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沟里的那一声啼哭

1943年的冬天,太行山的风像刀子一样。

我娘后来常说,那年腊月,山沟里的石头都冻裂了,半夜能听见“咔嚓咔嚓”的响声,像是山在哭。

腊月二十三,小年。

那天后晌,我娘的肚子开始疼。她一个人躲在山洞里,身边只有我姥姥。山洞外头,风卷着雪末子往里头灌,洞里冷得跟冰窖似的。我姥姥把自个儿的破棉袄脱下来,挡在洞口,冻得直哆嗦,也不敢挪地方。

我娘疼了整整一夜。

她不敢大声喊。山底下就有鬼子的炮楼,要是被听见了,不光她活不成,连村里人都得跟着遭殃。她把拳头塞进嘴里,咬得骨头咯嘣响,血顺着指缝往下滴。

第二天清早,孩子生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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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小子,哭声跟小猫似的,细细弱弱。我姥姥把孩子抱起来,凑到我娘跟前:“妮儿,你看看……”

我娘没看。

她闭着眼睛,脸白得跟洞口的雪一样,嘴唇咬得稀烂。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睁开眼,伸手把孩子接过来。

就那么看了一眼。

就一眼。

然后她猛地坐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孩子朝山沟底下甩了出去。

哭声戛然而止。

我姥姥愣住了,身子一软,瘫坐在地上,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她想喊什么,喉咙里却像堵了棉花,一个字也喊不出来。

我娘直挺挺地躺回去,眼睛盯着洞顶的石头,一眨不眨。过了好久,她才说了一句话:

“娘,就算遭报应,我也不能要他。他是日本人的种。”

那一年,我娘十九岁。

两年前,她还是一门亲事刚说定的姑娘。

我姥爷在村里算是个老实人,种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紧巴,但总算能糊口。我娘十七岁那年,有人给说了门亲事,是邻村一个后生,人长得周正,干活也利索。两家见了面,我娘偷偷瞥了一眼,脸红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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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给自己攒嫁妆。绣花枕头、鞋垫子、被面,一针一线,全是夜里就着油灯缝的。她跟我姥姥说,等嫁过去了,要好好过日子,生几个娃,把院子收拾得利利索索的。

这些话,后来再也没人提过。

1941年夏天,鬼子进了村。

那天天热得邪乎,我娘正在院子里筛粮,忽然听见村口有人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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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扔下簸箕就往屋里跑,还没跑两步,大门就被踹开了。

两个日本兵冲进来,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到院子里。我姥爷冲上去想拦,被一枪托砸在脑门上,当场就昏了过去。我姥姥抱着他的腿哭,被一脚踹开。

我娘被拖进了一间屋子。

后来的事,她从不跟人细说。只说过一句:“那天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路的,两条腿不是自个儿的。”

她被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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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年轻女人,那天被抓走了七八个。她们被送到一个地方,那地方后来有个名字,叫“慰安所”。

我娘在那里待了两年多。

那两年,她学会了一件事:活着。

每天都有不同的男人进来。白天干活,晚上受罪,分不清哪天是哪天。有时候她真想死了算了,可一想到我姥爷我姥姥,她又咬着牙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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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挨过无数次打,被打断过肋骨,被打掉过牙齿。有一回,一个当官的嫌她“不听话”,叫人把她按在地上,用皮靴踩她的脸,踩得满脸是血。她愣是一声没吭,就那么瞪着那人,瞪得那人心里发毛,最后骂骂咧咧地走了。

后来,她怀孕了。

第一个孩子,是她自己弄掉的。

她听人说,累狠了就能把孩子累掉。她就拼命干活,别人扛一袋粮,她扛两袋;别人歇着,她不歇。晚上回屋,她故意往墙上撞肚子,撞得青一块紫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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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多月的时候,孩子没了。

流了三天三夜的血,她差点没挺过来。可她还是挺过来了。她说:“那时候就想,我还没见着我爹我娘呢,不能死。”

1943年夏天,她发现自己又怀上了。

这一次,她换了个法子:跑。

那阵子,附近山里老有枪声,鬼子的人手紧了,看守也松了。她早就偷偷看好了一条路——哪段墙矮,什么时候换岗,翻过去之后往哪边走能进山,她心里都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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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里,趁乱,她跑了。

跑了一整夜,翻了两道山梁,摔了无数跤,天快亮的时候,她看见了村口那棵老槐树。

我姥爷先看见她的。老人家愣在那儿,半天没动弹,然后猛地跑过来,一把抱住她,老泪纵横。我姥姥跌跌撞撞地跑出来,摸着她的脸,摸了又摸,嘴里念叨:“真是你?真是你?”

三个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可哭完了,问题来了:她的肚子已经显怀了。

在那个年头,一个没出嫁的姑娘怀了孩子,是天大的丑事。更何况,这孩子的爹是鬼子。

我姥爷抽了半宿的烟,最后说:“进山吧。”

我姥姥收拾了点粮食和铺盖,带着我娘躲进了山里的一个山洞。我姥爷隔几天送一回吃的,不敢多去,怕被人盯上。

在山洞里,我娘又熬了几个月。

那几个月,她没说过一句话。白天就坐着发呆,看洞口的树影一点一点挪;晚上就躺着,眼睛瞪着黑暗,不知道在想什么。

直到那个腊月二十三。

直到那一声啼哭。

直到她把孩子甩出去。

后来呢?

后来,我娘回了村。

她再也没嫁人,直到三十多岁上,才有一个男人不嫌弃她,把她娶进了门。她不能生了,就抱养了两个孩子,一个是我大哥,一个是我。

我娘这辈子,话不多。

小时候我问她:“娘,人家都有亲娘,我为啥是抱来的?”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摸了摸我的头,走开了。

后来我再没问过。

我娘老了以后,开始有人来找她。有记者,有学者,还有拍电影的。他们问我娘当年的事,问那个慰安所,问那些日本兵,问那个被甩下山沟的孩子。

我娘不爱说。

可有时候,她又愿意说。

对着镜头,她一字一句地讲,讲那些年的事,讲那些年的苦。讲到难受的地方,她就停下来,抿着嘴,过一会儿再接着讲。

她说过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娃啊,你们得把家门看好了,别再让人说来就来,说糟蹋就糟蹋。”

2018年7月24日,我娘走了。

享年96岁。

走之前那几年,她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清醒。糊涂的时候,连我都认不出来。可清醒的时候,她老念叨一句话:“还没等来那句话呢。”

什么话?

道歉。

日本人欠她的那句道歉。

她没等来。

我娘走的那天,天热得出奇,跟1941年夏天鬼子进村那天一样热。

我守在她床前,看着她一点一点没了气息。最后那一刻,她忽然睁开眼,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

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握着她的手,那双手干枯得像老树皮,指节变形,全是年轻时留下的伤。我想起她这辈子,从十九岁那年夏天开始,就没再过过一天舒坦日子。

可她还是活到了九十六。

她说,得活着,活着才能等那句道歉。

可到头来,还是没等到。

出殡那天,村里人都来了。老人们说,曹黑毛这辈子不容易,受了大罪了。年轻的不太清楚那些事,只知道这老太太是个“慰安妇”,受过苦。

我跪在灵前,烧着纸钱,忽然想起那年她跟我说的话。

她说,1943年冬天,她甩出去的那个孩子,哭声细细弱弱的,像小猫叫。就那么一声,然后什么也没有了。

她说,那声音她一辈子忘不掉。

她说,有时候做梦,还能听见。

我说:“娘,那孩子要是活着,现在也该七十多了。”

她没接话,只是看着远处,看了好久。

现在我娘也走了。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见到那个孩子。如果见到了,她会说什么?那个孩子会认她吗?

这些事,没人知道。

我只知道,1943年冬天,太行山里有一个女人,在山沟里生下了一个孩子,又亲手把他甩进了山沟。

那声啼哭,很短。

可它在我娘心里,响了一辈子。

也在我心里,响到现在。

后记:

曹黑毛老人是山西盂县千口村人,1922年出生,2018年去世。1941年被日军掳作慰安妇,受尽摧残。晚年赴日诉讼,未获道歉。她生前说:“娃娃们要努力,让国家强大,把家门看好了,不能再让敌人说来就来。”

本文根据她的真实经历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