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8月，《中日天津条约》签订一年多后，“长崎互殴案”爆发。
当时，针对俄国觊觎朝鲜，北洋水师的四艘军舰远赴海参崴进行了一次示威巡操。回程时，因需入坞加煤，便在征得日本同意后，停泊长崎港。
结果，敏感的日本人觉得受到了羞辱。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敏感，同日本政府长期妖魔化中国密不可分。
根据权威的世界军事年鉴，北洋水师彼时位居亚洲第一，全球第八。
定远（旗舰）、镇远两艘主力舰耗资均在百万两以上，吨位7500，代表着德国造船业最先进的技术水平。
另有济远、经远、来远、致远和靖远五艘两三千吨位的巡洋舰。
再加上福州造船厂自制的军舰和鱼雷快艇，总计二十五艘战船，可谓举全国之力打造，跻身世界一流不在话下。
对向无海防观念的农耕文明来说，北洋水师的出现就是个奇迹。
最早买船的是林则徐。鸦片战争中，他向美国商人买了艘1000吨的“剑桥号”，装配三十四门大炮，把船停在珠江口当水上炮台使，连煤都省了，反正也不出海。
长毛闹事时，广西提督向荣收到上海道吴健彰送来的“孔子号”——一艘400吨的小洋轮。结果向荣觉得“孔子号”太胖了，目标大，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直接给扔了。
清军将领里，几乎找不到懂海战的。
日本的跳梁让李鸿章意识到清日必有一战，在其力争下，总理衙门策动廷议，以海关年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白银）作建设新式海军之用。
筹建之初，议者纷纭，以薛福成所论最为中肯：
中国海军应分为北洋、南洋和闽粤三大舰队，分建合操。北洋由直隶总督监管，拱卫京师门户；南洋由两江总督率领，防卫长江内外；闽粤由两广总督负责，保卫东南沿海。
同时，北洋水师的一把手为提督衔，从一品；南洋和闽粤的则为总兵衔，正二品。
一开始的规划是：四百万预算，南北各分其半，双线发展。而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继承了他岳父林则徐的高风亮节，说新式战舰所费不赀，愿将预算全部划给北洋，待彼速建成军后，再建南洋。
李鸿章自然求之不得，结果却是寤寐思服。
1886年11月的一天，清流派领袖、两朝（同治、光绪）帝师翁同龢（1830—1904）在日记中提到一件事。
奕劻在拜访奕譞时，后者嘱托前者转告翁同龢等清流：务必谅其苦衷。
奕譞说：“盖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
这句暗语的意思是：我修筑颐和园，是为了换取慈禧对发展北洋海军的支持，是为了避免咸丰逃亡承德避暑山庄的悲剧重演。
两个月前，奕譞上疏建议恢复乾隆时的“昆明湖水操”，并开设水师学堂，训练八旗子弟。
但凡去颐和园划过船的，都知道在昆明湖里练海军，“民科”程度堪比拿煤烧火箭。
不过，考虑到训练对象是八旗子弟，也可以理解。
再过三年，光绪就到了亲政的年龄，很显然慈禧并没有结束“训政”的意思。联系到她整日絮叨当年奕䜣反对重修圆明园，以至于自己现在想颐养天年都没个去处，奕譞便寄望于用一座美轮美奂的园子交换她政治上的放权，但还得打操习水军的幌子——如此百转千回，搁奕䜣那儿早就怒了：寡妇门前是非多。
挪用公款修园子的直接后果便是北洋水师每年的经费缩水到一百二十万两。
甲午海战前，军备竞赛已发展到拼速度的新纪元，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舰艇不够快，想买新近下水的英国巡洋舰，且深知非买不可，否则以慢打快，打败了无法逃避，打胜了难以追击。
结果因为没钱，被日本抢了去，成为后来把北洋舰队冲得七零八落的“吉野号”。
翁李不和，路人皆知。
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对李鸿章购买军械的请求多方掣肘，十项里仅能批准一两项，国库缺钱是他万年不变的答复。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三十年前，翁同龢他哥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坐视举兵叛清的苗沛霖仇杀了寿州的孙家泰全家。
孙家泰的弟弟是后来的光绪帝师孙家鼐（1827—1909），乃京师大学堂的创始人，官至吏部尚书。
翁同书事后遭人弹劾，咸丰下命查办。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李鸿章参与了此案，公事公办，导致翁同书被革职充军。
翁同龢从此深恨李鸿章。
一开始，从翁同龢那儿批不到钱的李鸿章还经常写信向曾国荃抱怨，后来得知与颐和园工程需款有关后便不再吭声。
丁汝昌多次提醒李鸿章，说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要求添置军舰，李鸿章无奈地回复：建议很好，但上面不采用又能如何？
在一封向慈禧汇报为颐和园采购及安装电灯的工作进展的奏折里，李鸿章啰嗦了一大堆，称：“灯具是我托一个德国教官趁休假回国特意挑选的，格外精美，乃西洋最新款式。运抵之后，我亲自做了一次详细检查，确实巧夺天工。”
又念叨了一通安装说明，看得人都快睡着了，才在结尾道出真实目的：申请一笔采买快炮的经费。
历史的转折点就此钉在1886年。
这一年，有的国家为三公消费挪用了军款；有的国家受到刺激奋起直追。仅仅八年时间，结果大相径庭。
回到长崎现场不难发现，所谓的“互殴”，偶然中隐含着必然——几个中国水兵上岸购物，一个日本警察毫无缘由地上前阻止。语言不通，水兵以为受到侮辱，扭打起来。
冲突发生后，日本要求中方限制船员登陆，丁汝昌遂下令水兵7×24小时都待在船上。
时值八月，天气闷热，到了周日，水兵们实在待不住，纷纷请假，要求外出，英国人琅威理（北洋水师副提督）也替水兵说情，总算从丁汝昌那争取到半天假期。
结果就出事了。
以规模论，所谓的“斗殴”其实是场混战——一千多日本人有组织有预谋地上街封路，看见中国水兵就砍，刀法娴熟。
即使你练过胡家刀法，扛住了刀客的袭击，也躲不过祸从天降——些喜笑颜开的日本人在沿街的楼上泼开水、扔石块，水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
当然你会问，怎么就集体发癫了？一言以蔽之：你以为你路过日本加个煤，人家觉得你跋山涉水来示威。
在李鸿章的助手、法学家伍廷芳的策划下，“长崎互殴案”打起了国际官司，最终以日方赔偿中方四万元了结。
很显然，日本并不会善罢甘休，七年后它终于等到了朝思暮想的机会。这一年(1893)，朝鲜爆发东学党运动。
东学党是个宣扬平等，号召排外的民间宗教团体，第一任教主叫崔济愚，深受信众仰戴，引起政府恐慌，结果遭到逮捕和杀害。
第二任教主崔海月锲而不舍地带领教众上访，为崔济愚喊冤，并在忠清道组织上万人的集会，一副“杀了崔济愚，自有后来人”的架势。
李熙畏葸不前，袁世凯主张剿抚并用，一面派重臣去各城镇裁汰贪官，取缔苛政，一面调集军队，造势备剿。
刚柔相济之下，东学党运动暂时陷入低潮。
然而，来年3月，全罗道农民全琫准发布《白山檄文》，提出“斥倭斥洋，尽灭权贵”的口号，宣布起义。
农民军声势浩大，在儿童节这天攻占了全罗道的首府全州，东学党也鼓噪呼应，局面逐渐失控。
袁世凯请北洋调兵，赴朝平乱。李鸿章考虑到《中日天津条约》的条款“如中方出兵，则日方也可出兵”，犹豫不决。老狐狸伊藤博文通过各种渠道暗示，希望中国代韩戡乱，日本绝无他意。
袁世凯在多方刺探后，也向李鸿章打了包票。
于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1836—1900)在李鸿章的派遣下率兵两千，开赴朝鲜。
事实上，接到照会的前一天，日本即以护送公使大鸟圭介返任为名，派四百精锐随其赴朝。
6月10日，大鸟抵达汉城，清军也到达距汉城七十公里的牙山驻防。
大军压境，起义军内部分裂，全琫准同政府议和，于6月12日退出全州。
见动乱趋于平息，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暂缓增兵，并会晤大鸟。
结果让对方给忽悠了。
大鸟说，我国政府对韩乱估计过重，才派我率兵前来。我年逾六旬，早过了惹是生非的年纪，愿和你共同约定，各自尽力，阻止两国向朝鲜增兵。
后果是，清廷不增兵了，日本兵倒像赶集似的蜂拥而至，到6月底已有陆军万人、军舰七艘集结在仁川一带，向汉城挺进。同时，日方一脸小人得志的表情，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鲜”的要求，还威胁说：我方决不撤军，要是清廷不同意共理朝政，日本将独力进行。
李鸿章交涉了一番，发现日本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转而求助列强调停。然而，身处一线的袁世凯却已看出：再怎么调，日本也不会停了。于是，他致电驻守牙山的叶志超，希望其散播将进军汉城的风声，这样自己对日交涉时也有所倚恃。
无奈叶志超怕刺激日本人，并不响应。
其实，武力控制朝鲜是日本的既定国策，蓄谋已久，非口舌所能争。袁世凯一再提醒李鸿章势态已发展到实力较量的阶段，自己坐困愁城于事无补。而且，传言大鸟准备派兵押解自己出境，果真如此则使国家蒙羞。望容回国禀商，请兵伐韩。
可惜，李鸿章非但不抢占军事先机，还电令袁世凯“要坚贞，勿怯退”。
由于西方列强乐见中日互斗，迷信调停的结果是只等来俄使的一张空头支票，事后还发现其助人为乐的表态并未得到沙皇的许可。
读史的视角是全知的，洞悉前因后果。正因如此，后人无法代入当事人的情境去做判断，继而主观地认为其选择很蠢。
李鸿章退让求和，一是清楚打不过，二是俄使给了他虚幻的期待，自觉能以夷制夷。另外，不可“衅自我开”也是老传统了，两次鸦片战争教训深刻——要么不打给点小钱，要么打输赔光家底。
当然，坐失战机，北洋肯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因此而苛责李鸿章，也不客观。英雄不过是历史长河里的游泳健将，他们刷新了纪录，赢得了喝彩，并因此名垂青史。
但对长河的流向，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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