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千里马”到“牛马”：我们如何想象一匹马？|动物|千里马|宇宙|楚王|窦宪|马援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卢灿秋记者徐鲁青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按照惯例，在某一生肖年发出的拜年祝福，总要说些含有这一生肖字的吉祥话。在马年，可能会说，祝你马到成功，祝你一马当先。

人们喜欢将人比作动物，借道德化的动物习性对人进行价值评判。很容易发现，相比鼠、猪等动物，马被赋予的意义大多都是正向的。

稳固在文化基因里的“成”语来自古老的文化定义者们的生活经验，而漂流在当下的人们口中的“马”，却更多变成了“牛马”这样指向劳动损耗，略含自我贬损意味的词。马所关联的意义宇宙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变化？

梳理马在人类社会中的功能变迁，可以发现，在相关比喻与象征中，人对马如何想象，其实是人对自身所处位置如何辨认与理解。

在流传千年的伯乐相马故事中，那匹吃力拉车、骨瘦如柴的马的嘶鸣让人心碎。人们借以形容才华未被发现、被迫从事与自身价值不匹配的工作的情形。幸得伯乐辨识，这匹千里马后来同楚王驰骋沙场，立下汗马功劳——“千里马”常被用于比喻才能杰出的人；而“汗马功劳”原意指骑马作战，马因奔跑而出汗，后形容在战斗、工作或其他领域中做出的努力与贡献。二者皆为以马喻人的例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马大多具有好的品格或与积极意义相关。马被想象为速度快，怀高才，耐劳，有大志，象征一种期待的人才模样。同时，马也是财富、权力与国家实力的象征。“古道西风瘦马”被视作凄景，马肥、马壮则意味粮食充足，民安国强。马车数量曾用于区隔身份，如《周礼》记载，在彼时规制里，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庶人只能驾一。经典故事中，马也总是与英雄相关联。在《后汉书》里，大将军窦宪封狼居胥，燕然勒功，身后是“精骑万余”。三国故事中，力量超群的赤兔马相继伴随了吕布与关羽，在“过五关斩六将”等情节里发挥重要作用，最终还因随主人而死获得忠义之名。

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2023）画面。近年来，“男人与马”成为对聚焦男性英雄主义、战争、权力斗争等主题的叙事套路的戏谑。

马被赋予如此意涵，与马在中国古代主要政权中心是一种重要战略物资有关。《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一书指出，战马可以将军队送到遥远的地方，由此建立强大的帝国；驿马可以联系偏远城镇与首都，便于中央政府收集与传递信息。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因为草料欠佳、养马知识匮乏与训马条件不足等原因，中国中原地区都很难培养出好的马匹资源，这让中原朝廷高度重视来自域外的马匹，需与草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

马如此重要又难得，使得皇帝总是追求好马。这种政治上的追求，也影响了跟马有关的文化艺术生产。《马匹与文明的缔造》里讲了几个跟“塑造理想之马”有关的故事。东汉一个名为马援的将军，为了提高朝廷种马场的马匹质量，向汉光武帝献上了一份独特的奏折——一尊铜马，并呈上诸多溢美之词。同时代的一件出土文物“马踏飞燕”让人看见这位将军心中的理想之马，同时也是中原帝王对马的要求：胸肌和臀部浑圆有力，背部与腹部线条笔直，四肢修长，动态给人以飞翔之感。

在马文化盛行的唐代，宫廷画家韩干在描绘唐玄宗坐骑“照夜白”时，强调其身部的圆润线条，刻画耳朵竖起、眼睛明亮等细节，《照夜白图》成为后世许多画家画马的范本。作者提到，画家们从事此类超越“形似”的创作，带有的一个世俗动机是，一旦笔下那匹马进入皇家马厩，画师就会得到一笔丰厚的报酬。

可以看出，理想之马是之于谁的理想，好马的“好”是于何的“好”。在调动与马有关的赞美之词时，瘦弱的、跑得不快的、没有毅力的马并不进入这个意义宇宙。或许这套马所关联的文化内涵，是一种主流的、具有某种中心主义色彩的意义赋予与价值追求。毕竟，对于一些生活在马群之中的人们来说，马与仕途没有关系，它将代表另外一套语法。

牛马，旷野马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近代军事体系与交通通信方式的转变，马从帝王的家国扩张与守卫版图中撤离，被拉至田间地头，或粗糙的工地。当马不再决定战争胜负，也不再决定信息传递速度，它在象征系统中的位置发生变动，其所承载的道德光环随之褪色。

马以力量、耐力与对复杂地形的适应性，被持续投入到耕作、运输等重复性劳动中，逐渐脱离理想、权力以及“英雄坐骑”的文化想象。在这个阶段，与马有关的书写开始关照劳动与阶级视角。在《活着》一书中，还是少爷的福贵经常让一位妓女背着他去逛街，他骑在她身上被形容为“像是骑在一匹马上”，这一比喻呈现了身体支配与权力关系。在一些具有革命色彩的文学作品里，当书中人物喊出“不愿再当牛做马”时，是表达对剥削的反抗。在这些叙述里，马与人一道被置于劳动与被使用的位置之中，人与马的命运相互缠绕。

而当人所掌握的能源与工具进一步发展，畜力逐渐被淘汰于大型生产之外。马被从生产中释放，人被更加紧密地绞进链条中。

学者阿兰·米哈尔伊在《消失的牛马》一书中，描述了在十九世纪初埃及的农村，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动物的劳动角色的过程。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扩张，精英阶层所掌握的大型庄园需要更多可重复利用的劳动力、严格的纪律、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强的工作能力，而通过家养动物已逐渐无法满足这些需求，为了弥补这一日益明显的能源缺口，大地主们，到后来乃至国家本身，都放弃了利用动物动力，转而依赖人力或机器。在一则采访中，阿兰·米哈伊尔指出，这一过程意味着，“动物的命运——被剥削、被边缘化——在某种意义上被转移到了人类身上。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劳工，逐渐承担起了原本属于动物的社会角色：他们被支配、被异化，沦为生产工具。”

这是一个具有一定适用性的社会转型解释，或者至少隐喻一种现代性进程。当无数人进入强调效率的大型机器，为了维持系统运转，付出（可能）过度的劳动，身心受到损害，自由被压缩。一些人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与过去的生产型动物相似的处境，于是自嘲“牛马”之风刮起。在这个意义上，这进一步将“马”从精英叙事中拔除，人重新定位自己。

自比千里马或是自比牛马，在人与马的关系里，核心要素是“速度”（这与“效率”紧密相连）：人速比马速慢时，人将野马猎为己用，在马背上梦想飞行；人速逐渐超过马速时，马被从生产线上放归；在当下，发现承担了过去马的角色的人感到速度过快，便开始怀念与想要退回到属于真正的马的、“从前车马慢”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