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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京城,是权力的中心,是财富的聚集地,生活方面也相对来说比较便利。

那些身居高位的朝廷重臣,在京城为官数十年,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繁荣,也积累了深厚的人脉与资源。

然而退休之后,这些在京城深耕半生的权贵们,却多数会选择收拾行囊,返回远离喧嚣的家乡。

这些曾经手握重权的人,为何在暮年之际,都选择远离权力中心,回归故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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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城生活成本太高

古代官员退休,官方称之为“致仕”。

按照礼制,臣子到了六十或七十岁,便需主动向皇帝请辞,“老病不堪厘务者”“老疾不能任事者”,是最稳妥、最易被批准的借口。

老臣主动请辞,既是承认自身年迈体衰、无力继续任职,也是为后辈官员腾出晋升空间,保障封建官僚体制的正常运转。

因此,在官员致仕获批后,皇帝往往会赐下物质与精神上的赏赐或优待,以示体恤。

当然,少数德高望重、根基深厚,或是能力突出、拥有丰富治国经验的重臣,退休后可能被皇帝“返聘”。

辈分高、功劳大的老臣,若腿脚不便,朝廷还会专门派人将其抬至大殿议事,不过这是极少数。

对绝大多数官员而言,退休后留在京城,不仅易遭皇帝猜忌,更难以为继生计。

古代生产力远不及今日,一国经济主要集中在京城及少数主城,繁华背后,是极高的居住与生活成本。

最关键的是,官员任职时居住的官邸属于公家财产,一旦致仕卸任,便需立即搬走。

即便有少数官员因立下大功,被皇帝直接赏赐宅邸,但对绝大多数官员而言,即便奋斗大半辈子,也未必能在京城购置一处房产。

房价高、房租贵,是古人最头疼的问题,正所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且官员退休后,大多无法领取在任时期的“全俸”,不少人仅能拿到半俸,甚至只能依靠朝廷赏赐的几亩薄田维持养老生活。

这样的收入水平,根本无力承担京城的高额开支。

反观家乡,有家族遗留的田产、房屋,生活成本低廉,这让归乡成为多数官员退休后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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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叶落归根”的执念

在中国,“安土重迁”“叶落归根”从来都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深深扎根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基因。

古代官员大多出身农耕家庭,自幼在乡村长大,土地是他们的根,家乡是他们的魂。

家乡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承载着他们童年记忆、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

一个人长大后无论走多远、官多大,最终都要回归故土。

他们年少时,背负着全族的期望,告别家乡,奔赴京城求学、为官,历经数十年的官场沉浮,尝尽了人情冷暖。

暮年之际,内心最渴望的,便是回归宁静,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安享晚年。

汉代的第五伦、唐代的张九龄、明代的刘伯温,无数官员在退休后,都选择了归乡。

他们之所以执意归乡,不仅是因为对故土的眷恋,更因为家乡有他们的家族根基。

那里有世代经营的产业,有祖先的坟茔,有家族的祠堂,有血脉相连的族人。

古代中国家族观念极为浓厚,“宗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官员作为家族的荣耀,退休后归乡也是一种责任与义务。

他们回到家乡,主持宗族事务,教育后辈子弟,传承家族文化,维系家族的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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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哲保身,远离权力漩涡

官场中的权力斗争从未停歇,即便退休,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留在京城,容易卷入新的政治纷争,招致祸患。

古代官场的政治生态极为复杂,各种派系、各种集团此消彼长。

即便退休,他们在官场数十年积累的人脉、威望,以及曾经的政治立场,都可能让他们成为各方势力拉拢或打击的对象。

或许是无意间的一句闲谈,或许是一次无意的会面,都可能被解读为对某个政治派别的支持或反对,从而招致杀身之祸。

而且留在京城,也容易遭到政敌的打击报复。

官场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官员在任期间,难免会因为权力斗争、政见不同,得罪一些人。

这些政敌,在官员在职期间,或许因为忌惮其权力,不敢轻举妄动。

可一旦官员退休,失去了权力的庇护,他们便会趁机报复,轻则污蔑诽谤,重则株连家族。

家乡是官员的根基所在,那里有家族的势力、邻里的支持,京城的政敌很难将势力延伸到偏远的乡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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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心难测,推动官员主动归乡

古代官员退休后不留在京城,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原因——皇帝的隐性诉求。

在封建皇权社会,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退休官员的去向也始终在皇帝的掌控之中。

鼓励退休官员归乡,看似是尊重官员的个人选择,实则也是皇帝维护皇权、平衡朝局的一种策略。

第一,防止退休官员干预朝政。

古代官员,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重臣,在职期间积累了深厚的威望和庞大的人脉。

即便退休不再手握重权,也依然有能力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影响朝廷的政策决策。

这种影响力,无疑会削弱皇帝的权威,影响政令的贯彻执行,威胁到皇权的稳定。

而让退休官员归乡,便是皇帝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

一旦官员离开京城,远离权力中心,便很难再对朝政产生影响,皇帝也能更好地掌控朝局。

第二,避免退休官员在京城形成势力集团。

官场中派系林立,利益交织,如果大量有影响力的退休官员聚集在京城,他们很可能会相互勾结,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集团。

尤其是那些曾经手握重权的官员,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一旦聚集在一起,便会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因此,皇帝会鼓励退休官员归乡,将他们分散到各地,从而有效防止他们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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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归乡不是落幕,退休官员还可以继续发光发热

古代官员退休后归乡,并非就是彻底淡出历史舞台,过上了与世隔绝、闲云野鹤的生活。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古代官员而言,归乡并不是人生的落幕,而是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春”。

他们在家乡,依然坚守着士大夫的家国情怀,践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

一方面,退休官员归乡后,助力地方治理。

在古代,很多时候县以下的地方并没有正式的官员编制,许多地方事务,都需要依靠有威望、有能力的乡绅来处理。

退休官员,大多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广泛的人脉关系,他们回到家乡后,便成为地方上的“乡村贤达”,受到当地百姓的尊崇。

皇帝鼓励他们归乡,也是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协助处理地方事务,弥补中央集权制度下地方治理的不足。

既让退休官员有了发挥余热的舞台,也弥补了地方治理的短板,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们调解邻里纠纷,维护地方秩序,兴办学堂,传播文化,修建水利,发展农业,为地方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汉代的第五伦请辞时,汉章帝感念其一生忠直清严,以二千石俸禄终身供养,另加赐钱五十万、公宅一所。

他荣归故里之后,安守乡里、教化一方,受到当地百姓的广泛尊崇。

明代的海瑞,退休后归乡之后闲不住,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调解邻里纠纷,严惩恶霸等,“海青天”的形象屹立不倒。

另一方面,退休官员归乡后,专注于文学创作和思想探索,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

古代官员,大多是读书人,他们在职期间,忙于政务,没有太多的时间专注于文学创作和思想探索。

退休归乡后,远离了官场的纷争,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文学创作和思想探索。

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半官半隐比较清闲,于是和师友唱和写诗、整理编写诗集。

宋朝规定官员年满七十即可正常致仕,还给出了实打实的保障:退休后大多能领取半份俸禄,功勋卓著者更可享受全俸待遇,衣食无忧。

为了让老臣晚年更有尊荣,朝廷还常采用先晋其官阶,再准其致仕的做法,以此提高退休待遇;部分重臣还能凭借资历,让子孙获得入仕机会,恩荫相济。

比如司马光,因政见不同主动请退,居于洛阳十余年。朝廷并未薄待这位老臣,依旧给予优厚待遇。因此他得以潜心著述,最终成就了千古史学名著《资治通鉴》。

此外,许多退休官员,还会在家乡兴办学堂,招收邻里子弟,免费授课,培养人才,形成了“耕读传家”的良好风气,也为国家输送了大量的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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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也许在我们看来,放弃京城的繁华回归乡野,似乎是一种遗憾。

可在古代官员看来,这却是最明智的选择。

在京城,他们是身居高位的官员,背负着朝廷的责任,应对着复杂的官场纷争,身心俱疲。

而回到家乡,他们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与重担,享受天伦之乐,发挥余热,践行士大夫的家国情怀。

人生一世,进退皆有章法。古人致仕,求的是安稳体面,盼的是阖家安康。

今日除夕,愿我们新的一年,进退有度,得失从容,既有前路可奔赴,亦有归途可安心。

【end】