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刷到日本媒体总在炒“中国威胁”，有人好奇：为啥日本总把中国当假想敌？其实这背后藏着日本人百年来的心态变化——从明治时代就拿中国当“标尺”，现在中国崛起了，他们反而慌了？今天就扒扒这背后的真相。
明治维新那会儿，日本一门心思学欧洲，可他们不直接跟欧洲比，反而把中国当“参照物”。他们觉得“对中国越蔑视，自己西化得越彻底”，甚至把这当成民族认同的一部分。说白了，中国对他们来说，从来都是个“巨大的他者”。
日本学者吉野耕作说过，他们嘴里的“自己人领域”，指的是传统习俗、体制和价值观。为了守住这个“领域”，他们得强调和别人的不同——尤其是和中国、西方的差异，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是独特的文化实体”。不然的话，历史延续性就没了。
那日本怎么定义自己的独特性？一是保留那些“只有日本才有”的排他性元素，二是把外来影像和本土元素混在一起，搞出独一无二的组合。但吉野耕作说，对日本人来说，“自己的领域”比“混合性”重要多了。毕竟他们学中国、学西方是为了拿“普世文明”，可转头就得强调自己的特殊，不然就分不清“我是谁”了。
现代日本看中国，其实有两张脸：一张是新闻里的“实像”，另一张是跟着西方瞎编的“虚像”。他们总拿过去的“中国形象”来套现在的事实，要么印证要么反驳，结果越套越矛盾——文化学者、媒体、普通人都这么干，最后日本自己陷入循环里出不来。
历史上日本习惯靠“外部刺激”进步，要么学要么抗。但子安宣邦说，中国现在还是日本的“巨大他者”。日本要想证明自己“自立”，就得把中国“他者化”——也就是硬说中国和自己不一样，这样才能主张自己的独立自主。
可现在中国快速发展，日本就慌了。他们说中国“威胁”自己在亚洲的地位，其实是想凝聚国内共识，打击和平主义，突破和平宪法。说白了，就是拿中国当“靶子”，给自己找个“理由”搞事。
日本以前对中国傲慢，是因为中国有段时间弱。可现在中国转型了，日本再也不能当东亚大国了，按说该找个合适的位置当“小国”，但他们偏不——精英层又捡起现实主义，把中国当最大假想敌，觉得竞争冲突才是常态。
安倍晋三1998年接受采访时就说，日美基轴不能动，要让日美成对等伙伴，得先搞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最好，但国会不够票，那就先解释成“合宪”。可国内反对声大，咋办？渲染“中国威胁”“韩国反日”啊——这样能让国民有危机感，中间层就支持了。历史问题也能用来煽风点火。
美国学者艾伦·杰罗说，日本没强大的国家认同，国际舞台又凶险，没自我的话容易被淹没。所以得培植国家意识，才能站稳脚跟。可日本面对中国崛起，直接慌了，把中国当竞争对手，全方位围堵遏制——说白了，就是自信心不足，急得发狂。
评论家西尾干二说，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丢了自信，衰退时就会想“我是谁”“日本该咋整”，想重新认识历史。后冷战时代，中国崛起成了日本认同危机的“催化剂”——以前的优越感、蔑视感，现在全变成恐惧和排斥。
沟口雄三把这叫“中国的冲击”：日本以前“脱亚”，觉得亚洲都跟着自己，可现在中国不知不觉引导日本了。日本人的“脱亚”认知和现实亚洲错位了，可他们还没意识到，双重错位啊。
最明显的就是“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火得不行，警惕心超过了以前的优越感，日本的“自我”身份都动摇了。西尾干二说，中国弱的时候，日本人敬爱它的悠久历史；中国强了，就保持距离想脱离——这规律古已有之。
日本宣扬“中国威胁论”有俩目的：一是右翼政客要修宪、扩军事，得找个“敌人”让国民共鸣，所以夸大中国威胁；二是利用国民爱和平的心理，说中国军事现代化“超出防卫需要”，让大家警惕中国，再把国内不满转嫁给中国，凝聚国家认同。
后冷战时代，日本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实现了，可经济低迷，没了战略目标，陷入认同危机。这时候中国快速发展，又成了日本的关注点。日本是个好“学生”，但不是好“领跑者”——以前当领跑者丢了目标，现在“主体性迷失”，只能又盯着中国。
日本心理学家南博说，日本人的自我结构里，最明显的是“自我不确定感”，缺主体性。美籍日裔学者玉元胜说，日本怕中国主导亚洲，国家安全圈里流行“中国是威胁因为它是中国”；对华关系波折，根源是日本不能容忍和中国平起平坐；对中国疑心重，是因为90年代“失去的十年”没自信；追求“正常国家”和民族主义复兴，背后是“中国经济威胁论”，源于自己相对衰落；历史问题纠葛，把日本推回现代状态，得适应亚洲作风，所以和中国摩擦多。
小岛朋之说，日本人看中国很矛盾：既不希望中国弱，也不希望中国强。现在中国发展盖过了日本以前的“一枝独秀”，弱的时候能忍，强了就高度警惕。
全球化时代，日本还抱冷战思维，为了凝聚认同排斥他者，对中日关系没好处。中日该挖东亚“和”的思想，增进理解互信共赢，才能和解。
身份是关系性的，自我建构得靠“他者”参照，尤其是反向身份的“他者”。爱德华·萨义德说，每种文化发展都需要一个异质且竞争的“另一个自我”。日本眼里的中国，就是这个竞争对手。
明治维新到二战后，日本浴火重生，国民又有了优越感，更崇拜西方，加上侵略历史记忆，一方面没法坦然接纳亚洲国家，另一方面觉得西方先进东方落后，藐视东方。这种矛盾心理现在还在——面对中国崛起，日本开始面对但没法完全承认，缺乏积极研究的意愿，只能被动接受。
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停滞，中国改革开放实力猛增，日本开始有危机感。以前是亚洲唯一世界强国，现在心理失衡畏惧，舆论里中日友好少了，“中国威胁论”多了，不再把中国当发展中国家，当成竞争对手。
《读卖新闻》的荒井利明说，一部分日本人心理上难接受中国经济大国化。日本早现代化，和蔑视中国挂钩；现在中国凌驾之上，就觉得是威胁——这是心理扭曲，没法对等看事物，厌恶感和威胁论里藏着这种不正常心理。
日本外务省的小原雅博说，21世纪中日步入“两强并立”，该对等合作构筑东亚和平，别比谁强谁弱，要共存共荣。
中国崛起给世界冲击，对日本来说，一是东亚不再需要跟日本结合，二是日本没法再当“东亚现代化典范”指导中国。日本以前靠这个身份在东亚立足，现在中国崛起，这个身份可能被取代，以前的优越感又冒出来，还否定了日本觉得中国落后的前提。
中国崛起打破了日本的定见，毕竟中国是“巨大他者”，历史文化利益都相关，中国观影响日本战略。现在中国不再是受援方，成了竞争对手，还强调战争受害者身份谴责日本民族主义，保守派就焦虑了。
中国专家朱锋说，日本对中国崛起没准备好，不信也不愿信，但影响比其他国家都大。最重要的是，日本多少否定中国崛起的事实，好像希望这不是真的。
冷战结束后，中国崛起，2010年超日本成第二大经济体，保守派和右翼更焦虑，大谈“中国威胁论”，中国又成了日本民族主义的“他者”。
中日冲突时，右翼就“妖魔化”中国，让民众觉得有外在威胁，支持修宪扩军。但他们的心态不止于此，还想修正“自虐史观”，搞自由主义史观，重新解释历史，喊忠君爱国口号找信心。
90年代日本想建国民历史“正史”，藤冈信胜牵头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就是干这个的，想把国民记忆从废墟里救出来，用“正史”装饰，还得到年轻一代回应。说白了，就是想在“国民”和“非国民”之间划线，重新定义“国民”，甚至暗示要打历史记忆“内战”。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觉得，要确立“日本人”的自我认同，就得写“能自豪的本国历史”，除了健全民族主义，还要站在国家生存繁荣的战略立场，搞现实主义，批判官僚主义，空喊意识形态自由没用。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知与现实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日本的中国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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