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手机刷到一个直播间，陕北土墙根底下，一个素面朝天的女人对着镜头唱《走西口》。 声音透亮，带着黄土坡的风沙味儿。 评论区有人敲字：“这不当年那个花120万上《星光大道》的崔苗吗？ ”我愣了一下，盯着屏幕里那个笑得坦荡的女人。 120万，在2009年够在北京买套小房子，她却全砸进了一个电视选秀，最后只换来全国八强的名次，和一身40万的外债。 十几年过去了，债还完了吗？ 人还在唱吗？
时间得拽回2009年。 那时候《星光大道》火得一塌糊涂，阿宝、凤凰传奇都是从那儿出来的。 陕北那片黄土地上的草根歌手，做梦都想站上那个圆圆的舞台。 崔苗也是其中一个。 这姑娘命苦，家里兄弟姐妹多，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 可她的嗓子是被山风喂大的，一开口能把你魂儿勾到黄土高坡上。
她爹疼她，把家里犁地的那头驴卖了，凑了1350块钱，送她进清涧县剧团学戏。 那头驴是家里的命根子，她爹硬是咬牙牵去了牲口市。 剧团里她个子小，长得也不出挑，只能演丑角，一个月挣150块。 她就天天在后院，扯着嗓子练民歌。 心里揣着那个梦，啥苦都能咽下去。
后来她跑到西安讨生活，端过盘子，最后当了白酒推销员。 老板留她图啥？ 就图她那口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 客人喝她的酒，她就唱《三十里铺》，唱得那些走南闯北的汉子眼眶发红，酒也卖得顺溜。 2005年夏天，她在路边摊唱卡拉OK，一个老太太听完，拉着她的手说：“姑娘，你这嗓子，该去北京闯《星光大道》。 ”
就这么一句话，成了她心里的火苗子，扑不灭的那种。 她真去了北京。 一个好心人给了她一张火车票和500块钱，她揣着就奔栏目组报名处。 结果连门都没摸着，在北京街头转悠了几天，花光了钱，灰溜溜地回了陕北。 这回失败没让她死心，反而更魔怔了。
她到处拜师，跑西安音乐学院想求学，人家看她没底子，没收。 正走投无路呢，榆林文工团的张胜宝瞧上了她的倔劲儿，开始帮她攒人脉，拉关系。 2009年7月，电话来了，通知她参加周赛。 崔苗在电话里应着声，挂了电话，手都在抖。 圆梦的价码，那时候她还不知道有多沉。
为了上这节目，她下了血本。 她觉得要展现最地道的陕北味儿，不能光自己一个人唱。 她拉了57个人的亲友团进京助阵，有亲戚，有老乡，有腰鼓队。 这57个人，吃喝拉撒住店，光机票住宿就干进去20多万。 演出服，她不做那种糊弄事的。
一针一线全是陕北老绣娘的工，几十套行头花了8万块。 连台上那头假毛驴道具，都专门定制，花了1万。 清涧县政府看好她，想着借这机会推推本地的红枣和石板，前前后后赞助了25万。 可这点钱扔进去，连个响儿都没听见。
家里头早被掏空了。 她爹妈把种枣树的地卖了，把家里剩下的那头骡子也牵去了牲口市。 亲戚们，这家三千，那家五千，能借的都借了个遍。 从2009年7月到12月，她为了比赛，往返北京四趟。 前前后后砸进去120万。 后来她自己算账，政府和企业赞助了大概80万。
剩下的40万，全是她个人背的债。 那时候她想得很简单，只要拿了名次，奖金和演出机会一来，债就能还上。 周赛她唱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嗓子吼出来，全场掌声雷动，拿了周冠军。 月赛她又卫冕成功。
消息传回陕北，整个村都炸了锅。 她爹见人就发烟，脸上笑开了花，逢人就说：“我家妮子要上春晚啦！ ”村里人都觉得，老崔家要出个大明星了。 可老天爷偏偏在这时候翻了脸。 10进8的淘汰赛前，她突然发高烧，嗓子肿得说不出话。
她一边在医院打吊瓶，一边心里惦记着排练，急得直掉眼泪。 就在这个时候，老家打来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吞吞吐吐，最后才告诉她，她妈心脏病走了。 家人怕影响她比赛，硬是把丧事都办完了，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她。
崔苗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她顶着高烧，揣着丧母的痛，站上了舞台。 那天她唱的是《东方红》，声音里头那股子悲凉和坚韧，电视机前好多人都听出来了。 她拼尽了全力，但最后还是止步全国八强。 八强，没有奖金，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商演邀请。
120万扔进水里，连个像样的水花都没砸出来。 梦想在那一刻，碎得干干净净。 比赛结束后，她在舞台上掏出了一张纸。 那是一张借款单，足足有1.7米长。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和金额，红的指印一个挨着一个。
她红着眼睛，对着镜头诉苦，说为了比赛花了120万，背了40万的债。 这一下，舆论彻底炸了锅。 有人说她是被梦想冲昏了头的傻子，为了上个电视倾家荡产。 有人说她输不起，比赛完了就爆内幕，不地道。
更现实的是，那些借给她钱的亲戚，看见她开始绕着走。 她在村里，从“骄傲”变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话。 “看，那就是花一百多万上电视，最后啥也没捞着的崔苗。 ”梦想碎了，但债还在，一分都不会少。
她没跑，也没躲。 回到陕北，她花80块钱买了辆二手自行车。 骑上它，开始跑方圆百里的红白喜事。 谁家娶媳妇，谁家老人过寿，只要给钱，她就去唱。 陕北的冬天，零下十几度，寒风像刀子。
她穿着单薄的演出服，站在农家院子里唱。 手指冻得发僵，攥不住话筒，她就使劲搓搓手，接着唱。 唱完了，主家递过来50块钱，她贴身揣好，心里盘算着又能还掉一点利息。 嗓子唱哑了，她就含块冰糖。
人累得实在撑不住，就歇一天，第二天接着骑上车出去找活儿。 商演的价格，从最初的几千块，掉到几百块，最后掉到几十块。 她不挑，有活儿就接。 有一次，为了赶两场相隔很远的演出，她在火车上站了一宿。
挣来的钱，刨去路费和吃饭，还剩不到200块。 2010年，有媒体采访她，她公开说，《星光大道》需要花钱运作，普通选手很难有公平的机会。 节目组很快出面否认。 她的处境变得更难了，商演邀请变得更少，她成了“烫手山芋”，没人敢接。
转机出现在短视频时代。 2018年，有人帮她注册了账号。 她花了300块，买了部二手智能手机。 就在自家门口的土墙根底下，她开了直播。 不化妆，不打光，就原生态地唱陕北民歌。 家里信号差，拍好的视频传不上去。
她就骑上电动车，跑到镇上的网吧门口，蹭着WiFi把视频传上去。 直播间刚开始，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有时候甚至只有一两个。 但她天天准时开播，雷打不动。 有人点《走西口》，有人点《黄土高坡》。
屏幕里飘过十块、二十块的打赏，她一笔一笔都记下来。 这些钱，她舍不得花，全都攒着，凑成一个整数，就去还一笔债。 这债一还就是十几年。 从2009年到2022年，整整十三年。
2022年冬天，她终于还清了最后一笔钱。 那天晚上直播，她对着镜头，又哭又笑，话都说不利索。 积压了十几年的石头，总算从心里搬走了。 她不用再每天一睁眼，就想着欠了谁的钱，利息又涨了多少。
现在39岁的崔苗，生活简单得就像陕北的黄土一样朴实。 每天早上起来，先扫院子，然后熬一锅小米粥，就着咸菜当早饭。 上午九点，她准时打开直播，一唱就是四个小时。 直播间里都是老熟人，有人听歌，有人聊天，有人买她带的家乡红枣和小米。
她没当成电视里的大明星，也没能去成春晚。 但靠着那副被黄土坡喂出来的好嗓子，她把40万外债，一分一分，足足填了十三年。 当年的演出服早就旧了，但歌声还是那么亮。 有粉丝问她，后不后悔当年砸那120万？
她对着镜头笑了笑，说：“咱陕北人，认死理。 唱歌这回事，就像地里的麦子，春种秋收，急不得。 ”风是听众，羊是观众，窑洞前的那一小块地，就是她现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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