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来源于生活，在电视剧和电影成为现代社会最具影响力的荧幕载体之后，越来越多的观众都意识到，影视作品在各种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上反映着特定社会的现实问题。
经常吹捧韩流文化的人总说，韩国人真敢拍。韩国电影导演的选题突出一个大胆，要的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越是猎奇就越有话题度，越是敢拍就越有吸引力。
但大家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年大火的韩国影视，其实早就陷入了套路：社会底层永远是悲剧的、冷漠的，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与暴力关系，上层和所谓的前辈永远在霸凌。
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为什么？韩剧能拿得出手的，只剩下阶层流动、教育问题和职场压迫，这些内容本质上都指向一个词——阶层固化。
韩剧里的现实
2018年出品的韩剧《天空之城》，就是这类影视作品中的翘楚。作为韩国有线电视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剧中对韩国阶层认知与教育理念的刻画，深刻到近乎变态的程度。
“利己主义万岁、自私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样的台词能大大方方从演员口中念出，还能深受韩国人认同，这些看似离谱的情节，在现实的韩国真实存在。
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韩国流行的“汤匙阶层论”。有句俗语叫“含着金汤匙出生”，用来形容一出生就站在终点线、无需参与竞争的人。
《天空之城》收视率最高的那段时间，“你嘴里含着的是什么汤匙”，成了当时韩国网络上的全民热词。
这套理论将人分为金汤匙、银汤匙、铜汤匙、泥汤匙，以出生时的社会阶层和家庭经济条件为简单粗暴的划分标准，具体到20至39岁的青年人，以其父母的家庭年收入和资产为核心依据。
金汤匙的家庭资产需高于20亿韩元，年收入高于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以上）；银汤匙的各项标准是金汤匙的一半，年收入高于1亿韩元；而家庭财产低于5000万韩元、年收入低于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万多元）的，通通都是泥汤匙。
当然，金汤匙的标准不只是有钱。在韩国人眼中，这些贵族子弟还需满足一系列隐形条件，比如在首尔江南三区有房、拥有顶尖学历和强大人脉等。
他们从出生就自带优质教育资源、社会人脉和试错成本，读韩国名校、出国镀金是理所当然，人生中的失败不过是简历上的点缀。
但泥汤匙们就截然不同了，在首尔都市圈高昂的房租、物价和教育成本下，他们的家庭收入几乎没有容错性，一旦家人生病、失业或遭遇突发情况，整个家庭就可能陷入绝境。
更关键的是，韩国教育竞争高度依赖私教和补习班，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泥汤匙家庭既负担不起高昂费用，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认知陪孩子成长，最终大多在升学竞争中被淘汰，难以进入三星、现代等大厂，人生陷入无望的循环。
朝鲜半岛的“两班制”遗产
很多人以为，这种严苛的阶层固化是韩国战后的新创造，或是冷战时期美国人带来的产物，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套阶层分割的逻辑，早在朝鲜半岛古代就已登场，且运转稳定，它在日本殖民前有一个更儒雅的名字——两班制。
简单来说，两班制就是将朝鲜除王朝宗室之外的人群，按是否有资格参与科举、参与政治，分为两大类，之外还有更低层级的群体，阶层分明、边界清晰，堪称印度种姓制度在朝鲜半岛的“异父异母亲兄弟”。
早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并立时期），半岛上运行的就是以血缘、门第和军功为核心的贵族政治，王室与贵族共同掌权，王权长期受贵族集团制约。
高句丽的地方豪强和军事贵族话语权极大，很多大臣本身就是世袭部族首领，他们支持谁，谁就能坐稳国王之位；新罗则将贵族政治演化到极致，创立了“骨品制”，将国人分为八个等级，即王族宗室的“圣骨”、与王族相关贵族的“真骨”，以及1到6级的民众等级，其中四头品以上为贵族，三头品及以下为平民。
一个人能担任的官职、能达到的高度，完全由骨品决定，比如新罗王位，只有圣骨血统的家族才能竞争。
这些贵族控制着大量土地和私人武装，在教育、宗教、外交等领域拥有绝对话语权，普通百姓只能依附贵族，被编入户籍、受其支配，几乎没有通过奋斗提升阶层的可能。
佛教传入朝鲜半岛后，其部分理论被贵族拿来为血统论背书：贵族之所以是贵族，是因为前世修福、有德；而平民和贱民，则是“因果报应”的结果。
尤其是在新罗，佛教成为国家宗教，王室和贵族大量兴建寺院，高僧多为贵族子弟，深度参与国家政治，宗教也成为这套血统论政治体制的重要基础。
唐朝与新罗战争结束后，新罗控制了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儒家思想逐渐被贵族集团接受并改造，以适应其统治需求。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就是高丽王朝时期成型的两班制。
从本质上看，两班制与新罗的骨品制没有区别，只是名词更易被我们熟悉。
宗室之外，高丽臣民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又称“四民”，但与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职业分类不同，高丽乃至后来的李氏朝鲜，“四民”是四个类似种姓的等级。
良民中，两班是最高等级，即朝鲜半岛的贵族豪强及其嫡子女，又称士大夫。
关于“两班”的由来，韩国人认为，高丽上朝时君主坐北朝南，文官排列在东侧（东班），武官排列在西侧（西班），合称两班，后来逐渐延伸为两班官员及其家族、有资格参与官员选拔的地方豪门。
两班之下是中人，包括两班庶出子女、商人等，他们只能报考杂科科举，从事基层官员和技术工作，不能报考儒学、武学两科；中人之下是常民，即平头老百姓，占朝鲜人口的八成左右，从事农民、渔民、商人、工匠等职业，承担着国家大部分徭役和赋税，多为贵族的佃户；常民之下是白丁，多为女真、契丹后裔和政治犯，无姓氏、无户籍，只能从事屠宰、肉贩、刽子手等被歧视的职业；良民之外，就是贱民，相当于朝鲜王国的“不可接触者”。
两班制内，政治权力主要依靠荫叙制传承：两班家庭可通过继承身份获得三品以上官衔，三代内有官吏的家庭可自动继承两班身份，即便没落，也可通过与其他两班家庭联姻维持地位，若既无官职也无联姻，大概率会被政治对手打压消亡。
到了朝鲜王朝后期，两班人数激增，而半岛资源有限，出现了大量经济破产的没落两班，他们除了“两班”的名头，与普通百姓别无二致。
封建遗产在现代韩国的延续
20世纪初，日本逐步吞并朝鲜半岛，1910年后，日本殖民政府不再承认两班制，允许平民子弟与两班贵族接受同等教育。但作为殖民统治者，日本为了维系统治，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两班阶层的土地资源、家族网络和社会声望，这也为两班制度在战后韩国的延续埋下了隐患。
大量两班人员通过给日本人充当官员、警察、军人，继续作威作福，并未受到任何清算。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在冷战背景下，同样没有清算这一封建遗产。李承晚政府与美国人优先考虑政权稳定和反共产主义桥头堡的建设，那些代表旧地主阶层和官僚的两班家族，摇身一变成为韩国的名门望族、教育世家和政治世家，继续依靠自身影响力，在韩国票选制度中占据有利地位。
朝鲜战争初期，韩军的八个师中，有七个师长曾是为日本效力的伪军，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旧势力的延续。
此后，尽管韩国历任政府都宣称要进行改革，但两班制度的本质从未改变，只是将古代以科举为核心的体制，换成了现代的升学制度和司法考试。
韩国法律多沿用汉字书写，普通民众难以读懂，而这些考试的运作，高度依赖家庭资源的投入和人脉网络，让未被清算的地主阶层和财阀家庭得以继续掌控社会资源、呼风唤雨。
说到底，韩国网络上引起巨大反响的“汤匙阶层论”，并不是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对现实中依旧存在的两班制的口语化表达。
它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是韩国未被清算的封建遗产。
现代韩国与朝鲜王朝的区别，只在于形式不同：过去，这套体系依靠科举和荫叙运行；现在，依靠的是首尔江南区的人脉、司法考试资格和大型财团的入场券。
而朝鲜王朝留下的宗族、门第和血缘观念，在现代韩国社会中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两班贵族们不再穿着朝服，而是穿着西装，活跃在法院、公司董事会和政坛上。
从这个角度看，韩剧里那些反复出现的老套剧本，本身就是一种无力的表现。它们看似在揭露社会黑暗，实则没有真正挑战两班制代表的阶层固化，反而在无意中为其辩护——努力无用、挣扎徒劳，世界本就如此。
这种影视套路越成熟、越工业化，就越说明一个事实：韩国社会并没有真正走出封建遗产的阴影，只是学会了用更“鸵鸟”的方式，接受这份无法摆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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