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

地点: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的心脏。

全城的目光都聚焦在一场盛大的婚礼上。

新娘的背景显赫,她是阿根廷政坛大腕劳尔·阿方辛的亲妹妹。

谁也没想到,仅仅五年之后,这位大舅哥就坐上了阿根廷总统的宝座。

站在新娘身边的男人,是一张东方面孔,年纪五十二岁。

他叫程立人。

此时此刻,这个名字下面压着阿根廷整整60万亩的土地。

这60万亩地是个什么规模?

换算下来足足400平方公里,比国内许多县城的辖区还要辽阔。

在当地,他是响当当的农业大亨,在华人圈子里,更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

可要是把日历往前翻27年,回到那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你要是说这个男人日后能富可敌国,恐怕没人会信,甚至没人觉得他能活过那个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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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的程立人,只是志愿军第60军180师名册上消失的一个名字,是济州岛战俘营里穿着单衣、冻得上下牙打架的囚徒。

从阶下囚到南美巨富,程立人这辈子看起来像是中了彩票头奖,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

可当你把他人生那几个要命的岔路口掰开来看,你会发现,所谓的运气根本站不住脚。

支撑他走到最后的,是近乎冷酷的理智,以及对局势可怕的算计。

时间来到1951年5月,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打响。

志愿军第60军180师因为上面的指挥出了岔子,一头撞进了美军的包围圈。

那场仗,真的是惨烈到了极点。

部队被打散了,子弹打光了,干粮也没了,混乱中,大批战士落入敌手。

程立人也没能跑掉。

进了战俘营,绝大部分人脑子里想的只有两件事:怎么别饿死,怎么别被打死。

可程立人琢磨的第一件事,是给自己找个位置。

他和周围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战友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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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底子厚,1926年出生在贵州思南的一个大户人家,1945年就考进了成都的一所大学攻读西语系。

他不光英语溜,法语也通,甚至还顺带着学过西班牙语。

放在那个年头,这就是顶尖的高级知识分子。

美军那边也不傻,很快就嗅出了他那口流利的英语,直接把他拎出来当翻译,帮着管理战俘。

这活儿,看着轻巧,其实烫手得很。

在战俘营那种你死我活的氛围里,干翻译稍微不注意,就会被自己人骂成“汉奸”、“走狗”。

要是两头受气,要么被美军整治,要么被战友孤立,搞不好还得挨黑砖。

程立人是怎么干的?

他把这个烫手山芋变成了一根“救命稻草”。

面对美军,他不卑不亢;转过头来,他利用语言优势,拼了命地给战友们磨嘴皮子,讨要食物和药品。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只有保住大伙的命,他这个“翻译”才有存在的价值,才能在夹缝里求得一线生机。

这种在绝境中迅速找到自己生态位的本事,成了他后来一辈子的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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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停战协议签字墨迹未干。

战俘们迎来了命运的大考。

摆在程立人面前的路,看起来有三条。

头一条:回大陆。

这是感情上的首选,爹娘在,家在那儿,落叶归根是本能。

第二条:去台湾。

那会儿有1.4万名志愿军战俘选择了这条路,是当时的大趋势。

换个普通人,估计就在这两头纠结得睡不着觉了。

可程立人心里那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回老家?

虽然顶着志愿军的名头,但被俘这事儿在当时就是个甩不掉的政治包袱。

更何况,他入朝前还在国民党川军95军当过翻译官,虽说后来随部队起义变成了解放军,但这层“旧军官”的底色,回去之后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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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台湾?

那边虽说有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但他1949年就起义了,去台湾不仅违背初心,在那个特务横行、处处抓“匪谍”的地方,他这种起义过又被俘的人,日子能好过到哪去?

这两条路,看着是路,其实都是死胡同。

于是,程立人咬咬牙,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决定:走第三条路——去中立国。

他申请去印度。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简直是疯了。

印度那地方,人生地不熟,热得要命,谁知道以后是个什么光景。

但在程立人眼里,这是唯一的“生门”。

理由很简单:印度讲英语。

他在大学死磕的英语专业,在战俘营里练出来的口语,到了那儿能无缝对接。

哪怕两手空空,只要嘴巴能说话,就能活下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步棋,走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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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德里,虽说一开始落魄到在街边摆地摊卖丝绸,可靠着语言通畅和娘胎里带出来的生意头脑,他很快就摸透了印度人的脾气。

没几年功夫,地摊变成了铺面,生意越做越红火。

要是就在印度安安稳稳过一辈子,程立人充其量也就是个富家翁。

可他人生中最漂亮的一次“借力打力”,发生在他决定离开印度的那一刻。

在印度的生意做大后,风声传到了程立人耳朵里: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经济正在起飞,遍地黄金。

一般的生意人听到这话,顶多心里痒痒。

毕竟从印度到南美,隔着半个地球,语言不通,习俗不懂,谁敢拿身家性命去赌?

偏偏这时候,程立人又翻出了他那张泛黄的大学成绩单——除了英法双语,他当年还学过西班牙语。

巧了,阿根廷讲的就是西班牙语。

当年在成都校园里为了赶时髦学的冷门外语,隔了几十年,竟然成了他手里最硬的一张王牌。

他二话不说,变卖了印度的家产,带着钱和货,登上了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轮船。

到了阿根廷,他没急着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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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是去码头干苦力,把自己混进当地社会,一点点积累人脉。

没过多久,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阿根廷人对红宝石这类的珠宝情有独钟,可本地没货源,价格被炒上了天。

他的上一站是哪儿?

是印度。

印度恰恰就是红宝石的老窝。

一条完美的商业闭环瞬间在他脑子里合上了。

他动用在印度攒下的进货渠道,把那边廉价的红宝石倒腾到阿根廷。

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他的珠宝店一下子就火了。

这一手漂亮的“跨国套利”,让他迅速赚到了第一桶金。

手里有了大钱,程立人没在珠宝行的暴利里迷失方向,反倒把眼光盯上了泥土。

这也是他最老辣的一笔买卖。

他看准了阿根廷“世界粮仓”的底子,开始疯狂吃进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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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手握60万亩地,种小麦、种玉米,漫山遍野都是他的牛羊。

珠宝生意得看时尚风向,今天流行明天可能就过气,但土地是实打实的恒产。

事业做到顶峰,他开始在阿根廷上流社会崭露头角,最后娶了劳尔·阿方辛的妹妹。

这门亲事,不光是承认了他的财富地位,更让他彻底在这个异国他乡扎下了根。

1986年,离家37年后,程立人终于回到了贵州思南许家坝。

看着家乡那些破旧的路桥,他毫不犹豫地掏钱,修路、架桥、盖学校。

那个当年在乌江边苦读的少年,那个在朝鲜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俘,那个在印度街头练摊的小贩,终于用一种最体面的方式,跟自己的过去握手言和。

回过头来看程立人这辈子,你会发现哪有什么“传奇”,全是一次次精准到毫厘的局势判断。

在战俘营,他用英语换生存空间;停战了,他躲开政治漩涡选了印度;在印度,他仗着西班牙语杀向阿根廷;到了阿根廷,他用印度的资源做珠宝,再用珠宝赚的钱买地皮。

很多人觉得读书是为了应付考试,为了那是那张纸。

可对程立人来说,他在成都那所大学里背下的每一个单词,都在后来的人生死局里,变成了救命的绳索,成了登天的梯子。

这就是知识变现最狠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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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它不显山不露水,可真到了要命的关头,它能让你在所有人都觉得没路走的时候,硬生生踩出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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