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第七天，林婉一进门，连鞋都没换，保姆一句话就把她钉在原地——“老太太的后事都办完了，骨灰已经撒进她年轻时支教的那条河。”空气像被抽干，她整个人晃了一下，仿佛有人把心脏拧了一圈。

丈夫坐在客厅最暗的角落，面前摆着一只空碗，筷子整齐地搁在碗口，像守灵的香。他没抬头，只把这几天发生的事一口气倒出来：母亲凌晨咳血，他抱着去医院，办住院、签病危、守夜、最后拔管，再到选骨灰盒、租车、独自开到那条河边撒灰。他说得平静，像在念别人的日记，可每句话都沾着消毒水和河水的味道。

林婉听傻了。她想辩解自己手机关机是因为不想吵架，想说她去周翰家只是图个清净，想说她没接到电话是因为……可话堵在喉咙，变成一句哽咽：“我以为你至少会叫我回来。”

丈夫终于抬眼，声音轻得像怕惊动谁：“我怕你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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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字，把两个人这些年的默契和误会一起砸碎。林婉忽然明白，婆婆每次给她夹菜时说的“趁热吃”，其实是替儿子道歉；丈夫深夜躲在阳台抽烟，也不是嫌她烦，而是怕自己先崩溃。

他们没抱头痛哭，只是并排坐在沙发，像两个刚下班的邻居。林婉说：“以后吵架，能不能别用冷战？我宁可你吼我。”丈夫点头，又补一句：“那你别再去别人家过夜，我怕我扛不住。”

就这样，一个失去母亲的男人和一个差点失去婚姻的女人，在凌晨三点，用剩米饭和咸菜拌了一顿夜宵。筷子碰碗沿的叮当声，成了他们重新说话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