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中旬，武汉的一个军用机场里，发生了一桩让人既觉得不可思议，又捏着一把汗的怪事。
在那光秃秃的停机坪外围，两名负责看守飞机的年轻哨兵，硬是把一个穿着便服的中年男人给拦住了。
现场火药味十足，稍微擦点火星就能炸。
那个中年人急得脸上全是汗珠子，扯着嗓子冲哨兵吼道：“我是杨成武！
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这架飞机我们现在就要征用！”
俩小战士斜着眼把他扫了一遍，压根就不信这套。
手里的枪握得更紧了，脚下跟生了根似的，半步不退：“别管你是哪路神仙，没见着我们首长的手令，这飞机谁也别想碰。”
杨成武心里那个急啊，试着往里硬闯，结果对面直接把枪栓给拉开了，咔嚓一声响。
堂堂全军的高层指挥官，手里攥着海陆空的调动大权，结果在自家的地盘上，让两个大头兵给逼得走投无路。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真正让人心惊肉跳的是，再过几分钟，毛主席的车队就要开进来了。
要是这时候飞机还没发动，屁股后面追着的那帮“百万雄师”一旦杀到，那后果简直不敢想，天都要塌下来。
这大概是杨成武当兵这大半辈子，碰上的最棘手的一道算术题。
这事儿的起因，还得从几天前北京的一次“闲磕牙”说起。
那是7月初，北京热得跟蒸笼似的。
刚开完一个会，毛主席冷不丁地笑着跟周总理那几个人提了一嘴：“要是有机会，我还是想去武汉转转。”
这句话一落地，屋里坐着的人心跳都漏了半拍。
当时候是个什么光景，明白人都门儿清。
南方那边的群众运动闹得正凶，社会治安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管治安的领导当时就急了，苦口婆心地劝：“主席，咱这行程是不是往后拖一拖？”
能不能拖？
按说为了安全起见，那是必须能拖。
可在这个节骨眼上，毛主席心里的那本账，算的不是安全，是政治。
这事儿没法拖。
他这趟去武汉，既不是为了看风景，也不是为了躲暑气。
当时王力、谢富治这帮人在武汉盯着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猛批，毛主席觉得这里头有误会，必须得亲自跑一趟，给陈再道撑个腰。
出发之前，他还特意给总理交了底：“武汉那边情况乱，我这次去，就是要保住陈再道。”
这就是典型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为了把军队稳住，把那一带的局势压住，这个险，必须得冒。
既然是非去不可，那谁来保驾护航？
主席直接点了杨成武的名：“让杨成武跟我一块走，我的安全归他管。”
这道军令状一立，杨成武肩膀上的担子，比指挥千军万马打仗还要沉。
为了这趟南下，杨成武把脑汁都绞尽了。
火车备了三列，前面一列探路，后面一列压阵。
为了防备万一，他还跟海军、空军那边打好了招呼，护卫舰和飞机随时待命，准备应急。
这套方案，可以说是把天上地下水里都算计到了。
杨成武觉得自己这回算是做得滴水不漏，哪怕是国民党特务来搞破坏，也能全身而退。
可他千算万算，漏算了一样——这次的“对手”，不是特务，而是热情过了头的群众。
7月14日晚上，专列开进了武汉。
麻烦从落脚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东湖宾馆突然停电，屋里热得没法待，主席一行人就到院子里透透气。
结果因为是大夏天，穿得随便，也没带警卫，不到十分钟，就被当地的老百姓给认出来了。
这下可好，消息跟长了翅膀似的，眨眼功夫传遍了整个武汉三镇。
要是光是群众来欢迎那还好办，最坑人的是那两个“猪队友”——王力和谢富治。
这两个人到了武汉，完全把主席“保陈再道”的初衷抛到了脑后，反倒是到处煽风点火，公开给造反派站台，把当地那个叫“百万雄师”的群众组织批得一无是处。
这一折腾，算是彻底捅了马蜂窝。
到了7月20日，憋了一肚子火的“百万雄师”群众，还有一部分解放军战士，浩浩荡荡地冲进了东湖宾馆，非要找王力、谢富治讨个说法不可。
整个宾馆被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人声鼎沸，那阵仗吓人得很。
这会儿，局势已经彻底乱套了。
杨成武看着外面那人山人海，心里那个急啊。
人多手杂，谁敢打包票这里面没混进敌特分子？
谁敢说没人会趁乱打黑枪？
必须得走，立刻马上。
可怎么走？
这成了个让人头秃的大难题。
杨成武之前的预案全是针对常规威胁搞的——火车、轮船、汽车。
可现在宾馆被堵死了，火车站又在市区，去的路上全是人；坐船走长江？
那速度跟蜗牛爬似的，目标太大，简直是活靶子。
剩下的路只有一条：上天。
但是，这条路有个大忌讳。
杨成武一开始压根没敢往这方面想。
可形势逼人强。
听完杨成武的紧急汇报，毛主席在心里盘算了好几遍，终于打破了自己守了11年的老规矩，拍板道：联系飞机，飞回北京。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主席眼里，当时地面上的危险系数，已经远远盖过了天上的风险。
命令一下，杨成武脑子飞转，搞出了两套方案。
方案A：调专机过来。
这是老套路，舒服，大家都熟。
方案B：直接借用武汉空军的现役飞机。
这又是一道单选题。
按常理说，领导人出门肯定得坐专机。
可毛主席扫了一眼计划，立马做出了一个反常规的决定：“专机风险大，咱们坐武汉空军的飞机。”
这背后的门道深着呢。
调专机动静太大，容易被有心人盯上。
直接征用当地的军用飞机，那是临时起意，谁也猜不到，保密性那是杠杠的。
于是乎，就上演了开头那一幕。
杨成武带着人，护着主席从东湖宾馆的后门溜出来，一路风驰电掣直奔空军机场。
因为走得太匆忙，杨成武穿的是便衣，行李、证件全拉在另一辆车上了。
冲到飞机跟前，碰上那两个认死理的哨兵，这位代总参谋长是一点辙都没有。
你说你是杨成武？
我还说我是彭大将军呢！
没有首长的亲笔手令，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在外面候着。
这其实说明当时的部队纪律性那是真强，但也差点把人给急死。
杨成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打又不能打，解释人家又不听。
就在两边顶牛，杨成武准备豁出命硬闯的时候，救星来了。
毛主席的专车缓缓开进了停机坪。
两个小战士一看来的人是毛主席，当时就傻眼了，紧接着啪地就是一个立正敬礼。
这张脸，那是全中国最好使的通行证。
误会解开了，大伙儿赶紧登机。
飞机升空之后，并没有直飞北京。
毛主席在天上又来了一手：先去上海。
这也是一步暗棋。
从武汉直飞北京，路线太容易被人猜到。
绕个弯去上海，既能避开路上可能碰到的坏天气或者人为干扰，还能顺道看看华东那边的形势咋样。
杨成武自然是二话不说，飞机掉头往东，先落上海，最后才平平安安转回了北京。
这一路折腾下来，真叫一个步步惊心。
回到北京家里，杨成武那颗悬在嗓子眼的心才算是落回了肚子里。
后来跟家里人提起这段往事，他还是心有余悸，后背发凉。
要是从决策学的角度来复盘这次“武汉惊魂”，你会发现全是反着来的路数：
明知道乱还要去，那是为了解决更大的政治隐患；
打破11年的禁飞老规矩，那是拿战术风险去换战略风险；
放着专机不坐坐军机，那是把反侦察玩到了极致。
每一次选择，都不是瞎撞大运，而是基于对局势的精准算计。
杨成武作为具体的操盘手，在那几天里，可以说是把这辈子的担惊受怕都给透支了。
他不仅得有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更得在那样的乱局里，跟得上主席那种天马行空又极具前瞻性的思维拍子。
这次南巡，虽说是险象环生，但也再一次印证了那个硬道理：
在真正的危机面前，最稳妥的方案，往往是那个看起来胆子最大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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