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张爽）这个春节，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的吴芳（化名）家中格外忙碌。除了张罗过年以外，她还要为女儿3月初的婚礼做准备。虽然两家商定的彩礼是10万元，但吴芳已经打算好，在婚礼当天将这笔钱返还给女儿女婿 。“彩礼多少不重要，两个人能以诚相待，婚姻幸福就好了。”吴芳笑着对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讲述。

2月3日发布的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从2019年至今，近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已经有7次提到治理高额彩礼问题。

整治高价彩礼，实践中的乡村智慧

自2024年滨州市被确定为省级新型婚育文化建设试点以来，当地通过创新宣传载体、培育倡树典型、优化服务供给等举措，推动群众婚俗观念从“面子攀比”向“情感本质”转变，选择“婚事简办”的新人占比持续攀升。

记者从多地了解到，面对高价彩礼问题，各地没有“一刀切”，而是结合乡情民意，探索出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治理路径。

在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罗城镇，治理从修订村规民约开始。各村明确“彩礼最高不超过6万元”“宴席不超过20桌”等，并组建由老党员、乡贤组成的“婚姻劝导队”，提前上门沟通。6年前，当地桥儿湾村村民武俊耀以“零彩礼”嫁女，镇村将其事迹通过“乡村大讲堂”“好家风故事会”广泛宣传。自此，“轻彩礼、重日子”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据统计，治理以来全镇新婚家庭彩礼金额同比下降30%。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罗城镇党委书记张会明表示，如今，“零彩礼”“低彩礼”婚礼在罗城镇已不是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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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罗城镇，利用6月和12月移风易俗宣传月期间，对村民进行移风易俗宣传讲解。罗城镇人民政府 图

在贵州，黔中三地茂饶苗族的整治则源于民间自发。2025年9月，花溪、龙里、惠水三地300余名代表在花溪高坡云顶小学举行会议，发布整治方案，明确彩礼上限为12.8万元。方案发布后，每个寨子都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逐户上门开展宣传劝导工作，耐心解读整治意义、方案细则，倾听村民诉求，化解思想顾虑。作为小组的总顾问和监督人，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政协委员王昌国向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介绍，半年多时间，原本三四十万元的彩礼全面控制在12.8万元以内，不少女方家庭还会退回3万~5万元用于新人安家。

让彩礼回归“文化符号”的本质

记者了解到，部分农村地区曾有“三斤三两”（男方准备3斤3两100元人民币）、“万紫千红一片绿”（男方准备1万张5元、1000张100元、一张50元人民币）、“一动一不动”（一辆轿车和一套房子）等说法。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梅志罡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传统婚俗中的“纳彩”本为“六礼”之首，意在表达诚意、缔结婚盟的仪式性环节。整治高价彩礼，就是要让彩礼回归“文化符号”的本质。

张会明对此也深有体会，此前，彩礼少则七八万，多则十几万的情况曾让当地不少家庭陷入“娶媳妇难、筹彩礼愁”的困境，甚至引发家庭矛盾。如今，当彩礼不再成为负担，家庭经济压力大幅缓解，不用再为凑彩礼背债外出打工，夫妻和睦、家庭和谐的氛围也会越来越浓。

王昌国介绍，在贵阳农村地区，因彩礼额度减少，村里不少适婚青年重新燃起了婚恋信心，邻里之间因彩礼、酒席攀比产生的矛盾也明显减少，大家有了更多精力和资金投入到生产生活、子女教育中，乡村风气焕然一新。

长远治理需从“根”上着手

虽然局部成效初显，但彻底扭转积习非一日之功。长远治理需从“根”上着手，夯实经济基础、重建文化观念。

王昌国认为，扭转高价彩礼的难点在于传统攀比心理根深蒂固，“别人嫁女儿收30万，我家不能少”的想法很难短期消除。

梅志罡也指出，单纯靠行政限制效果有限，“你规定彩礼不超5万，他可能要求10万嫁妆加套房，形式更隐蔽。”彩礼金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极度贫困地区彩礼低，中等收入地区最高，发达地区回归理性。福建、浙江等地经济发展后，彩礼不升反降，正是例证。要让农民富起来，物质丰裕了，精神观念才会变。

文化治理同样关键。梅志罡建议，法治只能以疏导为主、惩戒为辅，重在树立边界、引导规范，更行之有效的方式还是通过城乡融合，让城市文明带动农村。比如，2023年，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开展“性别平等教育进中小学项目”提升行动；2024年，江苏省民政厅、省法院等7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婚恋教育指导大纲》，传递正面婚恋观念……这些尝试都在让传统婚俗与现代价值接轨。

春节是团圆的时刻，也是新的起点。当越来越多像吴芳这样的家庭选择将彩礼化为祝福，当“低彩礼、高幸福”的故事在乡间口口相传，当政策引导、基层智慧与人心向往形成合力，乡村婚俗回归淳朴温情便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