼的孩子们都没有——在这个时代,圣像已经过时了。”

伊万并不仇视宗教,只是认为它已然失去价值。

纺织女工杜妮娅·伊万诺夫娜

而同样向我详述人生经历的纺织女工杜妮娅·伊万诺夫娜则认为,宗教不仅是无用之物,更是压迫工具,是剥削者用以操控民众的手段,必须予以反抗。

她向我讲述了1905年的大罢工:当时,她所在工厂的七千名工人走上街头,要求在拥挤肮脏的厂区宿舍内修建澡堂与医院。

工人们还请求铺设木地板——彼时孩子们常因冰冷的水泥地面冻馁而亡;

同时要求为每对夫妻分配独立住房,而非两家人挤在同一间屋内。

这场罢工最终遭到哥萨克军队镇压,除铺设木地板外,工人的所有诉求均未实现。

罢工结束后,工厂的英籍厂长加入黑色百人团,并在工人宿舍区内修建了一座教堂

身为英国人,他本人并不在此教堂做礼拜,却会脱帽以示对神明的“尊重”。

杜妮娅认定,这些黑色百人团成员就是工厂的告密者:正是他们告发了她的丈夫,致使其被解雇。

工人们恳请修建儿童活动室与医院,实现病患与健康者分床休息、错时使用,而管理者给出的回应,便是建起这座教堂。

不仅如此,工人若不前往教堂做礼拜,便会被罚款五戈比,其中三戈比会奖励给告发他人的“虔诚信徒”。

从那时起,杜妮娅便对这些伪善的“虔诚信徒”恨之入骨,也开始质疑所谓的上帝:

这位神明将湖畔别墅赐予在教堂前故作虔诚的厂长,却只把几捆稻草、狭小陋室赐给在圣像前反复跪拜、画十字的贫苦民众。

另一件事,则彻底击碎了杜妮娅的信仰。

一天凌晨两点,她赶往工厂上早班,途中遇见一名神父——此人刚从赌场出来,酩酊大醉地往家走。

神父主动提出送她一程,杜妮娅以方向不同为由拒绝:

他要去教堂,而她要去工厂。

可神父依旧纠缠,提议一同前往澡堂开单间。

杜妮娅奋力跑开,醉酒的神父无力追赶,只能踉踉跄跄跟在身后。

我讲述这些,并非要断言所有神父皆如此,也非宣称所有工人与农民都已抛弃宗教。

但苏维埃共和国当下的反宗教运动,所针对的正是此类丑恶现象与腐朽价值观。

人民对宗教的冲击

1917年的艰难岁月里,男子奔赴前线,家中孩童饥寒交迫,杜妮娅带领一群妇女,放弃了仅发放给成年劳动者的口粮配给。

她们将当地修道院的修士驱逐出去,让孩子们住进去,用没收的粮食供养他们。

这是史无前例的举动,在全俄范围内相继发生。

【史料小注:1917–1921年俄国内战中,教会多支持白军,因此苏维埃将教会视为“反革命堡垒”,大量修道院被征用、改建为医院、学校、仓库。】

伊万是本村第一任土地委员会主席,

参与了地主与修道院土地的分配工作。

如今,伊万是一名积极的民众代表,频繁受村落委托前往莫斯科执行任务。

如今,苏维埃共和国的宗教正遭受沉重打击。

这既非政府举措所致,也非广大农民主动脱离教会的结果。

老一辈农民乃至工人中的多数人,依然坚守着他们口中的“信仰”。

但最关键的是,对教会与上帝发起冲击的,并非沙龙知识分子群体,而是干劲十足、态度严肃、勇于奉献、满怀热忱的进步劳动者。

他们【普通民众。——编者注】满怀欣喜地投身其中,因为感受到了摆脱压迫与愚昧的自由。

忽视这一事实,便无法理解今日俄罗斯宗教所面临的真正挑战。

苏联农民眼中的宗教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问题本质。

两年前,吉洪牧首¹与所谓“新生教会”²之间爆发激烈冲突。

【史料小注:

①吉洪牧首:东正教最高领袖,1918年公开谴责布尔什维克,是苏俄早期政教冲突的核心人物。

②新生教会:苏联扶持的改革派教会,主张拥护苏维埃、简化仪式,被正统教会视为“分裂者”。】

但双方在一项议题上达成共识:依照现代纪年体系改革历法。

其余问题则分歧尖锐:主教是否可以结婚、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宗教仪式的数量与重要性。

吉洪谴责罢免自己的教会会议为非法,并宣布其所有决议无效。

唯独在历法问题上,他做出了让步,同意推行新历。

可恰恰是历法改革,遭到了俄罗斯绝大多数信徒——也就是农民——的坚决抵制。

主教是否婚配与他们无关,他们甚至从未见过主教。

当地神父举行何种仪式,他们也不甚在意,那本是神职人员的事务。

但历法,是每一位农民真正关切的大事。

农民的全部生活、耕作、播种与收获,都与依照宗教节日举办的大型集市紧密相连。

代代相传的农谚指引着播种时节,数百年的习俗固定了商品交易的周期。

这是他们的“宗教”中唯一具有实际意义的内容。

正因如此,他们甘愿为此与神父对抗,这或许才是对其真实信仰的检验。

他们既反对教会,也抵制国家,而令人意外的是,二者在历法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

最终,农民取得了胜利。

他们拒绝在不合心意的日子前往教堂,只在自己认可的节日参与宗教活动。

如今俄罗斯并存两种历法:一种是官方历法,通行于城市;另一种是非官方历法,在农村依旧沿用。

农民的“宗教虔诚”,体现在不愿改变世代沿袭的生活习惯。

我提及此事,意在阐明宗教在俄罗斯的社会联结,以及它在民众意识中如何与陈旧、保守、愚昧的过去绑定。

本文篇幅有限,无法详细梳理政治与教会史,也难以详述革命后国家与教会的冲突。

但从上述事例所反映的精神状态中不难看出,在一场激发民众追求迅猛进步的伟大变革中,被如此看待的宗教,必然陷入困境。

事实是,教会作为组织,曾公开反对革命。

内战期间,牧首吉洪将布尔什维克称为“敌基督者”。

他真心拥护君主制度。

世俗国家,教会与国家分离

由于饥荒,国家下令收缴教会珍宝——并非宗教圣器,而是信徒们世代积攒、以黄金与宝石制成的捐献财物。

【史料小注:1922年伏尔加大饥荒,苏联以“赈灾”为名没收教会贵重物品,本质是削弱教会经济基础,全国超万座教堂被查抄。】

吉洪号召神职人员守护这些财物,由此引发骚乱并造成人员伤亡。

吉洪因此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在他被关押候审期间,教会内部的反对派趁机宣布效忠政府,并支持教会与国家分离。

他们召开大型教会会议,罢免了吉洪。

自然,支持吉洪的代表无人敢出席此次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在失势之际,吉洪承认过往过错,并宣布效忠苏维埃政府。

获释后,他随即宣布新成立的圣主教公会为非法组织。

自此,政府不再介入教会纷争,尽管对立双方都试图博取政府支持,散布抹黑对方的言论,并企图借助国家力量剥夺对手的财产。

对于世代依附于国家的教会而言,这种举动本就在意料之中。

这些事件本身并非核心,却有助于厘清历史脉络。

围绕这些事件与参与者,曾展开诸多重要且深刻的讨论。

人们渴望回归“使徒教会”,推动教会民主化,希望神职人员成为“普通的人与公民”。

如今教会内部斗争极为激烈,局外人难以洞悉全貌。

这场斗争几乎仅局限于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教会中央机构。

无论哪一方,其理念再高明,也无法传递到广大农民群体中。

吉洪去世后,农民甚至不知道新任教会领袖的姓名。

农民要么继续“信教”,追随当地神父选择新旧任一教派;

要么受到教会外部的世俗化影响——来自俱乐部、科学讲座、学校与图书馆。

这些机构要么与宗教无关,要么公开反对宗教。

共产党人以近乎宗教般的热忱大力推行新式教育——若非他们对“宗教”一词嗤之以鼻,这份热情完全可被称作信仰般的狂热——他们笃信并公开宣称: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但他们同时声称,苏维埃政府保障全体公民的信仰自由,绝不迫害任何人。

这一说法,如同美国宣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理论上的确如此,但当“外来者”面对西方法官时,仍会预料并切实遭遇歧视。

苏维埃共和国的神职人员,尤其是修士与修女,处境亦是如此。

他们可以自由信仰与传教,许多新教派别甚至表示,如今的自由远多于国教压制的年代。

但事实不容否认:神职人员和修士比普通人受到更多怀疑。

他们时常受到监视,一旦涉诉,面对地方基层官员出于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理由提出的指控时,便会陷入极度弱势的境地。

从历史背景来看,这一局面在所难免,且只是整体社会状况的一小部分。

不应断言如今神职人员会被大规模处决,甚至在没有具体过错指控的情况下遭到逮捕。

但必须承认,他们当中许多人确实存在过错。

西方世界对神职人员具有高尚道德的看法,在从未经历过宗教改革的俄罗斯并不成立。

事实上,俄罗斯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事:

无论精神还是体制都属于中世纪甚至黑暗时代的教会,突然必须面对宗教改革、进化论以及道德的社会解读。

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机体”会如何应对如此激进的“治疗”:

这位“病人”要么消亡,要么康复。

如果只把我们所研究的“无神论”看作消极、破坏性的学说,那么对俄罗斯宗教与教育的任何理解都是不完整的。

当然,我们听到的许多观点可能显得粗暴且令人震惊。

这些观点让人想起五十年前席卷西方世界的愤怒浪潮,当时英格索尔宣称,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而诚实的上帝是人最崇高的创造。

但这种粗暴的宣传并不构成危险,尽管它的直白可能会刺痛敏感的心灵。

如今它常常表现为攻击神职人员,称他们是靠勤劳农民为生的寄生虫。

农民们对此已经知晓,但他们还不完全确信,当地委员就比神职人员更好。

这是一种肤浅的理解,首先伤害的是持有这种理解的人本身。

许多更有经验的共产党人不赞成在组织内年轻、激进的成员中使用这种方式。

如今已有明确而严格的指示,禁止青年共产党人嘲笑任何宗教或挑起冲突。

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

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在教堂礼拜时发笑,被一位愤怒的妇女打了耳光。

可惜的是,和她一起的那位年纪稍大的男共产党员非但没有维护她,反而把她带出教堂,气愤地说:

“你明明知道,我们严禁挑起宗教骚乱。”

不,俄罗斯宗教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直接压制,而是来自某种更高尚、更令人欣喜的东西。

科学——苏联青年的选择

今天晚上,当我问起那位小女仆对上帝的看法时,她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

平时她看起来沉闷、固执、毫无生气,可此刻脸颊泛起了红晕。

她说道:

“妈妈打我的头,要我向圣像鞠躬,甚至不让我吃晚饭。可我还是要加入共青团。

首先我去他们的夜校,外人也可以进。在我学会认字之前,我不好意思申请入团。

因为组织里的每个成员都要为别人做些工作,我不识字,又怎么能参加党的活动呢?”

“在我学会认字之前,我不好意思申请入团。”

“你什么时候不再信上帝的?”我问她。

她回答:

“几乎一到莫斯科就不信了。我开始和别的孩子一起去俱乐部。

在那里我知道了,上帝并不存在,从来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大自然。

上帝只是为了让我们顺从沙皇和地主而编造出来的东西。

但现在,有人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一切就都明白了。

关于大自然,还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学习!

可惜我太笨,连字都还不认识,不然我能学到好多东西。

我们学到的关于大自然的一切,都能用到实际中去。

我们可以为所有人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再也不会像信上帝的时候那样愚昧无知了。”

我用一段话转述了她结结巴巴说了半小时的话。

这是一种她甘愿为此挨几顿打的信仰,尽管她还觉得自己不配称为学员。

这样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有一百五十万之多。

尽管他们的个别组织存在缺点甚至过火行为,但总体上,他们是苏联最积极、最忠于事业的青年。

这些人参加夏令营,从事体育活动,不计较个人安逸,嘲笑小市民的理想。

在每一所学校和儿童之家,他们都形成了核心,承担责任,发挥道德引领作用。

学校本身不能开设反宗教课程。

在学校里讲授宗教或反宗教科目确实违反宪法,不过平心而论,宪法在这方面并不总是得到遵守。

但即使是那些官方教学大纲保持中立的学校,也支持这些青年共产主义组织。

所有人都支持他们,就像在美国支持基督教青年会(YMCA)一样。

他们是年轻一代的政治、社会和道德领袖。

我翻阅《无神论者》杂志,在讽刺神父的漫画和运动员照片之间,发现了一段有趣的记载:

“斯维尔德洛夫儿童之家有190个孩子,其中100多人是少先队组织——共青团的少年分部成员。

这些孩子成立了一个无神论小组,有49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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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尔德洛夫儿童之家的孩子成立了一个无神论小组

儿童之家里充满活力:红领巾、响亮的声音和笑声充满每个角落。

一到空闲时间,就会响起响亮的号召:‘无神论小组集合!’

孩子们聚集在俱乐部里,围坐在桌旁,开始热烈地交谈。

一个目光炯炯的少年清晰地解释道:‘宗教是资产阶级用来压迫工人和农民的,它迷惑他们的心智,阻碍新生活的建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少先队员必须同它作斗争。’

接下来,他们讨论各种自然科学问题:宗教如何影响工人和农民?

世界从何而来?人的生命是怎样构成的?灵魂存在吗?理性存在吗?

这场讨论引起了孩子们真正的兴趣,把他们带入科学知识和发现的世界。”

我逐字引用这段话,知道它可能让每个美国人感到震惊,我自己也有些震惊。

然而,在最初的震惊过去后,人们会思考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伊万·伊万诺维奇·里亚博伊曾把这些问题当作《上帝律法》熟记于心:

世界如何被创造?人的本性和义务是什么?

这些问题总是牵动人心,只要不被坏习惯和利己主义蒙蔽。

没有任何地方像苏维埃共和国那样,人们以如此浓厚的兴趣和忘我热忱讨论这些问题。

而主导这一切的,正是那些宣称宗教只是麻醉人民、让人忘记真正价值的鸦片的人。

但有人会说,这样的人(年轻的共产党人——编者注)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宗教情怀。

那位小女仆宁愿忍受殴打,也不放弃有益于世界的信念,这正是真正宗教性的体现。

对此,我想引用我共产党员朋友的话:

“你们有什么权利用‘宗教’这个词来形容现代社会理想主义?在整个历史中,对大多数人来说,宗教完全是另一回事。

你们又有什么权利用‘上帝’来称呼一切美好的事物,多少世纪以来,它明确意味着太多不好的东西?”

然而,除定义之外,“青年俄罗斯”运动的立场也有非常现实的基础。

两年前,我访问共青团总部,看到墙上贴着讲座课程海报。

我被告知,最受欢迎的是自然科学讲座,与反宗教斗争有关。

我请求看看其中一些讲座内容。

《人类征服自然》——这是一系列海报的标题。

第一讲是《征服风浪》,图片上是风车和帆船。

随后的课程讲述蒸汽、电力、辐射、人类语言和印刷机——那些使人类社会成功驾驭自然世界的工具。

这是一种独特的“反宗教福音书”。

它没有科学所特有的枯燥乏味,

却充满炽热的信念:人应当抛弃圣像、十字架,以及对蜡烛和赞美诗所象征的未知力量的崇拜。

相反,人应当以知识和合作为基础团结起来,

将整个自然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由此产生了对教育的热情,教育被视为宗教的对立面。

《无神论者》杂志上的一幅漫画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上帝看到农民为学校劈柴时,从天上坠落。

图文:俄罗斯网站

原作文稿整理:加林娜·奥廖尔基娜、奥列格·戈卢别夫

(2025年5月12日)

译者:黄大林

【深度解读:1920年代苏联政教冲突的真实逻辑】

1. 这不是“反迷信”,而是“夺权”

东正教在俄国千年历史中,既是信仰中心,也是土地所有者、教育垄断者、基层管理者。

苏维埃要建立高度集权的现代国家,必须瓦解教会的经济、教育、社会控制权。

2. 为什么农民最在意历法?

对农民而言,宗教不是神学,而是生产节奏、集市日期、民俗习惯。

改历法=改种地时间、改赶集日子、改生活秩序,所以他们宁死不改。

这也是斯特朗原文最敏锐的地方:抓住了“底层真实信仰”。

3. 吉洪与新生教会:一场“以教制教”的政治操作

- 正统教会:反苏→被打击

- 新生教会:拥苏→被扶持

结局:两败俱伤,国家最终掌控宗教解释权。

4. 斯特朗的视角为何珍贵?

她不是苏联宣传员,也不是西方批判者。

她看到:

- 旧教会确实腐败、虚伪、站在压迫者一边

- 新政权确实粗暴、偏激、运动式反宗教

- 但青年与底层,真的在拥抱科学、摆脱愚昧、追求尊严

这也是这篇1925年的文章,至今依然不过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